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O学术经历对企业绿色创新的驱动效应——环境注意力配置与产学研合作赋能双重视角

从高阶理论出发,结合注意力基础观和资源基础观,围绕CEO学术经历对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驱动效应及其具体作用机制进行深入研究。结果表明,与不具备学术经历的CEO相比,具备学术经历的CEO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当CEO在学术经历中取得较高职称、具有工科背景、任职于高层次学术机构时,这种效应更加显著;公司所在地较高的社会信任水平、儒家文化氛围能够增强CEO学术经历对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效应。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具有学术经历的CEO能够在企业绿色创新中发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双重作用,并通过提高环境注意力,促进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结论可为企业从高管选聘视角提高绿色创新水平提供参考。     

学者型CEO更加自律吗?——学术经历对高管在职消费的影响

本文选取2010—2016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实证检验CEO学术经历对高管在职消费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学术经历有助于CEO强化道德自觉、增强道德自律,形成内在的自我约束与监督机制,进而抑制了其所在企业的高管在职消费活动。当CEO拥有高层次学术经历或来自内部晋升时,CEO学术经历对高管在职消费的抑制效应更为显著。该结论在采用双重差分模型、Heckman两阶段模型控制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及其他稳健性检验之后仍然成立。进一步研究表明,在自由现金流较多、董事会规模较大或独立性较低、外部审计监督较弱以及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较低等公司内外部治理环境较差的情景下,学者型CEO的自律品质所能发挥的治理作用更大,对高管在职消费的抑制效应也更为明显。此外,在党的十八大之后,随着“八项规定”等多项高压反腐政策的出台,政策效应在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的治理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CEO学术经历对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的抑制效应有所下降。本文为高管学术经历的治理效应假说提供了证据支持,对于上市公司规范和治理高管在职消费行为、选聘合适的高管人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高管母校科研成果转化能力、校友网络与企业创新影响研究

基于IncoPat平台检索得到的中国内地高校发明专利转让数据，以2011—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的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采用社交网络分析方法建立校友网络，分析高管母校科研成果转化能力、校友网络以及二者交互作用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关系。研究发现：高管母校科研成果转化能力显著提升企业创新投入与产出；校友网络中心度对企业创新投入与产出水平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企业越处于校友网络中心位置，高管母校科研成果转化能力对企业创新投入与产出水平的提升作用越显著。然而，企业创新的母校纽带也可能产生“小圈子”效应，从而固化创新思维，表现为高管团队海外背景异质性在高管母校科研成果转化能力与企业创新之间存在正向调节作用，但当企业位于校友网络中心位置时，这一调节效应不显著。过度强调“母校意识”可能遮掩海外异质性知识资源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与开放、多元的创新精神背道而驰。     

高管学术经历与公司债务融资成本

本文研究了高管学术经历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高管学术经历能够降低公司债务融资成本约6.4%。从作用机制上看,高管学术经历降低了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提高了会计稳健性水平;同时,高管学术经历对债务融资成本的降低效应在小事务所审计的、分析师跟踪人数较少的公司中更为突出。这表明高管学术经历通过降低企业信息风险和债务代理风险两个途径来影响债务融资成本。此外,研究还发现,高管学术经历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效应在贷款难、融资难问题更为突出的企业中更为明显;高管学术经历也有助于企业更容易从银行获得贷款。     

文明的力量：文明城市建设如何助推企业绿色创新

在党中央提出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背景下,本文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分析了文明城市建设能否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并探究其作用机制与经济后果。研究结果表明,文明城市建设能够显著提升当地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相比与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助推效果更明显。机制检验发现,文明城市建设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机理主要表现为政府规制的“倒逼”效应和政府支持的“补偿”效应。随着地区制度质量、企业资本储备和高管素质的提高,文明城市建设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得到增强。经济后果方面,文明城市建设通过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显著提升了企业社会绩效,推动了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文章结论从微观层面补充了文明城市建设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溢出效应,拓展了文明城市政策的经济后果研究,从理论层面为利用政策工具完善我国绿色创新体系、推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高管从军经历对企业现金持有的影响

文章采用2012～2018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基于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了高管从军经历对企业现金持有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管从军经历对企业现金持有具有正向影响,即高管有从军经历的企业持有了更多的现金;国有企业属性和企业规模均会削弱高管从军经历对企业现金持有的正向影响。进一步分析高管从军经历影响企业现金持有的传导路径发现:有从军经历的高管能够促进企业创新并选择进攻型战略,进而提高企业现金持有水平。文章的研究结论不仅揭示了高管从军经历对企业现金持有的积极影响,也揭示了企业产权性质与企业规模对高管从军经历与企业现金持有之间关系的调节影响以及企业创新与企业战略选择的中介效应。该结论有助于理解高管个人经历对公司内部治理的影响,对优化企业财务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具有重要启示。     

“专一”还是“多变”:高管职业路径如何影响企业创新?

文章以2007—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将高管职业路径划分为“专一”和“多变”类型,研究不同高管职业路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1)高管多变型职业路径对企业创新投入存在正向或正U型影响,而专一传统型职业路径对企业创新投入的负向影响不显著;(2)高管“多变”和“专一”职业路径都能够提升企业的原创性创新产出,且多变多元型和多变平稳型职业路径对创新产出存在非线性影响;(3)企业创新投入在“多变”职业路径与创新产出关系中发挥着中介作用;(4)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产权性质会减弱高管“多变”职业路径对企业创新投入的积极影响,增强“多变”型职业路径对企业原创性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但会削弱“专一”型职业路径对企业创新产出的积极作用。上述研究结果既丰富了高管职业路径对企业创新影响的文献内容,又为企业培养企业家高管、提升创新力提供了微观经验证据。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促进还是抑制企业创新

作为企业重要的治理机制,董事高管责任保险通过管理层风险偏好、管理水平及激励机制等因素进而影响企业创新,此影响过程究竟是促进还是抑制,尚存争论.基于沪深A股2007—2018年上市公司微观数据,实证研究了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创新存在显著的"创新激励"效应,特别是对创新产出和创新效率的提升作用明显,并在考虑控制内生性问题后,上述结论仍成立;企业高层的风险承受力与管理水平是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创新影响的重要机制和渠道,董事高管责任保险明显提高了管理层的风险承受力和管理能力,从而促进了企业创新;不同行业对"创新激励"效应存在显著的异质性,较高科技水平和竞争水平的行业"创新激励"效应更为明显.研究为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加快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发展以促进企业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政策意义.     

能效“领跑者”制度与企业绿色创新——政府生态环境注意力及高管环保经历的调节作用

节能提效是“双碳”目标下重点用能行业减碳的首要举措。以高耗能行业实施的能效“领跑者”制度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高耗能行业企业微观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分析能效“领跑者”制度对“非领跑”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考察地方政府生态环境注意力和企业高管环保经历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能效“领跑者”制度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政府生态环境注意力和高管环保经历在其中发挥负向调节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能效“领跑者”制度对非国有性质、低融资约束、低媒体关注度企业绿色创新的正向影响更显著。同时,政府生态环境注意力对国有性质、高融资约束、高媒体关注度企业具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而高管环保经历仅在非国有企业发挥负向调节作用。     

高管心理韧性对国际化创新影响的研究——海归高管团队和供应链集中度的调节作用

国际化创新是中国跨国企业实现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必然途径。如何持续促进国际化创新呢？现有研究尚未关注到高管心理韧性这一心理资源因素的影响作用。本文整合高阶梯队理论和资源基础观研究高管心理韧性对国际化创新的影响,选取2012~2019年我国电子信息行业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结论表明：（1）高管心理韧性显著正向促进企业国际化创新;（2）海归高管团队的国际化经验和供应链集中度的创新集聚效应对此均有正向调节作用;（3）进一步研究发现,中美贸易摩擦这一外部事件冲击放大了高管心理韧性对企业国际化创新的影响。研究结论揭示出高管心理素质因素对企业国际化创新的影响作用,并探明其边界条件,为我国跨国企业加强高管心理建设以推动国际化创新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专精特新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

创新是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势在必行。基于动态能力理论,以2015-2020年国家级专精特新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探究数字化转型与专精特新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并从企业外部治理因素（供应链集中度）和内部治理因素（高管研发背景）两方面探析二者关系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正向促进专精特新企业创新绩效;企业外部治理因素（供应链集中度）对数字化转型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存在负向调节作用;企业内部治理因素（高管研发背景）对数字化转型与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呈倒U型。进一步地,高管研发背景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也呈倒U型;数字化转型与高管研发背景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存在一定程度的替代效应。结论丰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研究,拓展了创新绩效前因研究的理论基础,可为专精特新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提高创新绩效,从而促进其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证据和启示。     

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基于我国高科技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海归高管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具有资源效应和文化冲突效应，两种效应的高低决定了海归高管对企业国际化的最终影响。本文以 2011—2017 年中国高科技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针对海归高管如何影响企业国际化和企业吸收能力以及CEO两职兼任的调节效应进行实证分析，检验结果显示：（1）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显著正相关，资源效应大于文化冲突效应；（2）企业吸收能力增强了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的正向关系；（3）CEO两职兼任减弱了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之间的正向关系；（4）既具有海外工作经历又具有海外教育经历的高管对企业国际化的促进作用最强，仅具有海外教育经历的高管对企业国际化的促进作用最弱；（5）东部地区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表现为显著的正相关，中西部地区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的正向关系不显著；（6）在完全竞争市场，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显著正相关，在垄断竞争市场，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的系数为正，但是统计上不显著。     

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基于我国高科技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海归高管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具有资源效应和文化冲突效应，两种效应的高低决定了海归高管对企业国际化的最终影响。本文以 2011—2017 年中国高科技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针对海归高管如何影响企业国际化和企业吸收能力以及CEO两职兼任的调节效应进行实证分析，检验结果显示：（1）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显著正相关，资源效应大于文化冲突效应；（2）企业吸收能力增强了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的正向关系；（3）CEO两职兼任减弱了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之间的正向关系；（4）既具有海外工作经历又具有海外教育经历的高管对企业国际化的促进作用最强，仅具有海外教育经历的高管对企业国际化的促进作用最弱；（5）东部地区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表现为显著的正相关，中西部地区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的正向关系不显著；（6）在完全竞争市场，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显著正相关，在垄断竞争市场，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的系数为正，但是统计上不显著。     

产业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来自中国光伏产业的经验数据

选取2009—2019年60家沪深上市光伏企业面板数据,以2009—2019年我国部委及以上部门颁布的243条光伏产业政策为研究对象,运用Stata15构建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和经济绩效的影响及其在不同区域创新环境和企业性质下的差异。结果表明,产业政策能够有效促进企业创新绩效提升,但会抑制企业经济绩效提升;企业经济绩效在光伏产业政策与企业创新绩效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其中在国有企业中表现为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表现为促进作用;区域创新环境在产业政策作用于企业创新绩效过程中起抑制作用。进一步区分企业所有制后发现,在光伏产业政策影响下,国有企业创新绩效不受区域创新环境影响,非国有企业创新绩效受到区域创新环境的负面影响;区域创新环境能够促进非国有企业经济绩效提升,但对国有企业经济绩效没有影响。研究结论可为我国政府合理制定光伏产业政策及光伏企业提高创新绩效提供启示。     

不同风险特征下国企混改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资源效应与制度效应视角

国企混改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可以从资源效应与制度效应两个方面加以阐释：一方面，国企通过获得互补性资源提升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国企通过融合非国有股东制度活力激发创新动机。基于2013—2019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数据验证混改程度对国企创新效率的影响关系，并证实不同内部经营风险与外部竞争风险下，国有股比例对创新绩效具有差异化影响。结果发现：国有股权比例较低的股权结构，有利于发挥非国有资本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国有股权比例较高的股权结构，有利于发挥国有股东的资源优势。国企经营风险过高或市场竞争风险过低，能够强化国有股权与创新绩效的U型关系。分组研究结果显示，国有非制造企业股权与创新绩效呈U型关系，而国有制造企业中二者关系不显著。结论可为分类推进国企混改，提升国企创新绩效提供参考。     

产品关联密度、吸收能力与中国企业创新

随着国内外市场竞争的加剧和技术更新换代的加快,企业创新的关键环节转变为如何有效获取和利用外部的知识和技术,实现与自身内部资源的整合,并强化自身的研发能力。本文基于产品空间理论视角研究产品关联密度对中国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吸收能力对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第一,不同地理范围内产品关联密度对中国企业创新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省内产品关联密度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大;第二,企业的吸收能力有助于企业利用不同地理范围内的知识溢出和资源禀赋的优势,增进自身的创新能力;第三,不同地理范围内产品关联所带来的知识溢出有助于提高我国企业的创新绩效,但过高的产品关联密度也可能对企业创新产生负效应。     

企业发展预期的创新效应：基于上市企业年报文本挖掘的实证

基于2010—2018年沪深上市企业年报文本，运用计算机文本挖掘技术并结合情感分析，测算企业发展预期指数，进而揭示企业发展预期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结果表明：①企业发展机遇预期、前景预期、计划预期对企业创新均具有正向驱动作用，而风险预期提高会抑制创新产出，但没有证据支持资金预期对创新存在影响；②基于财政刺激机制的检验结果表明，税收优惠并未显著放大企业发展机遇预期、前景预期对创新的促进作用，也未缓解风险预期对创新的抑制作用，但会强化计划预期和资金预期对创新的促进作用，政府补助有利于强化企业机遇预期、前景预期、计划预期和资金预期对创新的促进作用，但未缓解风险预期对创新的抑制作用；③融资约束抑制企业发展机遇预期、计划预期和资金预期对创新的促进作用，但未强化风险预期对创新的抑制作用；④不同行业性质和股权性质下企业发展预期对创新的影响存在差异。     

首席信息官、企业领导者与企业数字创新

数字技术越来越普及，然而数字创新相关研究相对匮乏。基于注意力基础观，探讨企业数字创新前因。以2011—2018年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结果表明：①设置首席信息官（CIO）的企业实施数字创新的可能性更大，数字创新绩效更好；②企业领导者（CEO）的商业关联能够显著提升CIO实施数字创新的可能性及数字创新绩效，CEO的政治关联没有显著调节作用。通过调查CIO和CEO的角色，深化对数字创新前因的理解，推动数字创新理论研究，为企业实施数字创新提供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