国有股转让形式比较

<正>上市公司股权性质变更主要是指上市公司国有股权性质变更。国有股权变更有两种形式。一是国有股直接转让。国有股直接转让往往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变更同时发生;二是国有控股股东改制。国有控股股东改制通常使上市公司最终控股人发生变更。2003年经国资委和财政部批准的在内,共有137家国有控股股东转让国有股份,转让国有股总数达     

股权激励与财务重述——基于中国A股市场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5—2007年中国A股市场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及其配对样本为研究对象,采用Logistic回归法,考察了股权激励与财务重述的相关关系。研究发现,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发生财务重述的可能性要显著高于未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相比基于业绩的股权激励模式,实施基于股价的股权激励模式的公司发生财务重述的可能性更高。研究结论支持了有股权激励尤其有基于股价的股权激励模式的上市公司经营者可能有短期盈余操纵行为的观点。     

大股东减持、股权转让溢价与控制权私利

本文以中国 A 股市场的数据,对大小非解禁后大股东减持的股权转让溢价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全面的观察与测度.研究发现大小非解禁后大股东均通过减持获取股权转让溢价,但控股股东的减持获利水平显著高于非控股股东,减持成为我国控制权私有收益的一种新途径.实证研究显示,控股股东的股权转让溢价受控制权程度、股权制衡度、股权性质和公司资产管理效率的影响.控股股东的控制权程度与股权转让溢价正相关,股权制衡度与股权转让溢价负相关,经营绩效与控股股东的股权转让溢价负相关.本文建议加强对非国有控股公司控股股东股权转让行为的监管,并积极推动第二至第五大股东对控股股东的制衡作用.     

非控股大股东与公司投资决策

本文以2004—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非控股大股东对公司投资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非控股大股东显著提升了公司投资支出—投资机会敏感性。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相比控股股东未股权质押的公司，非控股大股东对投资支出—投资机会敏感性的影响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司中更显著；相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低的时期，非控股大股东对公司投资支出—投资机会敏感性的影响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的时期更显著。进一步考虑非控股大股东异质性发现，相较于国有非控股大股东与其他非控股大股东，外资非控股大股东对公司投资支出—投资机会敏感性的正向影响更显著。经济后果分析表明，非控股大股东对投资决策的积极影响最终能够提升公司的增长和清算期权价值。     

公司治理与掏空

本文采用非平衡面板数据模型检验了公司治理机制对控股股东掏空的影响。研究发现,独立董事对控股股东的掏空无监督效果;股权集中加剧了控股股东的掏空;股权制衡对控股股东的掏空无影响;管理者持股与基金持股均能抑制控股股东的掏空;国家控制没有加剧控股股东的掏空;企业集团控制加剧了控股股东的掏空;信息披露透明度和投资者保护均显著影响了控股股东的掏空;产品市场竞争是抑制控股股东掏空的有效机制。     

制度变迁是否改善了公司治理效应——来自股权分置改革的经验证据

本文从股权分置制度变迁的角度研究公司治理效应及其内在机理。运用chow检验方法,以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为结构断点,发现公司治理效应的回归方程在2003—2009年全样本期间发生了显著的结构性变化,股权分置改革显著改善了控股股东和管理层股权激励的治理效应。进一步研究表明,股改显著改善了非国有控股公司治理机制,而对国有控股公司治理机制的改善有限。研究发现,对从制度层面研究公司治理机制提供了一个新的重要视角,也为制度变迁影响经济绩效提供了经验证据。     

公司治理与掏空

本文采用非平衡面板数据模型检验了公司治理机制对控股股东掏空的影响。研究发现，独立董事对控股股东的掏空无监督效果；股权集中加剧了控股股东的掏空；股权制衡对控股股东的掏空无影响；管理者持股与基金持股均能抑制控股股东的掏空；国家控制没有加剧控股股东的掏空；企业集团控制加剧了控股股东的掏空；信息披露透明度和投资者保护均显著影响了控股股东的掏空；产品市场竞争是抑制控股股东掏空的有效机制。     

第一大股东、股权集中度和公司绩效

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普遍具有积极的治理功能,第一大股东的治理动力随着其持股的增加而增大。无论控股股东的性质如何,大股东持股都能够强化控股股东改善公司绩效的动机。但是,激励效应的强度受其性质的显著影响:流通股股东控股比例的解释力最强,法人股股东其次,国家股股东最弱。流通股股东随着其对公司管理控制权的增大,其激励作用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由消极的激励功能转化为积极的治理功能。作为控股股东的流通股股东所发挥的积极治理功能还表明,流通股比例的消极治理影响根本源于流通股股东的非控股地位及其所产生的权利弱化。股权越集中,大股东参与管理改善的动机和能力就越强。对于中国现行的市场环境和法律制度而言,较高程度的集中控股是一个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另外,控股股东性质的改变也会导致治理激励强度的显著改变。     

基于盈余管理动机的财务重述研究

基于盈余管理动机对财务重述公司进行研究后发现,相对于非重述公司,重述公司的短期经营性应计显著偏高;重述与非重述公司的非经常性损益不存在显著差异。研究还发现,重述公司往往股权分散、盈利水平低、流动性差、资产周转速度慢、负债率高,并且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和被ST的可能性更高。     

股权激励、控股股东性质与信贷契约选择

我国公司股权相对集中,股权激励方案的设计和实施容易受到控股股东的影响.鉴于此,文章基于股权激励的行为引导效应和信号传递效应,以2009-2015年推行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剖析了在不同性质控股股东的调节作用下,股权激励的实施对信贷契约选择的不同影响.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双重差分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第一,国有控股公司的股权激励容易诱发管理层对信贷资金(特别是长期信贷资金)的偏好,而政府干预所形成的预算软约束使银行只能通过提高利率进行自我保护.第二,非国有控股股东对股权激励效应的调节作用与其现金流权和控制权分离情况密切相关.当两权匹配时,股权激励能够缓解管理层代理问题,此时银行预期债务企业的内部治理水平提升,从而公司可获得宽松的信贷契约;而当两权分离时,股权激励容易产生合谋效应,此时银行预期债务企业的内部治理水平降低,进而提出更加严苛的信贷契约条件.文章拓展了股权激励治理效应的研究,而且对于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有效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关联交易、公司治理与国有股改革——来自我国资本市场的实证证据

近年的大量恶性案例表明关联交易已经成为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的一个严重问题。本文在全面分析1998—2 0 0 2年间我国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总体状况的基础上,从不同角度考察了关联交易与股权结构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关联交易的发生规模与股权集中度显著正相关,持股比例超过10 %的控股股东数目的增加会降低关联交易的发生金额和概率。此外,控股股东间的制衡能力越强,发生关联交易的可能性越低、金额越小。这些发现为通过增加控股股东数目,改“一股独大”为“多股同大”来改善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保护投资者利益的改革思路提供了实证证据     

关联交易与公司治理机制

由于公司治理水平低,我国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利用关联交易掏空公司的情况非常严重。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关联交易的发生概率呈倒U型关系;股权制衡度与关联交易的发生概率显著负相关;隶属于企业集团增加了关联交易的发生概率;董事会效率、信息披露透明度与关联交易的发生概率无显著关系。     

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 and product market competition

This article assesses the effects of the competitive structure of a product market on a firm’s 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 Our model demonstrates that shareholders strategically determine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 including the manager’s stock ownership and his controlling power over the firm, in order to maximize their utility in the product market competition. We find that the manager’s stock ownership is lower and his controlling power over the firm is higher when the firm’s product is more profitable or when competition within the product market is more severe. The inefficiency of the wealth transfer from shareholders to the manager also affects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     

何种内部治理机制影响了公司权益代理成本--大股东与董事会治理效率的比较

文章采用相对管理费用作为权益代理成本的代理变量,以1999~2002年上市公司为对象,检验了两种核心的内部治理机制———大股东和董事会对公司经营者代理问题的影响。研究发现,董事会独立性在国家控股公司与非国家控股公司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对公司权益代理成本几乎没有影响;相反,终极控股权性质对权益代理成本产生了显著影响,即无论是否考虑董事会独立性的影响,国家控股公司的代理成本显著高于非国家控股公司;并且,在国家控股公司中,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公司权益代理成本越高。此外,文章还发现,国家控股方式影响了公司权益代理成本,国资部门控股公司代理成本显著高于其他的国家控股公司。     

投资者保护视角下治理环境与股改对价之间的关系研究

分别使用市场化指数和政府有效性指数作为治理环境的替代变量,在投资者保护的分析框架下,本文讨论了治理环境在股改对价和送出率确定过程中的作用。我们发现,上市公司所处地区的治理环境越好,对价越低;同时,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对价之间呈负相关关系,然而这种关系只在治理环境差的子样本中显著。总之,较好的治理环境会使上市公司产生"公司治理溢价",从而明显降低股权分置改革的成本,并可以显著缓解机构投资者和非流通股股东"合谋"侵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等代理问题的发生。     

税负抑制了公司投资吗?——基于国有股权私有收益的解释

文章分析了税负对公司投资决策的影响.与民营控股股东不同,作为国有企业的最终股东,政府不仅可以获得与股权投资相关的收益,而且可以获得独占性的税收,独占性的税收收入越高,政府控股的私有收益越大.因此,国有企业在投资决策时不仅考虑税后现金流量,而且会关注相关的预期税负,这提高了国有企业的投资?预期税负敏感性;政府对税收的需求越大,国有企业的投资?预期税负敏感性越高.实证结果表明:(1)与民营控股上市公司相比,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投资与预期税负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更弱;(2)随着注册地基础设施投资回报率的增加,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投资与预期税负之间的负相关性显著下降.因此,最大化税收收入也是国有企业投资决策的重要考虑因素.文章为我国股权结构在公司财务决策中的作用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的关系研究——来自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股权结构是影响公司治理的重要因素,利用多元线性回归对股权治理、债权治理、管理层激励三个层面进行分析,探讨其对公司治理的影响程度。实证表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和管理者持股比例与公司治理呈正相关关系,而现金流动负债比率和资产负债率与公司治理呈负相关关系。然而我国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股权治理结构并不合理,应进一步优化股权结构、完善监管体系以及建立多元化投资体系等来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政府控制、制度环境与上市公司财务重述行为

在我国转轨经济背景下,政府干预对企业行为具有重要影响。本文以财务重述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不同层级的政府干预和地区制度环境与上市公司财务重述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与非政府控制的公司相比,政府控制的公司尤其是地方政府控制的公司发生财务重述的概率更高,而公司所处地区制度环境的改善能够显著降低上市公司发生财务重述的概率。具体来说,公司所处地区的市场化进程越快、政府干预越少、法治水平越高,上市公司发生财务重述的可能性越低。本文为理解转型经济中政府在公司信息披露行为中的作用提供了实证支持,拓展了财务重述影响因素的研究,同时提供了改善公司财务报告质量的有效路径。     

总经理更换、公司治理和经理人员寻租行为——来自上市公司总经理更换当年投资决策的经验证据

本文选取2003～2005年披露最终控制人的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研究不同股权性质的上市公司总经理更换当年的投资决策。研究结果显示，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总经理更换当年没有明显的寻租行为，民营控股上市公司总经理更换当年存在明显的寻租行为。但是，无论是国有还是民营控股上市公司，公司治理都不能有效地抑制总经理离任前的寻租行为。     

The Nature of the Business Corporation: Its Legal Structure and Economic Functions

Between a classical firm and a business corporation lies a fundamental difference in legal structure. While the first consists of a single ownership relation between owners and assets, the second consists of two overlapping ownership relations—between shareholders and the corporation, and between the corporation and corporate assets. The latter legal relation is indirect and exists only through the intermediary of the corporation that performs the dual role of a thing and a person. This paper shows how such two–tier ownership structure of the business corporation fundamentally affects the form of its organization, the ways and means of its governance and the efficiency of its performances.
JEL Classification Numbers: D23, G30, K00, K22, L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