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技术转型、数字化治理能力与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升级——基于数字化赋能理论的作用机制研究

依靠数字经济发展红利，突破资源环境双重约束，实现绿色转型升级成为制造业企业未来发展方向。从资源赋能和结构赋能双重视角出发，对数字经济赋能效应展开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但需进一步通过技术进步扩展绿色发展空间；(2)企业内部数字化技术转型能够显著促进绿色转型升级水平提升；(3)清洁生产技术创新和末端治理技术创新作为绿色工艺创新的两个维度，在数字化技术转型影响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过程中发挥显著中介作用；(4)政府数字化治理能力提升能够正向调节数字化技术转型对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通过识别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的情境因素，可为我国有效实施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和数字化建设提供理论依据。     

数字化转型促进高端制造业绿色发展的路径研究

高端制造业绿色发展对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以数字经济为研究背景,高端制造业为研究对象,结合高端制造行业特征构建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从企业动态能力视角刻画数字化转型对高端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动态演进过程。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正向影响了中国高端制造业绿色发展,这一结论在控制内生性和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高端制造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主要通过企业的动态能力路径降低资源消耗、减少环境污染和推动绿色技术创新,进而促进高端制造业绿色发展。调节效应表明,良好的内部控制能够正向调节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发展的关系。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东部地区、高管具有金融背景以及两职分离的高端制造企业绿色发展有更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广泛应用数字技术工具以完善绿色金融体系、建立数字化系统管理制度以优化转型环境、培育数字化社会资本以调控企业资源配置、打造数字创新网络以缩小区域发展差异,将赋能高端制造业绿色发展。     

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机制与实现路径

近年来,随着工业互联网、区块链、智能传感器、人工智能等新兴数字技术的不断突破,数字经济实现逆势增长,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推动大数据、智能传感器等数字技术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是推动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环。从我国数字经济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现状出发,研究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存在的问题,从要素共享、创新驱动、生产方式三方面分析传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理论机制,最后从政策设计、创新研发、区域协同发展角度提出数字经济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实现路径。     

数字化转型、动态能力与制造业服务化——基于营商环境的调节效应

数字化转型、动态能力、制造业服务化成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实现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但是目前缺乏在宏观层面对数字化转型与制造业服务化的实证研究。以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2013—2020年非平衡面板数据为样本,基于文献提出并验证了有关数字化转型、动态能力、制造业服务化之间作用机理的多个假设。研究发现：(1)数字化转型显著正向影响制造业的服务化;(2)动态能力在数字化转型与制造业服务化两者关系中存在正向中介作用;(3)营商环境在数字化转型影响制造业服务化过程中起正向调节作用;(4)非国有企业及东部地区企业在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方面更为显著。     

数字经济对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数字经济已成为长江经济带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动力源泉。本文从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和数字化环境三个维度衡量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从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和产业聚集三个层面定量评价产业结构发展水平,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考察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周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会对本地的产业结构调整产生积极作用;数字经济优化了产业结构布局,提高了服务业聚集水平,促进了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数字经济通过提高绿色创新效能和吸引劳动力流入两大机制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促进了制造业企业绿色化转型。为此,应当加快数字化转型,培养创新人才,提升绿色创新效能。     

动态能力视角下传统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中 机会开发过程研究

数字经济下,传统制造企业需要通过数字化转型促进机会开发,进而实现高质量发展。现有研究多以结果为导向,较少从过程视角研究数字化转型下的机会开发过程。本文以公牛集团为案例,从动态能力视角研究传统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下的机会开发过程。结果表明：渠道数字化转型形成数字驱动的网络效应,提升组织外部环境感知能力,通过资源构造行动,实现机会识别;生产数字化转型形成数字驱动的产销协同效应,提升组织资源获取能力,通过资源激活行动,实现机会利用;商业模式数字化转型形成数字驱动的利益共生效应,提升组织价值重构能力,通过资源撬动行为,实现机会迭代。本研究揭示了数字化转型下的机会开发过程,有助于丰富数字化转型和机会开发相关研究,也为我国传统制造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与高质量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通向可持续发展之路：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异地合作创新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深入推进的大背景下,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数字技术的应用对企业生产和创新模式将产生巨大影响。文章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全国制造业企业中推行的“两化”融合试点工作为背景,通过匹配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数据与上市公司数据,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识别数字化转型的异地合作创新效应。实证结果显示：相较于未进行“两化”融合的制造业企业,试点企业的异地联合申请专利数量明显增加。异质性检验显示：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异地合作创新的影响效应在边缘城市、市场竞争程度较低、研发背景高管占比较高以及国有企业组别中更加明显；机制分析显示：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压缩时空距离和流程再造两个方面影响企业异地合作创新；扩展研究显示：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合作创新效应对不同类型的专利申请活动都存在正面影响；同时,数字化转型能有效促进异地不同知识背景的主体相互合作,有效发挥了知识匹配效应。基于实证结果,本文提出积极把握企业数字化转型机遇,加强数字化场景建设,降低企业合作成本促进企业合作创新等政策建议。     

湖北省医药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比较分析

以湖北省医药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为研究对象,构建省域医药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评价模型对我国内地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医药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分别从1995、2000、2005、2010年4个时段进行动态评价和比较分析,目的在于比较同一省域不同时段各评价指标的变动情况,以及同一时段各评价指标在各省域间的差异,从中找出具有典型解释能力的关键因子,对湖北省医药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相对优势与差异进行解析, 并提出相关对策及建议。     

数字经济如何影响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机制分析与空间溢出

当前，数字经济已成为稳定经济增长的新优势。构建数字经济影响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数理模型，利用2005—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方面构建省级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实证研究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显著提升省域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且具有动态非线性递增效应；与东部地区和非“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相比，数字经济对中西部地区和“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作用更大。就内在机制而言，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是数字经济影响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两条基本路径。进一步的空间杜宾模型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数字技术驱动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战略研究——基于三一重工、特斯拉和酷特智能的多案例研究

制造业企业在进行数字化转型时,需要利用多项数字技术,围绕用户需求对产品进行交互式的创新,以实现产品的敏捷开发、快速迭代及高效的按需交付。满足用户需求是数字型企业的核心目标,鉴于此,本文选择与用户切实相关的两个维度,即个性化需求与产品生命周期来对制造业企业进行分类,并选取三一重工、特斯拉和酷特智能这三家不同类别的典型企业来作为案例研究对象,试图打开数字技术与制造业融合的“黑箱”,详细深入的解释数字技术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过程和内在机理。研究发现：为了实现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与高质量发展,企业首先需要有效的筛选和运用数据,之后在这基础上,进行生产方式、商业模式及组织架构的变革;最后,在变革过程中,企业要明晰自身定位,根据自己的特点选择不同的数字化战略,最终实现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本文所总结出的理论框架和研究结论为我国数字技术驱动制造业高质量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装备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测度——基于陕西省调研数据的实证研究

数字技术作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剂，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多种形式推动全球发展进入以数据驱动和智能化发展为特征的全新时期，并激发越来越多装备制造企业开启数字化转型升级道路。以装备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机制要素为主要内容，构建装备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测度评价指标体系，并以随机选取的28家陕西省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企业调研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熵权TOPSIS评价法和因子分析法对数字化转型水平进行测度。结果表明，陕西装备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整体水平不高，转型速度较慢。为此，从加大政府政策引导与资金投入力度、加强企业数字化转型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数字化转型人才引培体系以及促进产业链协同创新发展4个方面提出加快陕西装备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建议。     

传统农业生产模式何以实现数字化转型？——来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水稻种植案例研究

传统农业生产模式何以实现数字化转型一直是推动数字农业发展的关键问题。文章从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主体的角度出发,详细探讨了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引导传统水稻生产模式数字化转型过程。研究发现:产业园的转型实践活动拥有不同于一般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数字化转型思维,产业园以类似“领导者+服务者”的双重身份,通过深入洞察传统水稻生产方式痛点问题,依靠制度嵌入、技术嵌入、关系嵌入的方式为传统水稻生产模式实现数字化转型提供了详细指导与服务保障,并基于“需求-响应-实现”逻辑形成引导农业劳作形式与农业生产主体数字化的转型机制,成为推动传统农业生产模式数字化转型的关键主体。因此,为推进农业生产模式数字化转型工作,相关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要注重确立长期转型计划,对数字生产模式做出前瞻性认知并提供相应服务,为数字农业生产技术能够在乡野普及落地提供制度保障,形成一批成熟可推广的数字农业生产模式。     

制造业数字化、数字贸易壁垒与出口企业影响力

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制造业重塑出口竞争优势，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路径。本文使用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考察数字化水平对制造业出口企业市场势力的影响。研究发现：(1)制造业数字化总体上提高了出口企业的市场势力，但其提升机制随企业的出口产品性质而有所不同。对于同质化产品出口导向型企业，数字化能显著降低其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从而获得价格优势；对于异质化产品出口导向型企业，数字化有助于提升其出口产品质量和产品定价，从而扩大质量优势。数字化推动企业调整其产品布局，生产更多异质化产品。(2)数字化与数字贸易壁垒之间的交互作用是限制制造业出口企业市场势力提升的结构性因素，行业数字化水平越高，数字贸易壁垒对企业市场势力的抑制效应就越强，且主要通过提高企业的管理成本和冰山成本抑制企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3)从市场结构看，制造业数字化提高了存续出口企业的市场势力，扩大了高盈利能力企业的市场份额，促进了低竞争力企业的有效退出，推动制造业市场整合和集中，但并没有改善出口企业之间的资源配置。本文对于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破解出口企业的“低加成率”难题具有启发意义。     

企业适应数字化转型研究框架：一个文献综述

随着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企业数字化转型相关研究不断涌现，但尚处于探索阶段，缺乏涉及数字化转型过程阶段和机制等内容的整合性研究框架。对近年来国际期刊中关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文献进行回顾，归纳数字化转型定义及特征，从理论基础、适应主体和适应过程等方面构建企业适应数字化转型研究框架。该框架认为，企业适应数字化转型的过程包括探索、构建和扩展3个阶段，在此过程中交互规则、设计控制和刺激反应多样性发挥中介作用，数据驱动运营、及时发布和快速转换3种权变机制能够加速企业扩展。最后，提出未来可从企业适应数字化转型的内因等4个方面推进相关研究，研究框架及未来研究方向可为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提供有益参考。     

企业数字化转型、员工数字认知与创新绩效：技术为刀，我为鱼肉?

如何顺利度过数字化转型阵痛期成为中国企业利用数字经济红利提高自身创新水平的重要战略问题。整合IT能力、社会认知与社会认同理论，基于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绩效的非线性作用机制。结果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曲线，即存在数字化转型阵痛期；员工数字化个人认知在U型关系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员工数字化组织认知可以调节U型关系，促使拐点左移，并导致U型关系变得陡峭。结论启示从员工对企业数字转型的个人认知和组织认知两个方面优化员工数字认知，应用数字技术营造有利于组织创新的员工认知环境，对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企业如何通过数字化转型实现颠覆性创新？——基于潍柴集团的案例研究

数字经济时代促使企业进入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企业数字化转型离不开数字技术的发展与数字产物的嵌入,在二者的催化下多端颠覆性创新成为企业转型新常态,而数字化转型如何赋能制造业企业颠覆性创新形成数字化颠覆性创新以把握数字时代契机,打造企业新型竞争优势是可拓展的研究问题。本文以潍柴集团为例,依托于颠覆性创新理论,通过程序化扎根理论分析对象,对制造业企业实现数字化颠覆性创新的过程机制以及形成路径进行探究。研究发现,企业进行数字化颠覆性创新要经历驱动、转型以及多元三个阶段。驱动阶段,企业受内外驱动因素影响,启动数字化颠覆性创新;转型阶段,企业以生产模式转变与组织结构演化为行动路径,通过对企业内外的数字化实现企业的数字化颠覆性创新;多元阶段,通过实现商业生态系统的数字颠覆性创新进行创新外延,形成数字商业生态系统模式,完成颠覆性创新转型。     

数字经济、技术进步与制造业转型升级

制造业水平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志,技术进步提供了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动力和基础。而数字经济作为推动技术进步和企业变革的重要力量,为传统制造业注入新的增长动力。基于2010—2020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实证研究数字经济背景下技术进步对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作用机制,并探究数字经济在此过程中发挥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显示：（1）数字经济时代下,技术进步对制造业转型升级依旧具有很强的驱动效应;（2）在技术进步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作用过程中,数字经济可以有效发挥正向调节作用;（3）技术进步驱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存在显著的数字经济门槛效应。     

组态视角下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路径研究 ——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的联动效应分析

在数据成为现实生产要素,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创新融合的大背景下,商业银行的数字化转型也日益受到学界和政界的关注。为合理匹配问题与方法,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和NCA必要性检验方法,以29家上市银行(截至2018年底)为样本,根据国资委依据团体标准T/AIITRE 10001—2020《数字化转型参考架构》所确定的数字化转型六大新型能力及其所对应的创新生态要素,探析创新生态要素组态耦合效应对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质量的影响路径及背后的复杂因果机制。结果发现：(1) 主体能力(数字人才)、载体能力(数字渠道)、过程能力(数字组织)、对象能力(数字市场)、合作能力(数字伙伴)、技术能力(数字技术)均不是单独产生商业银行高数字化转型质量的必要条件；(2)存在3条驱动商业银行高数字化转型质量的模式：“渠道+组织”双轮驱动的点轴发展模式、“市场+伙伴”要素聚合的多极网络模式、“人才+技术”双重挖潜的业务极核模式；(3)存在4条驱动商业银行非高数字化转型质量的路径,根据核心驱动因素将其归纳为“渠道+技术”抑制型和“渠道+伙伴”抑制型两种类型。本文从创新生态系统组态视角审视商业银行“数字+”转型路径,使用QCA方法“由果溯因”的探究创业生态要素的协同耦合对于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质量的影响路径,研究发现对揭示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的多重实现路径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启发商业银行基于创新生态在数字经济时代对自身重新定位并基于禀赋优势探索更具生命力和适应性的数字化转型路径,为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提供路径对标和政策建议。     

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发展影响因素研究

发展智能制造是世界上发达国家或地区制造业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主攻方向。通过分析智能制造特征和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升级过程，提出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发展影响因素理论模型，运用中国新能源装备制造企业实证数据对理论模型及相关假设进行验证。结果表明，技术创新、国家政策、新一代信息技术、人才建设、集成互联、数字化转型等因素正向影响智能制造发展。从技术创新、政策制定、信息技术等方面提出提高智能制造能力的建议，为促进制造业智能化转型提供理论参考。     

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热点与发展趋势

如今,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企业数字化转型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重要研究领域。文章选取国内外相关文献,应用文献计量工具挖掘和识别了研究重点趋势与热点信息,总结近年来该领域的科研动态与发展趋势。根据定性分析,构成一个包括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情景-理论基础-前因-行为-后果”（CTABC）知识框架,从数字技术的创新应用与组织变革相互赋能、企业战略应对数字化、企业数字化效果三个维度提出管理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