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与合作：公共服务中NGO与政府的关系模式

公共服务领域的市场与政府失灵、非政府组织的伦理价值为公共服务治理结构的转型提供了契机。而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增强着公民与政府在公共事务上的合作管理,促进着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在公共服务中的良性互动。在实践中,各类非政府组织已逐步兴起,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已经开始向社会展现出其价值,重新激活一些被政府与市场所遗漏的盲区,从而在众多社会领域“向社会提供众多服务,承担一些政府部门不该做或做不好,企业做却未必有效的社会事务”。     

试论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披露

"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简称"CSR")运动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西方发达国家,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在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倡导支持下,一些注重社会形象、国际化程度较高的企业积极践行社会责任,作为反映企业履职信息载体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模型及标准研究

分析了当前国外公司制定的生产守则、政府组织制定的社会责任评价体系、非政府组织或研究机构制定的社会责任评价体系等三类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标准的优势和不足,以卡罗尔金字塔模型为基础,建立了比较科学的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模型,并就如何实施企业社会责任的评价提出了若干建议。     

浅论社会组织的特点

社会组织的特点是它与国家体系中的政府组织和市场体系中的企业组织相区别的地方，包括非营利性、非政府性以及志愿公益性等三个方面的特点。     

我国企业社会责任若干问题思考

作为一种可持续发展战略行为,系统切实地落实企业的社会责任,不仅是企业存在于社会的理由,也是企业安身立命的本意。企业社会责任已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所践行,但仍存在明显不足。为推进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建设,政府应通过转变观念、立法、行政等方式进行引导;社会要利用消费者、非政府组织、社会舆论的力量进行促动;企业必须强化其道德规范,提升其伦理水准,做一个企业公民。     

企业社会责任治理的政府注意力演化——基于1978-2019中央政府工作报告的文本分析

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是企业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中央政府立足元治理功能有效与合意地推进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企业社会责任治理的政府注意力演变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政府推进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强度与方向.本文以1978-2019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为研究样本,基于文本分析方法分析各历史阶段下的企业社会责任治理的政府注意力演变与社会责任语义网络演化.研究表明:(1)1978-2019年间中央政府推进企业社会责任注意力总体不断攀升到14.74％,企业社会责任注意力结构由显性社会责任向隐性与显性并存转变.(2)分维度看,企业社会责任各内容维度注意力中由经济责任、法律责任的单一维度向涵盖经济、社会与环境的综合价值维度转变,呈现出推进企业社会责任维度内容的渐进性与递进式特征.(3)各历史时期的企业社会责任语义网络呈现较大的异质性.2013年以来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社会发展与生态建设成为核心语义关联,且社会价值共创与共享成为未来政府推进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焦点议题.在新时代、新经济形态以及新组织实践的情境下,中央政府需进一步转变企业社会责任制度供给逻辑,着重推进平台企业社会责任治理制度建设与实践范式创新,从而契合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的新方向.     

理论支持与现实优势：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必然性探究

非政府组织是不以营利为目的,以服务大众为宗旨,具有志愿性和自治性的非政府的社会组织。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公民社会与善治理论是其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理论支持,专业优势、效率优势、资源优势、沟通优势是其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现实优势。理论支持与现实优势表明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必然性。     

试论社会性规制与CSR耦合的实现——制度框架、机制构建、路径及模式选择

笔者在嵌套式规则体系的分析框架下,引入政府、企业与社会多方参与的合作治理机制,对社会性规制与CSR的耦合展开研究,其中,社会性规制通过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内化为企业行为的决定因素;企业通过履行其社会责任对政府规制产生影响;非政府组织的信息影响为二者的耦合提供外部监督机制和信息平台。授权型自我规制、共同规制与回应型规制是实现二者耦合的有效模式选择。     

公司治理、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绩效

本文探讨公司治理、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绩效在不完善市场环境下的关系具有特别的意义。本文基于224家上市公司2006—2012年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公司实际控制人类型对企业社会责任无显著影响;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占比和高管持股比例均与企业社会责任呈正相关关系;董事长与总经理分设不能明显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在与企业社会责任的交互作用下对企业绩效产生负向影响;在与公司治理的交互作用下,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总体呈正相关关系。这些发现表明有效的公司治理能促进企业社会责任,有效公司治理模式下的企业社会责任对公司绩效产生积极影响,并为解构公司治理、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绩效的关系迷思,提供了新证据。     

非政府组织在治理群体性事件中的实现机制研究

转型期的中国,由人民内部引发的各类群体性事件增多.在治理群体性事件过程中,政府肩负着治理群体性事件的直接责任.但是政府自身在资源分配、人员结构、组织体系等方面存在局限性,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确实很难做到群体性事件应对的高效、快速、协调、灵活.因此,应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参与治理群体性事件的作用,可以在健全非政府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的协调机制、法制机制、互动机制、预警机制、自律机制、监管机制、动态机制、学习机制、资源配置机制、宣传机制、评估机制、责任机制等方面不断完善非政府组织参与治理群体性事件的运行机制.努力推进非政府组织的发展.     

刍谈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这一话题越来越倍受关注。这是因为，在当今市场经济日益趋于世界一体化形势下，企业不再仅作为市场经济主体承担着经济责任——追求利润最大化，也应作为社会一成员（事实上企业本是社会一成员）承担其应承担的社会责任，这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大势所趋。从微观层面看，企业作为利益相关者之间各种契约交易所形成的一种法律实体，其在经营活动中与相关利益者，主要包括投资者（股东）、商业伙伴（供应商、市场客户）、员工、政府、社区、非政府组织等发生着这样或那样的共享利益或者利益冲突，在这种多维的利益关系中，作为关系主体之一的企业应享有什么样的权益、承担什么样的义务，在法律上予以全方位的明确规范，以全方位地约束规范企业经济行为和社会行为，这是企业走向经济文明、社会文明的客观要求，也同样是大势所趋。本文试以我国社会经济环境为背景，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问题作以简析和探讨。     

论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实现路径--基于“政府-社会-企业”框架的分析

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实现，在实现和谐社会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中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实现需要走政府、企业、社会协同治理的道路，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应然状态也是从这三个方面来描绘的。但是，目前中国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实现过程中存在政府推动力不足、社会约束力不足、企业自身不足等困境。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可以从政府、社会、企业方面进行路径设计，包括政府引导、社会监督及激励、企业自身努力的合作治理路径，以更好地推动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到达应然状态。     

企业社会责任价值创造的驱动因素与作用机理研究

西方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形成于20世纪初,经过漫长的争论与探讨,企业应该履行社会责任的观念目前已经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可。但是,由于企业价值创造的作用机理尚未得到完整揭示,以往的实证研究并不能确定企业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的影响。从利益相关者视角出发,通过构建不同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驱动作用机理及驱动框架的理论模型,可以发现,政府、非政府组织、社区、供应商和竞争者通过驱动作用能够有效地推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而雇员和消费者则可通过促进企业提高经济绩效来拉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以保证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     

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扶贫政策的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扶贫对我国贫困面貌的改变做出了重要贡献。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我国扶贫任务发生了新变化,非政府组织成为扶贫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市场、社会间关系的新定位正加速扶贫制度创新。应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以政府、市场和社会间的新型关系为基础,科学界定各行为主体的职能,完善中国特色社会扶贫体系,创新社会扶贫机制,强化社会扶贫保障措施,推进社会扶贫资源动员规范化、配送精准化、使用专业化和社会扶贫激励手段制度化,提高社会扶贫效益。     

商业贿赂的多维治理研究

商业贿赂的危害和影响超出国家界限,呈现出全球化特征,需打破单纯国家治理的传统,诉求多维全球治理理念。商业贿赂的多维全球治理在主体上表现为主权国家、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三个层次。     

治理理论下的社会组织管理探讨

从社会治理视角看,社会组织作为多元管理格局中的一元,在政府、市场、社会三大组织环境中发挥重要作用。当前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存在体制性困境。基于治理理论,社会组织管理应从政府、市场与社会组织的均衡发展入手,加强制度建设与环境建设,形成多元共治的社会组织管理模式,使社会组织的发展与社会建设相匹配,形成同步发展、良性互动的状态。     

ISO 26000风险及中国应对策略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发布的《社会责任指南》标准,把企业社会责任拓展到了组织社会责任,涉及了人权、劳工权益、国际行为准则、政府治理、国际公约及协定等敏感问题,被认为会对中国等发展中经济体的组织产生负面影响,乃至遭遇风险。论文通过对有关问题的分析,提出了应对ISO 26000风险的策略,包括政治、社会、经济和技术等四个方面的系统风险消减策略和治理、经济、技术、素质等四个方面的组织能力建设策略。主要结论是：要求组织履行社会责任,对于促进组织效益的提升、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社会发展模式的改良具有积极意义。组织应该根据各自具体情况与发展阶段,采取上述社会责任应对策略,有效地应对及避免ISO 26000带来的经济、社会、文化乃至政治风险。     

商业贿赂的多维治理研究

商业贿赂的危害和影响超出国家界限,呈现出全球化特征,需打破单纯国家治理的传统,诉求多维全球治理理念.商业贿赂的多维全球治理在主体上表现为主权国家、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三个层次.     

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

一、企业社会责任标准产生的背景 20世纪90年代，美国媒体将部分美国公司的海外企业让当地工人在恶劣条件下工作的情况曝光，引起美国公众、劳工组织及非政府组织的抗议。迫于国内压力，美国跨国公司纷纷制定了各自的社会责任守则，要求其海外企业和供货商遵守，这一做法逐步为其他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采纳。由于跨国公司间的社会责任守则存在差异，其供货商不得不接受根据不同守则开展的社会责任审核，     

政府职责的确定:一种责任关系的视角

政府职责的合理确定是政府建设的一个核心问题,法治秩序的逐步确立和市场经济的现代转型,为政府职责确定提供了原则性的制度框架和先决性的约束条件。基于法治和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逻辑,把政府置于与之相联系的几种关系中进行审视,通过对政府五对基本关系的分析探讨政府应承担的基本责任,从而形成责任政府的基本框架：（1）政府与市场关系：责任重构;（2）政府与企业关系：责任重释;（3）政府与社会关系：责任重建;（4）政府与公民关系：责任重塑;（5）政府与政府关系：责任重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