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极控股股东控制权与全流通背景下的大股东减持

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随着大批限售股解禁,大小非减持已成为当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面临的关键问题。文章在理论上首次通过动态模型研究大股东减持,结果发现控股股东最优减持与其现金流权及公司治理水平正相关,而与控制权私利、外部市场回报负相关,且减持并非其必然选择。同时,由于调整成本的存在,控股股东减持是一个持续的动态过程。基于第一大股东减持数据,实证研究结果基本验证了理论发现。文章揭示了大股东减持的内在机制,为股权分置改革后大股东持股结构调整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当前市场上的减持现象。     

控制权转移、股权制衡与大股东利益侵占——来自上市公司高管变更的经验证据

股份制改组中片面强调公有制主体地位以及股票发行制度的行政审批和额度控制，造成了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控制问题严重。特别是上市公司在控制权转移后，控股股东控制会采取一系列措施来侵占中小股东利益。本文研究了控制权转移后股权制衡与大股东利益侵占之间的关系，这将为我国今后的产权改革和投资者保护研究提供很好的经验证据。本文研究发现：（1）控制权转移后的董事变更比例、高级管理人员变更比例和控股股东在目标公司董事会中所占的席位比例与大股东利益侵占都显著正相关；（2）控制权转移后的第二至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大股东利益侵占呈明显的U型关系；（3）在股权制衡中，第二至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之比与大股东利益侵占都显著负相关。     

大小非解禁的市场反应

本文利用事件研究方法,研究截止2010年3月31日解禁的大小非样本对二级市场股票价格的影响。结果表明,大小非解禁对市场产生了显著负面影响。在此基础上,对大小非样本进行了分类研究,发现大小非解禁后真正对二级市场产生的实质性冲击主要集中在高估值、非控股股东和自由减持三类样本,而在解禁前中低估值、控股股东和大宗交易减持三类大小非样本对二级市场存在一定的心理冲击,但幅度有限,且在解禁后市场对解禁前的心理冲击有一定的矫正。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高估值和非控股股东两类大小非样本在解禁前存在明显人为拉高股价的操纵迹象。     

股权结构与控股股东行为的实证研究

关于股权结构与控制权收益实证分析表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控制权收益越高;第二大股东与第一大股东之间的相互制衡有利于限制控股股东的掠夺行为,减少控制权收益。因此,降低股权集中度、充分发挥大股东之间的相互制衡作用是规范控股股东行为的关键所在。     

监督成本对股东减持的影响分析:股权分置改革角度

基于我国股权分置改革这一自然实验,文章主要关注股权流动性变化对股东持股决策的影响。以股权分置改革后非控股股东减持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股份获得流通权后,非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有明显的下降。进一步地,文章还研究了监督能力对非控股股东减持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内外部治理水平越低、控股与非控股股东间信息不对称程度越高,非控股股东在股权分置改革后减持比例越大,即随着监督能力的下降,流动性提高后非控股股东倾向于"用脚投票"。     

后股权分置时代控股股东减持与上市公司的价值关系——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分析

笔者以深交所上市公司为例,实证研究控股股东减持对公司价值的影响。结果表明无论是国家控制的上市公司还是非国家控制的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减持都可以提升上市公司价值。但是,国家控制公司控股股东减持所带来的公司价值的提高低于非国家控制公司价值的提高。控股股东减持有利于公司股权结构的优化,对其应该进行正确的引导,既有控股股东又有制衡股东的股权结构应该成为后股权分置时代上市公司股权结构调整的方向。     

公司控制权的隐性收益——来自中国非流通股转让市场的研究

现有关于公司治理结构的研究文献表明,公司的控股股东一般会利用其对公司的控制权,从中获取种种隐性收益。本文通过分析我国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转让交易中,控股股份与非控股股份在转让价格上的差异,对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的隐性收益进行定量分析。本文分析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的隐性收益水平约为流通股市价的4％,相当于非控股股东的非流通股转让价格的28％。研究还表明,控股股东对公司的控制力越强,则公司控制权的隐性收益便越高;而公司流通股规模越大,则公司控制权的隐性收益便越低。同时,公司负债并不能成为约束大股东掠夺行为的有效工具。     

上市公司控制权交易溢价的计量考察及其影响因素探析

通过分析我国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转让交易中控制权交易与小额股权交易在转让价格上的差异，对上市公司控制权价值进行定量分析表明，上市公司控制权价值约为17．4％左右，与国际平均水平接近。根据控制权价值的影响因素分析，这种控制权价值主要来自上市公司本身具有的壳价值。非流通股股权转让的溢价水平与转让比例、流通股比例、总资产规模和净资产收益率负相关，与流通股规模、资产负债率、转让后的控股比例和每股现金量正相关；而流通股规模与控制权价值正相关，流通股比例和上市公司的总资产规模与控制权价值溢价负相关。     

我国民营上市公司股权制衡度与公司绩效关系分析

本文以我国沪深两市409家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股权制衡度与公司绩效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民营上市公司股权制衡度与公司绩效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因此,多个股东分享控制权的治理机制能有效抑制第一大股东的侵害行为,从而有利于公司绩效的提高。     

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及其对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

在对大股东的性质作出清晰界定的基础上,本文考察了中国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情况及其对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和经营绩效之间有着显著的正向线性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在不同性质的控股股东中都是存在的。具体来说,在中央直属国有企业和私有产权控股的上市公司中股权集中度所表现的激励程度最高,地方所属国有企业控股的上市公司次之,而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控股的上市公司最低。同时,过高的股权制衡程度对公司的经营绩效有负面影响。但是,不同性质外部大股东的作用效果有明显差别,而且其在不同性质控股股东控制的上市公司中的表现也不尽一致。     

终极控制权、大股东制衡与 信息披露质量

本文从第二类代理问题和特殊资产保护出发,基于终极控制权,探讨控股股东和其他大股东以及大股东制衡机制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战略及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1）虽然控股股东控制权比例越高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显得越可靠和及时,但控股股东无意于提升信息披露的相关性。（2）控股股东现金流权比例越高,即其特殊资产卷入程度越高,越有可能卷入信息操纵。提高信息披露的可靠性和及时性,但同样无意于提升信息披露的相关性。（3）其他大股东可能阻碍控股股东操控信息披露,其他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越有可能对信息披露以及信息披露的可靠性和及时性产生负面作用。（4）其他大股东制衡度与信息披露指数、信息披露可靠性和及时性之间表现为显著的U型关系。     

政府干预、同属管辖与自利性股权转让市场反应研究——基于控制权转让溢价和内幕交易的视角

本文采用2001-2006年发生的407起上市公司大宗股权协议转让数据,研究了实际控制人性质、股权性质变更和控制权转让方式对转让溢价的影响,发现政府作为目标公司实际控制人,具有与非政府实际控制人所不同的掏空方式;政府实际控制人将控制权转让给不具有政府背景的并购方时,更倾向于收取较高的转让溢价;在政府普遍干预控制权市场的制度背景下,异地出让控制权带有明显的地方保护主义色彩;并购方收购目标公司的溢价越高,内幕交易越严重,宣告日前的累计超额收益成为大股东攫取控制权私有收益的最终实现形式。     

公司控制权与公司价值研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分析

资本市场的发展和上市公司质量的逐步改善,公司控制权的作用逐渐显现;上市公司控制权与公司价值研究已成为理论界和公司实践中关注的焦点。基于不同性质的控股股东、股权制衡对公司价值的不同影响这一观点,分别从股权集中度及股权制衡这两个角度提出相应假设,并选取30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对其2010—2012年的财务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股权过于集中不利于公司价值的提升,而加强股权制衡度则可以加强外部股东的监督作用,从而对公司价值的提升能力越好。     

公司股权特征对其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政策的影响研究——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例

股权特征是公司治理和控制权配置的基础,会计系统是公司治理机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司股权特征会对其会计政策选择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文章选择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政策为代表对两者之间关系进行探讨。选取2007—2017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公司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高管持股、机构投资者持股以及实际控制人五个维度考察了股权特征对资产减值计提政策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资产减值计提之间的关系呈N型;大股东之间制衡程度越高,资产减值的计提比例越高,中小股东对大股东制衡程度与资产减值计提同样呈正相关;高管持股与资产减值计提呈负相关;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对资产减值计提比例具有正向影响关系;当实际控制人为国企时,公司倾向于计提较高比例的资产减值准备。这些结论为研究企业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等会计政策的影响因素提供了经验证据。     

我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剥夺中小股东利益问题的研究

文章对我国上市公司中的控股股东剥夺中小股东利益的原因、条件和方式进行了分析,并运用Barclay和Holderness提出的大宗股权转让溢价的方法对我国上市公司中控股股东剥夺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中的大宗股权的溢价达到了43.8%远远超出了公司治理较好的发达国家中的同类事件的股权溢价。因此,作者认为应当通过加快对中小股东权益保护方面的法律的制定,加强对相关事件查处的力度、建立我国上市公司的诚信机制和完善我国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来减少我国上市公司中大股东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侵占。     

非控股大股东与公司投资决策

本文以2004—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非控股大股东对公司投资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非控股大股东显著提升了公司投资支出—投资机会敏感性。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相比控股股东未股权质押的公司，非控股大股东对投资支出—投资机会敏感性的影响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司中更显著；相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低的时期，非控股大股东对公司投资支出—投资机会敏感性的影响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的时期更显著。进一步考虑非控股大股东异质性发现，相较于国有非控股大股东与其他非控股大股东，外资非控股大股东对公司投资支出—投资机会敏感性的正向影响更显著。经济后果分析表明，非控股大股东对投资决策的积极影响最终能够提升公司的增长和清算期权价值。     

控股股东持股比率、股权制衡与控制权私人收益研究

文章从控股股东持股比率和股权制衡相互作用的角度研究控制权私人收益。通过对沪深两市上市公司2006—2009年的样本研究发现由于股权制衡的作用,控股股东持股比率与控制权私人收益呈现倒U型形态,即控股股东的控制权私人收益先随着其持股比率的上升而上升,后随着持股比率的上升而下降。     

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收益的实证分析

公司控制权的私有收益实际是控股股东对其他股东利益的侵占。文章通过实证分析,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确实存在控制权私有收益,并且其平均水平为45．76％。研究结果还表明,股权转让规模与控制权收益负相关,资产管理效率与控制权收益负相关。抑制控制权私有收益对于公司治理及资本市场都是有积极意义的,而抑制控制权收益可以从法律和公司治理两方面入手。     

控制权利益与上市公司的融资决策

本文从大股东控制权利益的角度考察了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决策。研究结果表明：大股东控制权稳固的公司负债比率较低，大股东控制权不太稳固的公司负债比率较高，总体上，公司的负债比率与大股东控制权的稳固程度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当公司需要从外部筹集资金时，大股东控制权稳固的公司偏好股权融资，大股东控制权不太稳固的公司偏好债务融资。这些结果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并非单一地偏好外部股权融资，上市公司对债务融资或股权融资的选择，是大股东出于控制权利益的考虑，在不同的融资方式对保持控制权和控制权价值的大小所造成的影响之间进行权衡的结果。     

论控股股东在控制股出让中的诚信义务

随着我国目前国资改革进程的推进，各地正在掀起国有股转让浪潮。其中，大股东通过资产重组掏空上市公司的现象尤为严重。上市公司频频更换控股股东，导致公司经营一落千丈，带上“ST”帽子的事件仍然时有发生。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我国控股股东诚信义务立法的缺位，尤其是具体到控制股转让这一领域中，控股股东的出售股权行为应当受到法律制约，应当从立法上确认控股股东在转让控制权时对公司和少数股东负有诚信义务。本文将对此问题试加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