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驱动传统非互联网企业数字创新绩效的作用机理——组织合法性的调节作用

近年来，数字技术给企业发展和创新研究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学界呼吁构建新理论解释企业数字创新形成机理。基于资源基础观和制度理论视角，系统分析传统非互联网企业如何通过匹配技术资源(IT能力)和社会属性资源(组织合法性)实现数字化转型以获取数字创新绩效，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进一步对275份传统非互联网企业样本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和Bootstrap分析，并对理论假设进行验证。结果表明：IT能力和应用数字技术进行数字化转型对传统非互联网企业数字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应用数字技术进行数字化转型对IT能力和数字创新绩效的关系具有中介效应；组织合法性对IT能力、应用数字技术进行数字化转型和数字创新绩效的中介效应具有进一步调节作用。结论说明传统非互联网企业能够利用技术投资构建IT能力以促进数字创新绩效提升，而通过技术资源和具有社会属性的合法性资源匹配实现数字化转型，能够获取更多数字红利。     

数字化能否调节产品创新与服务转型的交互效应——基于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2—2019年沪深两市668家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产品创新与服务转型对企业绩效的交互效应，利用Python文本挖掘技术构建数字化指标，研究数字化对两者交互效应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产品创新和服务转型两者间的交互效应与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有关，随着服务化水平提高，交互效应表现为U型关系；数字技术能够显著促进产品创新与服务转型协同发展，使两者交互的U型曲线拐点向左移动。进一步分析表明，大型民营企业引进数字技术对两者交互效应的调节作用更为显著。结论有利于促进制造企业产品创新与服务转型协同，对于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专精特新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

创新是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势在必行。基于动态能力理论,以2015-2020年国家级专精特新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探究数字化转型与专精特新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并从企业外部治理因素（供应链集中度）和内部治理因素（高管研发背景）两方面探析二者关系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正向促进专精特新企业创新绩效;企业外部治理因素（供应链集中度）对数字化转型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存在负向调节作用;企业内部治理因素（高管研发背景）对数字化转型与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呈倒U型。进一步地,高管研发背景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也呈倒U型;数字化转型与高管研发背景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存在一定程度的替代效应。结论丰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研究,拓展了创新绩效前因研究的理论基础,可为专精特新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提高创新绩效,从而促进其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证据和启示。     

数字化能力、价值共创与企业绩效:基于数据安全的调节作用

数字经济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同时创新商业模式和价值创造模式。企业应用数字技术构建数字化能力，提高市场适应性，增强协同创新效率。此外，数据作为数字经济时代企业核心竞争力形成的重要资源，其安全性亦会影响数字化能力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本文从企业绩效视角出发，以动态能力理论和价值共创理论为基础，采用逐层回归的研究方法，对550家中小制造企业数字化进行实证分析，检验数字化能力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制造能力和数字化服务能力对企业绩效具有正向影响；数据安全在数字化制造能力与企业绩效之间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在数字化服务能力与企业绩效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数据安全在价值共创与企业绩效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价值共创在数字化能力与企业绩效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基于上述实证结果，文章揭示了数字化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及数据安全的调节效应、价值共创的中介效应等机理。     

双重价值链嵌入与创新绩效倒U型关系研究——企业数字化的中介作用与组织韧性的调节作用

数字经济赋能产业转型升级背景下，企业数字化深刻影响并优化价值链配置。结合动态能力理论和嵌入理论，从数字化视角研究企业嵌入全球及区域双重价值链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探讨本土企业通过数字化连接和配置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进而提升产业链和重构价值链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通过嵌入双重价值链实现短期创新溢出效应，但过度依赖双重价值链则会削弱创新动力和协作效能；通过企业数字化行为整合数据价值链成为企业获取创新资源的有效方式，并在价值链嵌入与创新绩效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组织韧性正向调节双重价值链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结论可为拓展双重价值链嵌入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机理提供数字化转型视角，并为企业根据实践需求适度嵌入价值链、打造组织韧性、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财务绩效 ——来自上市公司数字专利数据的证据

作为“数字中国”战略的重要建设内容,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否带来正向的财务回报,已成为业界重点关注问题。本研究以2010—2022年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创新性地使用上市公司数字技术专利拥有量来衡量数字化转型,并详细分析数字化转型对财务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有效地改善财务绩效,且该结论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运营效率、优化内部治理、降低经营风险和信息不对称、缓解融资约束来提升企业的财务绩效;大型企业转型程度越高,对财务绩效的促进作用越强。其无论是选择自主研发还是引进方式实现数字化转型,对财务绩效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中小型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财务绩效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其通过引进方式实现数字化转型更能促进财务绩效的提升;对于处于财务困境和竞争激烈环境中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财务绩效的促进作用将更加显著。此外,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越优越,这种促进作用也会越强。     

数字化水平对企业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影响——双元创新能力的中介作用

基于数字化转型和双元创新能力理论视角，探讨数字化水平各维度对企业新产品开发绩效的非线性影响，分析渐进式和突破式创新能力在数字化水平与新产品开发绩效间的中介作用。回归分析结果发现：①数字化建设水平与企业新产品开发绩效呈倒U型关系，东部与中部地区大多数省份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均已跨过拐点，数字化接入水平、应用水平与企业新产品开发绩效均呈“先抑后扬”的U型关系，而数字化流通水平对新产品开发绩效具有积极线性影响；②双元创新能力在数字化水平与新产品开发绩效间起显著中介作用，渐进式创新能力分别在数字化接入、流通水平与新产品开发绩效间起完全中介作用，突破式创新能力在数字化接入、应用、流通水平与新产品开发绩效间起完全中介作用。与渐进式创新能力相比，突破式创新能力对新产品开发绩效的促进效应更显著。     

知而后行?管理层认知与银行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改变了银行业的经营方式和行业竞争格局,也挑战了传统银行的经营和生存,数字化转型势在必行.本文应用有监督与无监督的机器学习的方法,基于202家中国商业银行2010年至2018年的数据,考察了管理层的数字化认知对银行数字化转型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银行管理层对数字技术所带来的创新机会的认知,对银行的数字化创新和线下分支机构的调整行为均具有促进作用;第二,银行管理层对数字技术所带来的风险挑战的认知,会削弱机会认知的促进作用;第三,银行管理层对数字化机会的认知对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在数字金融新兴业态挑战更强的市场中具有更强的影响.上述结果说明,在数字化时代,管理层对于新兴技术的积极认知,构成了企业的动态能力,有助于企业在技术变革中的生存和发展.本文应用多种机器学习方法实现了对管理层认知评价的客观测量,此外,本文结论指出了在数字化时代中,企业管理层对数字技术的认知对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作用,对传统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实践也具有借鉴意义.     

高管绿色认知对重污染行业企业绩效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基于战略认知理论、产业政策理论，分析高管绿色认知对企业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的影响，以及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并探究整个研究路径在环境规制下的作用边界。对2012—2019年深沪A股上市重污染行业企业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高管绿色认知正向促进企业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提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与企业经济绩效存在U型关系；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正向促进企业环境绩效提升；高管绿色认知通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对经济绩效发挥U型中介作用；高管绿色认知通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对环境绩效发挥线性中介作用；环境规制正向调节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在高管绿色认知与经济绩效间的U型中介作用；环境规制正向调节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在高管绿色认知与环境绩效间的线性中介作用。     

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生产率悖论”——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时代如何克服“生产率悖论”，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本文基于2010—2021年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水平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U型关系，数字化转型初期存在“生产率悖论”。机制检验表明，创新策略选择和要素配置效率是导致数字化转型与全要素生产率U型关系的内生性根源，转型初期，数字化会降低企业的实质性创新水平和要素配置效率进而导致“生产率悖论”。拓展分析表明，较高的专业化和内部控制质量可以帮助企业及早摆脱“生产率悖论”区间，而当资本密集度过高或过低时，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递减性更加显著。因此如何合理地选择创新策略、提高要素配置效率、优化要素配置结构、强化专业化分工、构建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对于企业克服数字化转型中的“生产率悖论”至关重要。     

数字化水平对企业碳绩效的非线性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

基于数字化战略与“双碳”目标，从数字化建设、应用和发展3个维度探讨数字化水平对企业碳绩效的非线性影响机理以及绿色技术创新在其中的中介传导机制，选取2010—2020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动态GMM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化建设、应用和发展水平均与企业碳绩效之间呈先抑后扬的U型关系，大多数中西部省份的数字建设与应用水平未跨过拐点，对企业碳绩效的影响尚处于抑制阶段，而东部和少数中西部省份的数字化发展水平已跨过拐点，对企业碳绩效具有显著促进效应；发明型、改进型绿色技术创新均在数字化建设、应用和发展水平与企业碳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分解发现，与改进型绿色技术创新相比，发明型绿色技术创新在数字化水平各维度与企业碳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更显著。经过变换数据年份等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     

真实型领导对员工越轨创新行为的影响——组织自尊与建设性责任认知的链式中介作用及差错反感文化的调节作用

应用社会学习理论、社会交换理论和三元交互决定论，基于365份领导-员工配对数据，构建一个被调节的链式中介模型，以组织自尊和建设性责任认知为中介变量，差错反感文化为调节变量，探讨了真实型领导风格对员工越轨创新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真实型领导正向影响员工越轨创新行为；组织自尊、建设性责任认知分别在真实型领导与员工越轨创新行为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并共同在真实型领导与员工越轨创新行为间发挥链式中介作用；差错反感文化负向调节真实型领导与员工越轨创新、组织自尊与员工越轨创新、建设性责任认知与员工越轨创新的关系。     

知识型员工双重社会网络对企业创新绩效作用机制研究

基于企业基础资源观和组织学习理论，从知识型员工个人和组织社会网络两个方面构建知识型员工双重社会网络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理论模型，分析知识共享、组织学习及资源整合在员工双重社会网络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机制中的作用。结果表明：知识型员工双重社会网络对科技型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路径有3条，资源获取与整合、知识共享与学习及员工动态创新能力分别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在不同类型组织文化环境中，知识型员工双重社会网络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特征、作用重点以及作用机制存在显著差异，内部整合维度主要通过知识共享和组织学习影响企业创新绩效，外部适应维度主要通过隐性知识传播和资源整合影响企业创新绩效。     

数字化转型、劳动力市场化与企业人力资本投资

加快建设数字中国和发展数字经济，离不开人才的支撑和保障。采用世界银行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分析企业在推进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如何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将促使企业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具体表现为：提高员工招聘的教育程度要求、增加生产性员工的在职培训比例以及延长员工的雇佣合同期限。进一步分析表明，研发创新和质量认证是促进数字化转型企业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因素；不同信息化水平的数字化转型企业虽然都将延长员工的雇佣合同期限，但信息化水平较高的企业更注重员工的教育程度，信息化水平较低的企业主要是开展生产性员工的在职培训。此外，劳动力市场是影响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外部环境因素。因此，解决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和扭曲问题、提高劳动力市场的法治化水平、减少劳动力市场的不当管制、加强劳动力市场化建设等政策措施，具有推动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意义。     

认知信任还是情感信任:高参与工作系统对组织创新绩效的影响

高参与工作系统能够通过建立员工与组织间的信任关系,从而影响创新绩效。但研究发现,组织信任的建立分为认知和情感两种不同机制。认知信任与组织创新绩效间的关系体现为倒U型的关系。认知信任与组织绩效间的关系还受到分配公平感的调节作用。相反,情感信任对创新绩效产生了积极影响。高参与工作系统通过情感信任对组织创新绩效产生了积极影响。研究表明,虽然高参与工作系统通过认知信任和情感信任两种路径影响了组织绩效,但是,基于情感信任的人力资源实践具有更好的适应性。     

不同数字化路径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差异——基于1035份工业企业调研问卷的研究

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但较少研究关注管理数字化与生产数字化对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差异。基于1035份工业企业调研问卷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第一，管理数字化与生产数字化是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影响因素。其中，管理数字化有利于全面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全局性作用），而生产数字化只与创新产出正相关，与研发投入和创新投入产出比无显著相关性（局部性作用）。第二，两类数字化转型路径对不同规模、类型和产业链位置的企业具有异质性影响。企业规模与创新能力存在非线性关系，中小微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与创新能力显著正相关，而在大型企业样本中，两者的关系不显著；与高新技术企业相比，数字化转型对非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的正向影响更强；管理数字化显著提升不同产业链位置企业的创新能力，而生产数字化的上述作用则具有偏向性。根据上述研究结论，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政府要加强对两类数字化转型路径的支持力度，出台支持中小微企业与非高新技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精准化和差别化政策，以提升这些企业的创新能力。     

“拥抱”还是“拒绝”：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本文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视角，探究在不确定性宏观经济环境下企业是否会强化数字化转型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以2013—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具体影响与内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第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正向驱动效应，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不确定性环境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政策因素，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企业主动拥抱数字化转型，在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第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有助于强化企业创新研发并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推动数字技术驱动的企业数字创新发展；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有助于强化企业数字化转型并最终促进企业创新绩效，这足以说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创新赋能效应。第三，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效应在非国有产权、非政治关联与市场化强度更低的地区中更强。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知识型员工建言行为的影响——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

文章选取经历数字化转型企业的知识型员工的数据，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知识型员工建言行为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会促进知识型员工的学习动机，进而激励其建言行为；知识型员工组织公平感知会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知识型员工学习动机的促进作用，知识型员工的组织公平感知，会加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知识型员工学习动机的影响力；知识型员工组织公平感知会强化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建言行为的影响，当知识型员工感知到组织公平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知识型员工建言行为的促进作用更大。文章拓宽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的理论层面研究，为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员工管理提供启示。     

工作场所数字化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

厘清如何在企业工作场所数字化进程中激发员工创新行为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特质激活理论，引入员工职业敏捷性、组织创新文化分别作为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构建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探讨工作场所数字化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具体作用机制。通过三阶段跟踪调查收集473份有效样本数据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工作场所数字化通过激发员工职业敏捷性，对员工创新行为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组织创新文化正向调节员工职业敏捷性与创新行为间正相关关系，并且正向调节职业敏捷性在工作场所数字化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

物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创造了良好的发展条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基于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利用Python技术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采用企业环境绩效和财务绩效相结合的方式更为全面地衡量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从理论和实证层面探讨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得出以下研究结论：(1)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的财务绩效和环境绩效水平，对提升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发挥积极作用。在使用一系列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实证结果依旧保持一致。(2)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促进企业绿色产品创新、绿色工艺创新和绿色管理创新的途径提高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水平。(3)异质性检验发现，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和中西部地区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正向影响程度更大。(4)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大和地区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对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表现出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本文揭示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为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发展方向和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