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家族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实证分析

以2012年在深沪两市上市的我国家族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股权结构、董事会结构、高管激励等内部治理结构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家族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显著负相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公司绩效越差;管理者持股比例与家族上市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管理者持股比例越高,公司绩效越好;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独立董事的比例对公司绩效产生了显著影响。     

大股东控制与现金持有价值关系的经验研究

本文以沪深两市2005—2010年391家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大股东控制对中国上市公司现金持有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价值间是一种近似U型的非线性关系,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临界点为45%。将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现金持有量的交互项引入模型,回归发现,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小于45%时,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大股东控制的壕沟效应占主导;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超过45%时,交互项的回归结果不显著。没有证据表明第一大股东性质会对企业价值发挥显著影响。     

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配置现状与公司治理效率关系研究

我国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基本上掌握在第一大股东手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集中度指标Herfindal指数与反映公司治理效率的指标Tobin’Q值呈现出显著的正U型曲线关系,其分别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为53.38%、Herfindal指数为0.343时,Tobin’Q值达到最低。多数样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低于53.38%,股权集中度小于0.343。这说明,目前就整体而言,第一大股东在公司治理中的表现差强人意。另外,国有性质的第一大股东比非国有性质的第一大股东在公司治理中的表现更差,亦即更无效。     

非效率投资的因素分析:来自公司治理结构的证据

本文以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为样本,选取2004—2008年共计2063家公司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考察公司治理结构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本文建立两个基本回归模型,通过模型1,利用残差法将全部样本分成过度投资样本组和投资不足样本组;在模型1的分组基础上,建立不同形式的模型2,分别就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和董事会结构)对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和投资不足行为的影响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结果表明:(1)第一大股东持股与过度投资行为呈N型曲线关系,而第一大股东对投资不足行为具有积极的治理作用,同时,控股股东性质与公司的非效率投资行为不显著相关。(2)第二到第五股东持股对公司过度投资的影响程度甚于第一大股东持股。(3)我国的董事会制度存在缺陷,随着董事会规模的扩大和独立董事比例的提高,对公司的非效率投资的治理有消极的影响。     

第一大股东持股与高层管理人员变更：区间效应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6年上海证券交易所808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考察第一大股东持股对高管变更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公司绩效较好的情况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变更之间存在显著的U型相关关系,在第一大股东持股较分散的区间,第一大股东持股对更换高管人员具有消极作用,在第一大股东持股集中的区间,第一大股东持股则具有积极的监督约束管理者功能;在不同的第一大股东持股区间,均不能验证第一大股东持股对经营不善公司管理层更换的积极作用.研究结果同时验证了股权制衡的监督制衡作用,其他大股东的持股与更换管理层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股权的国有性质与高管变更未呈现显著的相关关系.实证结果还表明,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兼任与高管变更负相关,独立董事制度对高管变更的影响不能发挥其正面监督作用.     

股票增发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盈余管理的相关性研究

通过选取2003—2009年所有股票增发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数据,对股票增发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与其盈余管理行为的相关性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盈余管理程度呈正相关关系,流通股股东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盈余管理程度呈负相关关系,但增发公司盈余管理程度不受其产权主体性质的影响。     

股权集中度与经营绩效的关系研究

将2005年66家最终控制人为自然人的沪市民营上市公司作为实证研究对象,以EPS作为衡量经营绩效的指标,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S和第二到第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CR来衡量股权集中度,分析了沪市民营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与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得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经营绩效呈立方关系,第二到第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与经营绩效呈正相关关系的结论.     

上市公司大股东与监事会治理

大股东所有权性质和持股比例都会对监事会治理产生影响。通过实证分析，得出重要结论：第一大股东的所有权性质不同，会对监事会治理绩效产生不同的影响；由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不同所引致的代理权争夺，更有利于监事会治理绩效的改善。     

股权结构、现金持有量与企业投资行为

利用我国A股上市企业披露的2006—2009年的数据,实证检验了股权结构对现金持有量以及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股权集中的现象,管理者持股比例低,股权激励的效果并不明显,并存在过度投资的行为。在上市公司中,当其他大股东能与第一大股东相抗衡时,能抑制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当第一大股东处于控股地位,且其他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小于或与之相当时,二者相互勾结篡夺企业的资源。     

股权结构视角下的会计稳健性研究

会计稳健性作为一种协调企业契约各方利益冲突的机制,它能有效降低契约各方的代理成本,在中国资本市场的会计信息披露中提高其稳健性有其现实意义。文章从公司契约角度出发阐述了契约各方的需求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以2007年我国上市公司相关数据检验了不同股权结构特征指标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低的上市公司相对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高的公司其会计信息显示出更高的稳健性。     

产权性质、第一大股东与代理成本

通过分析产权性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代理成本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产权性质对于代理成本有着显著影响,其中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相比,代理成本显著较低。在此基础上,分别研究了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于代理成本的影响,结论显示在国有企业中,无论使用营业管理费用率还是资产周转率作为代理变量,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均与代理成本负相关,而非国有企业仅在以资产周转率为代理变量时有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大股东控制对现金持有影响的研究——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数据

从现金持有理论和股东控制权理论出发,以2002～2006年沪深两市526家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大股东控制权进行可靠的度量,建立了实证分析模型,研究了大股东控制及其约束机制对我国上市公司现金持有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大股东控制并不是导致我国上市公司高额现金持有的直接原因,大股东控制度较高的上市公司反而会持有较少的现金;股东之间的制约能够有效地减少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量。     

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与股权结构、股权制衡关系

本文通过代理理论的角度,结合中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特点,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的实证分析方法,考察了2002～2004年间的上市公司股权结构、股权制衡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主要得到如下研究结论:现金股利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正相关,与流通股比例负相关;第二大股东在对待现金股利的态度上,具有两面性;第二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的制衡度的提高,可以制约第一大股东的“利益输送”效应。     

大股东占资与股权结构、公司绩效——基于其他应收款视角的实证研究

以2003—2011年中国所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分别从股权结构和公司绩效两方面检验大股东占资的成因和经济后果,发现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处于较低水平时,大股东占资程度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显著负相关,与股权制衡度显著正相关;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处于较高水平时,大股东占资程度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显著正相关,与股权制衡度显著负相关。股权分置改革强化了激励效应,降低了攫取效应,显著降低了占资程度。此外,企业大股东占资程度对公司绩效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这一结果为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有价值的实证依据。     

公司治理结构能缓解非效率投资吗?——来自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以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为样本,选取2004—2008年共计2 063家公司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考察公司治理结构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文章建立两个基本回归模型,通过模型1利用残差法将全部样本分成过度投资样本组和投资不足样本组;在模型1的分组基础上,建立不同形式的模型2分别就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和董事会结构)对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和投资不足行为的影响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结果表明:(1)第一大股东持股与过度投资行为呈N型曲线关系,而第一大股东对投资不足行为具有积极的治理作用,同时,控股股东性质与公司的非效率投资行为不显著相关。(2)第二到第五股东持股形成的股权制衡机制失效,无法改善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另外,我们并没有发现董事会对非效率投资的约束功能:(1)随着董事会规模的扩大,董事会治理趋于无效,未能制约公司的非效率投资行为;(2)独立董事机制也是无效的,同样无法缓解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     

大股东制衡、投资者关系管理与盈余管理

以2005年深圳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实证检验发现,集中持股、具有信息绝对优势的大股东有动机实施盈余管理,而其他股东(第二至第五大股东)或者由于权力有限,或者由于不热衷,导致其对大股东的制衡作用有限,对盈余管理的影响不明显。为此,上市公司可能会采取其他降低信息不对称的机制(投资者关系管理),来提高大股东盈余操纵被发现的概率。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越高,盈余管理程度就越低。投资者关系管理能够有效地制约大股东的盈余操纵行为,并对其他大股东的制衡作用产生替代效应。     

股权制衡的公司治理效应实证研究——基于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波动的视角

评价股权结构治理效应的优劣,不能仅关注公司业绩水平的高低,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稳定性等风险指标同样重要,而且股权制衡和股权制衡度对上市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波动具有重要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股权制衡、股权制衡度能够降低上市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波动程度;第一大股东为国有股东时,股权制衡度降低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波动的效果更加明显。     

管理层变更和公司价值:制度原因和经济后果

本文通过对2005—2007年我国520家国有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研究了关于国有上市公司高管变更的三个影响因素:公司价值、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以及第一大股东持股的比例。研究结果表明:国有上市公司的价值与高管变更呈正相关关系;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以及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国有上市公司高管变更之间呈负相关关系;而变更所带来的绩效提升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明显。结果显示:国有上市公司的治理是较为有效的,基本反映了"公司绩效会影响职位变迁"的公司治理原则;公司中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会弱化董事对管理层的监督有效性;国企应加快国有股减持步伐,完善国有上市公司治理结构。     

混合所有制企业竞争力与股权结构关系研究——基于制造业的分析

文章选择制造业行业进行研究,通过建立混合所有制企业的竞争力指标体系,用因子分析法对符合条件的388家样本企业在2010-2014年的竞争力进行测评,然后研究了混合所有制企业竞争力与股权结构之间的定量关系,发现混合所有制企业竞争力与股权集中度呈"U"形关系、与股权制衡度呈正相关关系、与高管持股比例不相关,最后结合样本企业当前的股权结构现状,提出了提升混合所有制企业竞争力的对策,包括:适当降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提高第二大股东至第五大股东的合计持股比例、有意识的打造第二大股东、加大高管持股力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