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知识产权制度变迁的经济学分析

新中国知识产权制度历经三大阶段的变迁之动因均是经济学上的理性趋利.中国现代知识产权制度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快速演进,其原因主要是外在竞争国的高压和内生的市场经济制度转轨带来的"跟随-联动"效应.知识创新和知识产权制度是一种相互影响、相互推动的辩证关系.知识的不断创新是知识产权制度得以产生和变迁的一种基始力量,是知识产权制度变迁的基础和终极决定者.另一方面,知识产权制度绝不总是知识进步的滞后消极反应,一旦切合知识创新水平的知识产权制度得以形成,其又会反过来成为远远快于自发演进的知识进步的决定性推动力.     

国有银行制度变迁中政府的次优制度安排偏好分析

政府的制度安排服从于收益最大化目标是个动态优化的过程,它决定了国有银行绩效目标由社会目标优先逐步向自身绩效优先的转化.由于中央政府对公有产权保护的内在倾向性,强制性变迁方式下市场机制发育的不足,以及地方政府、国有银行本身以及国有企业等利益集团的利益约束等,政府具有对次优制度安排的选择偏好.最终国有银行制度安排的优化取决于外部环境的建设和政府市场角色的理性回归.     

我国知识创新奖励与资助制度的绩效分析

通过对知识产品的资助制度、奖励制度进行绩效分析发现,资助制度、奖励制度只是知识产权制度的辅助制度,只有与知识产权制度相互配合与协调,才能发挥其应有的激励效应。     

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度安排

新制度经济学揭示了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是研究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制度安排的理论基础。制度变迁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其内在的作用机理,而我国现行制度安排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存在许多制约因素。因此,应从树立以人为本观念、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完善政绩考核制度、健全现代企业制度、推动科技体制创新、规范要素配置机制、深化财税制度改革等七个方面对实现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度安排进行重构。     

中国封建社会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与治理制度的变迁——以农田水利设施为例

中国封建时期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绩效辉煌,其中制度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历史上农田水利设施的发展经过了三个波动的阶段,产生了集权型、自治型和混合型三种制度安排与制度变迁,这些制度分别保证了与其相适应的设施建设绩效和灌溉绩效。中国封建时期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与治理的制度变迁,为今天建立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地方财政农业投入绩效的制度改革路径探析

地方财政农业投入绩效是特定制度环境下多种涉农投入制度安排综合作用的产物,必须以制度创新作为提升地方财政农业投入绩效的重要突破口。本文认为,涉农投入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应着眼于以下五个方面:实行农业财政资金的竞争性分配机制;完善农业公共产品的供给机制;健全财政农业投入的绩效问责机制;改进中央对地方的农业转移支付制度;构建多元化的农业投入机制。     

外资研发、制度环境与我国工业企业创新——基于微观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随着研发外部化的发展,企业的创新活动由过去的内部创新向开放式创新发展。本文基于国泰安中国非上市公司数据,在控制了企业规模、市场竞争、负债率和资本密集度的情况下,分析了外资研发、制度环境对我国工业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企业自身的R&D投入对其创新产出的正向影响较小;外资研发对我国企业创新没有产生明显的溢出效应;制度环境中的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与企业的创新产出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产权结构对企业的创新产出有微弱的正向影响。     

改革开放后我国农地制度变迁及绩效分析

寻求最佳的绩效一直是制度变迁的终极目标。制度经济学理论可以用来分析中国农地制度变迁及其绩效,本文通过分析农地制度变迁的原因,得出农地制度变迁的绩效只在短期内存在。     

不确定性条件下的集群式创新:制度变迁与资源配置

企业集聚有效治理了创新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从而提升了集群创新绩效。但当前产业集群却普遍存在创新能力低下的问题。而解决这个悖论需要进一步探讨集群式创新的制度变迁与资源配置战略。集群式创新的制度变迁取决于影响创新的供求关系,包括信息成本、要素价格、技术进步等影响因素,提升集群式创新绩效需要更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安排出现。而基于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创新分类,提出与之匹配的集群企业集权式和分权式创新资源配置战略。     

中国金融制度的非均衡变迁 --新制度经济学的一般考察

制度非均衡是指人们对现有制度安排不满，具有改进现有制度安排以获取收益的动机的状态。中国金融体制改革20多年来体现出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变迁的非均衡性-体现在变迁方式上的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变迁构架上的技术性生产边界与结构性生产边界、变迁内容上的增量变迁与存最变迁间。中国金融制度改革在总体上体现出政府供给主导型的特征，需求主导型变迁尚未形成，金融制度改革的各种措施都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政府，任何脱离政府改革的药方实际上都是空谈。政府既是改革的推动力量，同时又成为改革的对象，因此，金融启动的落脚点自然应在政府身上，对政府在金融制度变迁中的角色必须重新定位，金融改革宜以存量改革为主。     

论入世后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

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以及我国加入WTO的现实背景，对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存在知识产权意识淡薄、自主知识产权少、知识产权流失严重、人才奇缺、国家法制建设不完善等问题，并就此应采取相应策略。     

构建我国的知识产品经济学——知识产品经济学始点范畴研究

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的现代经济学尤应关注知识产品的生产、交易等经济问题的研究。然而建立在实物商品基础上的传统经济学依然把知识产品排斥在其研究领域之外,本文认为经济学研究的知识应当从人类迄今为止创造的知识总量中独立出来,即将人类创造的知识从时间和空间上划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内存于人类大脑尚未物化表达的知识,这种知识隶属人类精神,不具有经济学意义;二是脑外物化表达状态下具有知识产权的知识,它的经济学意义使我们将其界定为知识产品;三是知识产权届满后的人类知识,这种知识是一种非经济物品。知识产品与普通商品相差悬殊的经济特性急需创建一门专门研究知识产品的学科——知识产品经济学。     

湖南企业知识产权加快发展的基础条件、问题与对策分析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键是要在＂加快＂上下功夫。当前湖南企业的创新环境和条件不断改善,高新技术产业快速成长、产业集聚度逐步提高,企业知识产权科技队伍不断壮大、科研投入稳步增长、科技创新活动日益活跃、产出水平不断提升,湖南企业知识产权加快发展已具备一定的基础条件,但在企业自身、政府管理以及中介市场等层面还存在一些制约因素。企业应建立知识产权管理工作规范,制定适合自身发展的知识产权发展战略;政府应构建知识产权扶持机制与服务体系,倡导规范化执法环境;进一步规范中介市场行为,发展知识产权服务业以推进湖南企业知识产权加快发展。     

借鉴成功经验 完善国防知识产权制度——以西北工业技术研究院为例

西北工业技术研究院在国防知识产权研发生成、转化实施、价值评估、产权交易、利益分配和激励机制等方面进行了创新性的探索,为国防知识产权制度的完善提供了有益经验。为了增强国家国防安全和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必须有效促进国防知识产权的生成和产业化、市场化。为此,国家在对涉及国家战略性核心利益的国防重大技术保留控制权的基础上,应明确生成单位对国家投资形成的国防知识产权的经营权和收益权;适当放宽国防知识产权技术入股的出资比例;完善国防知识产权评估机制。     

农业知识产权制度保护的策略探讨

我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由于农业生产自身的特点以及我国长期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对知识产权研究工作尤其是对农业知识产权的保护与研究工作起步较晚,我国广大农业科技人员知识产权意识相对淡薄,对申请专利、植物新品种保护等方面了解甚少,这在不同程度上造成了对当前农业知识产权的保护困难。以目前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来探求对农业知识产权保护的具体措施。     

国家知识产权竞争力及其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讨论了知识产权竞争力的含义,并分析了知识产权竞争力的组成要素——知识产权资源、知识产权动态能力,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国家知识产权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试析美国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的调整

新的经济技术条件给美国原有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带来了很大冲击，新技术产品作为知识产权保护的新客体也带来了新的困扰，而垄断的新特性也对知识产权的规制体系提出了新的挑战。面对这些挑战，美国重新认识了国内外的经济环境，认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美国核心利益所在，从而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知识产权的专有性，淡化知识产权的地域性，推动国际知识产权法律一体化，弱化对知识产权的反垄断规制，谋求美国利益的最大化。     

知识产权质押贷款走向市场化的路径研究

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作为中小企业融资方式的一种创新,对于推动产权结构优化升级,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意义重大。基于对比国内外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发展模式,我国知识产权质押模式走向市场化的实现路径应为:分地区、分阶段从政府主导逐步走向市场化;政府应对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的市场化发挥推动与监管作用,并着力培育和建立权威性较高的知识产权评估中介机构,银行系统也应给予积极地配合与支持。     

科技型中小企业知识产权融资创新研究

科技型中小企业由于高风险、信息不对称,融资渠道单一、缺乏融资对接渠道,可抵质押资产少等原因,融资难一直是制约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其中可抵押质押的资产少是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作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最具价值的资产,知识产权并没有发挥它应有的融资作用。因此,本文为进一步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以创新知识产权融资产品为切入点,分析了知识产权融资创新的意义,介绍我国一些知识产权融资模式的成功经验,在此基础上对知识产权融资模式进行创新,介绍了模式创新的参与主体、模式提供的金融产品以及政府可提供的政策支持等。     

论政府优先采购本国自主知识产权产品的国际合法性

我国政府采购法实施已近三年，许多省市的政府采购实践更已逾五年，但是，关于我国加入GPA之后政府采购本国高新技术产品能否“优先”的问题，无论是国家还是地方立法，甚至理论探讨与学术争鸣，都没有得到实际上的有效解决。在我国已经成为GPA的观察员，而自主创新又成为国家基本战略的今天，研究政府优先采购本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产品的国际合法性，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