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动机异质性、双边投资协定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基于GMM分析法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GMM分析法利用2004—2014年中国对116个国家的直接投资存量数据,从对外投资动机异质性的角度分析了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发现,从整体上看,双边投资协定没有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显著的影响;双边投资协定对不同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有着显著的差异,具体来看,双边投资协定对自然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和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产生了显著积极的影响,而对效率寻求型和战略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没有产生显著影响.     

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遵循比较优势了吗?——基于国家-行业层面

本文运用2005-2014年ORBIS全球企业数据库中的中国企业海外制造业子公司数量这一微观数据,基于投资引力模型,尝试从国家-行业层面验证中国企业在进行海外制造业投资时是否遵循了比较优势.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企业在进行海外制造业投资时遵循了比较优势,即会将熟练劳动密集度高的行业投资到熟练劳动丰裕度高的国家,而将熟练劳动密集度低的行业投资到熟练劳动丰裕度低的国家.另外,中国制造业在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自然资源寻求动机和市场寻求动机,自由贸易协定和双边投资协定没有对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产生显著影响.     

东道国经济增长、外债规模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为考察东道国经济增长、外债规模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文章采用2003-2014年间中国对76个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跨国直接投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东道国经济增长、外债规模均对中国OFDI具有显著的正影响,外债规模会弱化经济增长对中国OFDI的正向作用.在运用动态面板系统GMM方法控制内生性问题后,所得结果支持“促进论”的观点,即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外债规模吸引着中国OFDI,但不可忽略东道国外债规模、资源禀赋和技术水平都会弱化经济增长对中国OFDI促进效应这一事实.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能否提高进口产品质量——基于工业企业的微观证据

本文通过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海关数据库和《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匹配而得的微观企业层面的综合数据库,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进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OFDI会显著提高其当年进口产品质量.在运用PSM-DID方法和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后,上述结果依然稳健.进一步对企业OFDI影响进口产品质量的作用机制进行分析与检验发现,企业OFDI对进口产品质量的提升通过学习效应和关联效应发挥作用.     

对外直接投资能否提升中国持续创新能力

本文利用2006-2018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对外直接投资对持续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全国样本OFDI促进了持续创新,但区域差异显著,OFDI显著地促进了中西部地区的持续创新,而对东部地区持续创新的影响不显著;在全国样本门槛效应检验中,随着OFDI规模的逐渐增长,OFDI对持续创新的影响不断减弱.适度规模的研发投入和适度的制度水平对OFDI与持续创新关系的影响最显著;分区域进行门槛效应检验后发现,东中西部地区均不存在制度水平的门槛效应.东部地区在OFDI规模约束下与全国样本结果类似.中部地区随着OFDI规模和研发投入的增长,OFDI对持续创新的影响由负转正.西部地区随着OFDI规模的增长,OFDI对持续创新的影响由负转正,且正向影响在减弱,随着研发投入中研发经费的增加,OFDI对持续创新的影响由负转正.     

签订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吸收FDI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引力模型为基础,利用1990~2011年40个与中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国家的面板数据,采用混合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签订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双边投资协定的签订显著地促进了各国对中国的投资,中国与发达国家签订双边投资协定的投资促进效果更好。     

主权债务风险与对外直接投资——来自中国的经验研究

文章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为例,构建动态面板计量模型,对主权债务风险与OFDI的结构化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东道国外债规模与中国企业OFDI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而短期偿债能力指标及长期偿债能力则与OFDI存在正向联系,而且东道国长期偿债能力的提高对于OFDI的增长具有更大的积极作用。控制变量中东道国的经济规模、自然资源禀赋、制度质量及双边贸易规模四个因素也对OFDI形成正面的吸引力,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国企业OFDI中的市场和资源寻求动机。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

本文作为中国企业国际化问题的理论分析部分,着重探讨了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分析其主流理论的内涵及其对对外直接投资的指导意义。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及其动因进行了实证考查,结合以上理论分析提出了中国企业国际化三层次理论模式。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

当前人民币升值压力背景下,不论从理论还是现实角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量仍将呈上升趋势.本文结合当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分布现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问题进行分析,推导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的策略.     

双边投资协定国民待遇条款的中国实践:历史经验与未来演进北大核心CSSCI

中国在双边投资协定中国民待遇条款的行为逻辑包括需求、类型和供给三个维度,分别与国家资本流动活跃度、国家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比例,以及国内国际规则差异度密切相关。通过改革开放初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三个时间节点上中国国民待遇的国际和国内法律实践分析,阐明中外双边投资协定中的国民待遇条款和中国对外开放发展之间的深刻联系。为合理平衡中国对外开放与规制主权,适当规避中国卷入投资争端风险,中国未来投资协定应谨慎明晰准入前国民待遇适用条件,明确国民待遇例外,逐步扩大准入前国民待遇的适用对象范围。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内就业效应：基于投资主体和行业分析

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增长显著,发展迅猛。与此同时,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的影响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文章通过可获得的数据,建立计量模型和ADF检验,运用OLS方法研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投资主体和具体行业就业量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有企业和股份制企业的国内就业量有较小的替代作用,但对外商投资和港澳台...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基于供给侧结构改革视角

当前中国经济增速减缓,产能过剩,供需出现错配情况,需要进行供给侧改革,改革自生创新需求。在这一背景下,本文系统论述对外直接投资(OFDI)国外和国内两个阶段的逆向技术溢出传导机制,针对OFDI对中国创新能力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选取1995~2014年数据,基于结构方程模型(SEM)的实证分析表明,OFDI对创新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几种获取技术的路径对创新能力的影响均显著,但影响效果不同。国内研发和OFDI对创新作用的影响最大,进口的影响力度次之,引进外资(IFDI)对创新的提升作用最小。研究得出结论:OFDI存在创新效应,能有效驱动我国供给侧改革。     

税收饶让抵免对涉外投资影响效应的实证研究

为研究双边税收协定中饶让抵免条款对我国涉外投资的影响效应,运用2003~2010年37个国家的宏观面板数据,通过一个简单的实证分析模型分别检验了外国予以我国的税收饶让对外国对华直接投资(FDI)的影响以及我国予以外国的税收饶让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ODI)的影响。结果表明,税收饶让明显刺激了外国直接投资流量,但并未发现税收饶让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据此,建议在进行双边税收谈判与协定签订时,既要争取外国对我国的饶让抵免优惠,也要积极给予对外投资战略合作国家以税收饶让,从而充分利用国际税收协定,促进国内战略资本的优化布局,实现"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双向协调。     

双边税收协定能否为中国OFDI企业的生存提供保障——基于条款异质性的深层次透视

本文基于制度基础观，分析了双边税收协定(BTTs)对OFDI企业生存能力的影响机理，并以2008—2019年中国A股OFDI企业为样本，设定企业生存能力综合量化指标，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企业对BTTs已生效的东道国投资能显著提升其生存能力。其中，BTTs对OFDI企业生存能力的正向影响在非国有企业和跨国并购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缓解关系规制风险是BTTs提升OFDI企业生存能力的重要路径。进一步地，本文依据协定条款细则，构建了完整立体的BTTs异质性指标体系，实证结果揭示特殊型常设机构约定、消极投资所得预提税和利益限制条款是提升OFDI企业生存能力的关键性条款。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伴随着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的不断增强和走出去战略的不断实施,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发展。文章考察了2003~2009年间中国25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首次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和变截距模型相结合的方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发现: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经济的发展存在明显的促进作用,各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其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同。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平衡效应

在传统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替代和互补关系理论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引力模型,分别检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总体贸易平衡效应及分区域、分行业的贸易平衡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总体贸易平衡效应尚不明确;中国对不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具有不同动机,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贸易平衡效应存在差异;中国制造业、采矿业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缓解贸易失衡。基于此,可从产业选择和区位选择角度,就如何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促进对外贸易平衡发展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阶段的实证分析

在当今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中,国际直接投资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和"走出去"战略的逐步实施,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越来越受到关注.依据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特别是Dunning的"投资发展路径假说"(Investment Development Path Hypothesis ,IDP),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进行实证分析,表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滞后于国民经济整体发展水平.     

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对双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机制——基于知识资本模型的分析

基于跨国直接投资知识资本模型,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影响双边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完整分析框架,并从影响FDI的因素入手,梳理FTA可能作用于FDI的渠道和机制,即贸易成本效应、投资规则效应和市场规模效应。FTA通过贸易成本效应将促进垂直型FDI、抑制水平型FDI,并通过投资规则效应和市场规模效应促进垂直型FDI和水平型FDI。因此,对于垂直型FDI而言,双边FTA将起到明确的促进作用;对于水平型FDI而言,FTA的影响取决于正向的投资规则效应和市场规模效应与负向的贸易成本效应之间的角逐。选取26个发达国家、34个发展中国家1996—2017年双边投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建设自由贸易区对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既可起到推动作用,亦可起到阻碍作用,但通过对FTA内容的合理设置可以减少或规避对外资的不利因素。具体来说,中国同发达国家签署的自贸协定将促进双边直接投资;与发展中国家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既可能促进双边FDI,也可能阻碍双边FDI。因此,在FTA谈判中要权衡贸易成本效应和投资规则效应,较高标准的投资条款可使其对双边FDI发挥积极效应。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出口效应区域差异研究

采用全国1990~2005年数据,运用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分国别与地区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出口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相关性;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具有促进作用,但对于不同国别和地区影响程度不同;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的影响程度在长期和短期具有差异,短期内的影响程度较小,长期内影响较大。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

当前人民币升值压力背景下,不论从理论还是现实角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量仍将呈上升趋势。本文结合当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分布现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问题进行分析,推导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