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知识溢出与企业创新绩效

本文利用全样本数据探讨了作为创新和知识溢出微观主体的高校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本文通过ArcGIS测算了2007-2015年上市公司所在地周边全部高校数量，并以企业研发投入金额、发明专利衡量企业创新水平，利用Anselin et al（2000）的KPF方程，采用双聚类OLS检验高校知识溢出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效应与机制。研究发现：第一，高校知识溢出对企业研发创新投入和有效创新产出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第二，知识溢出效应具有显著的地理邻近性特征，而行政边界关联影响较弱；第三，高校知识溢出通过提高企业研发投入，提升员工和管理层人力资本，进而影响企业创新绩效。进一步研究表明，空间异质性、高校异质性、企业异质性、中心城市集聚效应、高铁开通等因素导致高校知识溢出效应存在差异。     

董事长—总经理校友关系对公司创新投入的影响——公司内部控制与机构投资者持股的调节作用

作为社会关系的重要一环,校友关系会对管理者决策产生影响。选取2012—2017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固定效应模型检验董事长—总经理校友关系对公司创新投入的影响,通过考察公司内部控制和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上述影响的调节作用,进而揭示其中相关作用机制。结果显示：董事长—总经理校友关系会促进公司创新投入;公司内部控制和机构投资者持股均正向调节董事长—总经理校友关系对公司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董事长—总经理校友关系对公司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高科技公司中更显著,而地区市场化程度差异对上述促进作用的影响并未表现出显著不同。研究结论能够为公司更有效地植入校友文化、完善选人用人与高管再教育机制等提供管理启示。     

政府补贴强度对资源型企业实质性创新产出的影响

政府补贴如何高效激励企业创新产出是当前的重要课题。基于补贴强度异质性视角,以2012—2018年我国资源型上市公司经验数据为观测对象,利用门限回归模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等计量方法,实证检验政府补贴强度对资源型企业实质性创新产出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对资源型企业实质性创新产出的门限效应显著,存在补贴强度的最优区间。但基于企业政治关联异质性的分析表明,补贴的最优区间在国有企业、具备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和不具备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中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补贴主要通过提升企业创新意愿和能力,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强度,进而提升实质性创新产出,但目前资源型企业创新成果还未能普遍实现经济价值转化。     

产学研合作中企业网络位置与关系强度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

以江浙沪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DEA模型测度企业技术创新绩效，从网络位置和网络关系维度出发，实证检验产学研合作中企业网络位置与关系强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网络中心位置即度数中心度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企业技术创新绩效提升；企业网络中介位置即中间中心度对技术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网络关系强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据此，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智能制造业创新产出：政府补助与市场竞争是否协同助力

基于2015—2019年中国智能制造行业上市公司数据，探讨政府补助与市场竞争对创新产出的协同作用，研究不同产业类别、不同市场竞争环境以及不同区域下政府补助的异质性效果。结果表明，政府补助和市场竞争对企业创新产出均有显著激励作用，市场竞争正向调节政府补助与企业创新产出的关系；政府补助对智能制造四大行业的创新产出均具有正向激励效应，其中对高端装备和新材料产业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在高市场竞争环境下，政府补助对高质量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分区域看，东、中部地区政府补助对企业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更显著，且东部地区政府补助与市场竞争的协同促进作用更强，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较弱。结论对政府制定智能制造业补助政策、完善创新市场环境、促进政府与市场发挥协同创新作用等具有参考价值。     

高管腐败、内部控制与中国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

文章选取2006—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海外直接投资事件为研究样本，基于企业异质性角度，探究了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腐败行为以及公司内部控制水平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存在增加投资谋取私利的动机，上市公司的高管腐败行为会显著提高中国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当考虑企业内部控制水平时，内控控制水平越高，上市公司越可能更谨慎地制定投资决策，因此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抑制作用。同时，企业内部控制措施可以调节高管腐败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影响，抑制高管腐败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基于所有权异质性和行业异质性的检验发现，在制造业企业、非国有企业中，上述影响更显著。     

股权混合主体深入性、高管股权激励与创新投入——基于国有混合所有制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在党中央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背景下，选取2013-2017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国有混合所有制企业为研究对象，基于混合所有制企业分类治理视角，分析竞争类和公益类国有企业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非国有资本渗透性增强和高管股权激励对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①竞争类国有企业混合主体深入程度对创新投入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公益类国有企业混合主体深入程度对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不显著；②在竞争类国有企业中，高管股权激励弱化了混合主体深入性对创新投入的促进效应，在创新公益类国有企业中，高管股权激励对混合主体深入性影响创新投入的促进效应不显著。研究结论对于指导我国国有企业分类治理实践具有一定借鉴作用。     

高校知识溢出对异质性企业创新的影响北大核心CSSCI

高校作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的主力军,加快推进其知识溢出对于提升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匹配中国高校专利数据与中国上市企业专利数据,构造企业与本省份高校的"技术距离"指标,利用2008—2015年2472家上市公司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考察高校知识溢出对异质性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高校科研投入每增加1%,与其"技术距离"越近的本省份上市企业的研发产出将增加约2%,高校知识溢出强度与校企间"技术距离"呈倒U型关系。高校主要通过成果转化、科技服务与合作研发等知识溢出途径促进企业创新。利用各省份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政策中的科研人员收益分成占比作为工具变量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结果仍然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与民营企业相比,高校知识溢出对国有企业创新产出的正向影响更大;电子信息技术领域的企业从高校知识溢出中获益最大;知识产权保护越好的地区高校知识溢出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越大。最后,本文为更好地发挥高校创新引领作用与提升企业创新水平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专一”还是“多变”:高管职业路径如何影响企业创新?

文章以2007—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将高管职业路径划分为“专一”和“多变”类型,研究不同高管职业路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1)高管多变型职业路径对企业创新投入存在正向或正U型影响,而专一传统型职业路径对企业创新投入的负向影响不显著;(2)高管“多变”和“专一”职业路径都能够提升企业的原创性创新产出,且多变多元型和多变平稳型职业路径对创新产出存在非线性影响;(3)企业创新投入在“多变”职业路径与创新产出关系中发挥着中介作用;(4)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产权性质会减弱高管“多变”职业路径对企业创新投入的积极影响,增强“多变”型职业路径对企业原创性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但会削弱“专一”型职业路径对企业创新产出的积极作用。上述研究结果既丰富了高管职业路径对企业创新影响的文献内容,又为企业培养企业家高管、提升创新力提供了微观经验证据。     

学术高管对企业创新的“双刃剑”效应——基于中小企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聘用有学术经历的人担任高管是企业在市场中寻求技术创新资源、获取与维持创新优势的重要手段。以2011-2018年我国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探讨高管学术经历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总体上,高管学术经历对我国企业创新具有显著提升作用;当高管位居关键职位时学术经历的创新提升效应反而出现下降;随着学术高管占比的提升,学术经历的创新提升效应同样呈下降趋势;学术高管对创新投入的提升效应大于创新产出,创新绩效有待提高。以上结果说明高管学术经历对我国企业创新具有“双刃剑”效应。一方面,吸引学术高管参与企业管理能显著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另一方面,由于学者的复杂性使得这种正向作用受到抑制,呈现出非线性特征。相关结论丰富了企业创新和高层梯队理论,为企业高管聘用决策提供了有益借鉴,也为我国合理制定政策、引导科研人员投身“双创”活动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经验支撑。     

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基于我国高科技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海归高管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具有资源效应和文化冲突效应，两种效应的高低决定了海归高管对企业国际化的最终影响。本文以 2011—2017 年中国高科技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针对海归高管如何影响企业国际化和企业吸收能力以及CEO两职兼任的调节效应进行实证分析，检验结果显示：（1）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显著正相关，资源效应大于文化冲突效应；（2）企业吸收能力增强了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的正向关系；（3）CEO两职兼任减弱了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之间的正向关系；（4）既具有海外工作经历又具有海外教育经历的高管对企业国际化的促进作用最强，仅具有海外教育经历的高管对企业国际化的促进作用最弱；（5）东部地区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表现为显著的正相关，中西部地区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的正向关系不显著；（6）在完全竞争市场，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显著正相关，在垄断竞争市场，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的系数为正，但是统计上不显著。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促进还是抑制企业创新

作为企业重要的治理机制,董事高管责任保险通过管理层风险偏好、管理水平及激励机制等因素进而影响企业创新,此影响过程究竟是促进还是抑制,尚存争论.基于沪深A股2007—2018年上市公司微观数据,实证研究了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创新存在显著的"创新激励"效应,特别是对创新产出和创新效率的提升作用明显,并在考虑控制内生性问题后,上述结论仍成立;企业高层的风险承受力与管理水平是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创新影响的重要机制和渠道,董事高管责任保险明显提高了管理层的风险承受力和管理能力,从而促进了企业创新;不同行业对"创新激励"效应存在显著的异质性,较高科技水平和竞争水平的行业"创新激励"效应更为明显.研究为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加快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发展以促进企业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政策意义.     

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基于我国高科技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海归高管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具有资源效应和文化冲突效应，两种效应的高低决定了海归高管对企业国际化的最终影响。本文以 2011—2017 年中国高科技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针对海归高管如何影响企业国际化和企业吸收能力以及CEO两职兼任的调节效应进行实证分析，检验结果显示：（1）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显著正相关，资源效应大于文化冲突效应；（2）企业吸收能力增强了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的正向关系；（3）CEO两职兼任减弱了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之间的正向关系；（4）既具有海外工作经历又具有海外教育经历的高管对企业国际化的促进作用最强，仅具有海外教育经历的高管对企业国际化的促进作用最弱；（5）东部地区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表现为显著的正相关，中西部地区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的正向关系不显著；（6）在完全竞争市场，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显著正相关，在垄断竞争市场，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的系数为正，但是统计上不显著。     

高管职业生涯关注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

随着VUAC时代的到来,创新的驱动作用愈发凸显。基于职业生涯关注理论、企业生命周期理论以及调节定向理论,以上海和深圳两市2007-2017年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深入探究高管职业生涯关注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研究表明,高管职业生涯关注显著促进企业创新产出;企业生命周期负向调节高管职业生涯关注与企业创新产出的关系,企业生命周期越长,高管职业生涯关注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作用越小;制度环境正向调节高管职业生涯关注与企业创新产出的关系,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越好,高管职业生涯关注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作用越显著;风险承担在高管职业生涯关注与企业创新产出间起着中介作用,当高管职业生涯关注高、风险承担强时,企业创新产出会相应增加。     

如何共舞?服务商业模式创新与技术创新对企业绩效的交互影响

基于权变视角与企业网络视角，剖析效率型、新颖型服务商业模式创新与利用式、探索式技术创新匹配对制造企业绩效的影响效应，并识别网络中心性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①新颖型服务商业模式创新与利用式技术创新组合匹配能够积极提升企业绩效，效率型、新颖型服务商业模式创新与探索式技术创新组合匹配对企业绩效具有抑制作用；②效率型、新颖型服务商业模式创新，利用式、探索式技术创新均能显著提升企业网络中心性和企业绩效；③网络中心性在服务商业模式创新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     

员工股权激励对中小企业创新会产生补充的促进效应吗？

高管与核心技术员工作用于创新的不同过程,同时也是股权激励计划的主要激励对象,两者股权激励的互动效应对创新的影响值得探讨。选取2009—2015年成功实施股权激励的深A上市中小板与创业板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员工股权激励对高管股权激励在中小企业创新中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能够显著增加企业研发投入与创新产出;相较于高管,核心技术员工股权激励强度越大,企业创新数量越多、质量越高;高管股权激励降低了创新转化效率。进一步地,融资支持效应和人才激励效应是员工股权激励补充促进创新的重要机制;代理成本在高管股权激励与研发投入关系中起遮掩作用。     

高管海外背景与在位企业探索式创新：一个多层次调节模型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在位企业创新是产业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着力点。基于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发现：高管海外背景正向影响在位企业探索式创新。调节效应分析表明,高管团队异质性、业绩期望落差在高管海外背景对在位企业探索式创新影响过程中发挥倒U型调节作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正向调节高管海外背景对在位企业探索式创新的影响。机制分析结果表明,高管海外背景可以通过强化高管过度自信、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和优化企业人力资本结构促进在位企业探索式创新。     

地方科技创新目标约束、财政科技支出与城市创新

在创新引领发展背景下，各地区呈现出创新竞争发展格局。基于2013-2019年我国各省市设立的科技创新目标，结合城市面板数据和城市创新指数数据，实证检验地方科技创新目标约束对城市创新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总体而言，创新投入目标约束能够显著促进城市创新，但创新产出目标约束和创新企业目标约束对城市创新无显著影响。就作用机制而言，创新投入目标约束通过扩大财政科技支出提升城市创新水平。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创新投入目标约束对城市创新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显著，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不显著。同时，采用门槛模型考察创新投入强度目标对城市创新的影响,发现当创新投入强度目标超过门槛值2.8%时，会抑制城市创新。     

不同数字化路径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差异——基于1035份工业企业调研问卷的研究

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但较少研究关注管理数字化与生产数字化对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差异。基于1035份工业企业调研问卷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第一，管理数字化与生产数字化是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影响因素。其中，管理数字化有利于全面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全局性作用），而生产数字化只与创新产出正相关，与研发投入和创新投入产出比无显著相关性（局部性作用）。第二，两类数字化转型路径对不同规模、类型和产业链位置的企业具有异质性影响。企业规模与创新能力存在非线性关系，中小微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与创新能力显著正相关，而在大型企业样本中，两者的关系不显著；与高新技术企业相比，数字化转型对非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的正向影响更强；管理数字化显著提升不同产业链位置企业的创新能力，而生产数字化的上述作用则具有偏向性。根据上述研究结论，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政府要加强对两类数字化转型路径的支持力度，出台支持中小微企业与非高新技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精准化和差别化政策，以提升这些企业的创新能力。     

高管海外背景、进入模式与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生存绩效*

拥有海外背景的高管对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生存至关重要。本文以2007—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海外子公司数据为样本，基于高阶理论，运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和logit模型检验了高管海外背景对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生存绩效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果显示，高管海外背景有助于提升海外子公司的生存绩效；此外，进入模式在高管海外背景和海外子公司生存绩效二者关系间存在中介作用，即高管的海外背景越丰富，海外子公司越倾向于以独资的模式进入东道国，独资模式下母公司对于海外子公司的资源投入有助于提升海外子公司的生存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