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旅游投资增长周期波动性及其溢出效应

采用1999—2016年中国旅游投资的年度数据,利用H-P、B-P滤波法等,分析了中国旅游投资增长周期波动性的特征以及它对旅游经济增长周期波动性的溢出效应。结果表明:中国旅游投资增长呈显著的周期性,且其周期多为古典型周期,平均持续时间为3~4年,周期长度不仅趋短且波动性趋稳;从行业层面看,星级酒店投资增长周期为增长型周期和古典型周期的混合类,周期短且波动幅度较为稳定,星级酒店投资增长有一定的反周期能力;景区投资增长周期多为古典型周期,周期的波动幅度较大;旅行社投资增长周期全是古典型周期,初期增长的周期波动性较大,而后期增长的周期波动性则较平缓,逆周期能力有所增强;旅游投资增长对旅游经济增长周期波动性具有显著的稳定性效应,而旅游投资增长周期波动性则对之无显著的溢出效应;三大行业的投资增长周期波动性既对旅游经济增长无稳定效应,也对旅游经济增长周期波动性不具有显著的稳定效应;旅游投资增长风险与旅游经济增长风险之间存在一定的分离性。     

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和长期效应——浙江1983-2004年时间序列

1980年代以来浙江的外商直接投资迅猛发展。文章利用1983—2004年时间序列,分二个时段就外商直接投资对浙江经济增长的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这段时间里外商直接投资对浙江经济增长无论短期还是长期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超前2年的浙江外商直接投资对浙江经济发展的长期供给溢出效应作用大于当年的浙江外商直接投资对浙江经济发展的短期需求拉动作用。无论从短期效应看还是对长期效应而言,后时段(1992—2004年)比前时段(1983—1992年)作用大。最后提出进一步吸引外资、促进浙江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     

基于IHO技术的西部行业投资效应分析研究

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本文在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基础上,通过编制能源投入占用产出表和建立投入占用产出投资效应分析模型,对在西部地区不同能耗行业投资所带来的效应进行定量测算分析,结果表明对低能耗产业的投资在带领GDP和就业的增长的同时可以降低单位GDP能耗.本文的研究扩充了投入占用产出理论研究,获得的定量分析结果可为西部投资政策的制定提供一定的参考.     

中国区域信息网络基础设施投资效应的实证研究

采用新增长理论模型的投资效应分解方法,将信息网络基础投入的经济增长效应分解为直接投资效应和间接溢出效应。利用2003—2012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工具变量法测算了各地区信息网络基础设施投入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投资效应和间接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各地区的信息网络基础设施投入具有显著而积极的直接投资效应和间接溢出效应,但间接溢出效应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总体而言,中国地区信息网络基础设施投入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对TFP的提高具有积极作用;信息网络基础设施投入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地区差异。     

后金融危机的货币供给过剩及其效应

本文针对我国货币政策的操作特征,使用阈值协整方法扩展现有的货币需求模型,度量后金融危机时期的货币供给过剩及其对通胀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调节效应,并进而设定广义脉冲响应函数揭示货币供给过剩对通胀与经济增长的冲击效应。主要结论为:2009年第三季度以后,我国货币供给过剩且过剩幅度快速增加,其中名义M1过剩12.56%,名义M2过剩11.31%。2009Q3—2010Q3我国处于货币供给过剩机制下,在该机制下,央行谨慎地实施从紧货币政策,从紧货币政策对通胀和经济增长的调节效应相对较强。货币供给过剩对通胀和经济增长的冲击在前2年为正值,在随后近3年为负值。这说明我国现阶段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必须谨慎,退出速度不宜过快。     

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挤进效应分析

本文运用经济增长理论与新古典分析方法从短期与长期、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分析了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替代与互补的影响机制.一方面,公共资本对私人资本具有替代性,增加公共投资会"挤出"等量的私人投资;另一方面,公共资本对私人投资具有正外部性,可提高私人投资的边际产出从而"挤进"私人投资.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影响方向由这两种对立效应的相对强弱决定.实证检验表明,政府公共投资对私人部门投资在挤进的同时又有挤出,最终起主导作用的是挤进效应.政府在公共投资政策的制定和把握上应加强对私人投资的引导和规范,使私人投资者产生正确的理性预期,将项目投向更有效率、更有作用的领域.     

关于我国政府投资乘数效应的探讨

应对金融危机的4万亿政府投资计划目前到了收尾盘点阶段,如此规模的政府投资除了满足社会公共品需要外,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如何是大众关心的重要问题,因而关于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研究有很大的现实意义。政府投资乘数大小作为衡量政府投资效果的重要依据和基本工具,对其进行具体研究有利于增强和改进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影响。通过单位根检验、协整分析等路径并运用生产函数法对1998年以来我国政府投资乘数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有较大的拉动作用,但同时也发现政府投资产出弹性小于非政府投资的产出弹性,在一定范围内同等数量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低于非政府投资。     

浅析财政支出的经济效应

从传统的宏观经济学的视角看。财政支出是调节短期总需求的主要政策之一，但从经济增长角度看，财政支出可以影响总供给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原则上，政府投资支出提高资本存量，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如果私人支出可公共部门支出的收益率相同，那么牺牲私人部门支出来增加公共部门支出，可能提高或降低经济增长率，结果取决于公共部门投资占支出的比例是高于还是低于私人部门投资占支出的比例。政府的支出必然通过税收、国债或货币创造的方式来融资，而这些手段所引起的财富分配效应会影响企业家的投资和生产决策。     

政府公共资本投资的长期经济增长效应

本文首先建立一个包含政府公共资本投资的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并把公共资本投资分为政府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从而对公共资本投资的长期经济增长效应进行理论分析。结论是,两种形式的公共资本投资对长期经济增长都可能具有正效应也可能具有负效应,取决于民间经济主体消费跨时替代弹性大小。其次,我们利用向量自回归分析框架,对我国1978—2004年间公共资本投资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作实证分析。结论是,我国两种形式的公共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其中政府公共物质资本投资对长期经济增长的正影响更为显著,而政府公共人力资本投资对长期经济增长的正影响较小,且在短期内不利于经济增长。这一结论对我国今后科学制定财政政策和选择公共投资领域都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效应和波动效应——基于1981年～ 2012年的时间序列数据

笔者基于1981年～ 2012年固定资产投资数据,运用Eviews 6.0,对数据进行ADF检验、协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表明:中国经济的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显著,在时间上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此外,投资的波动效应具有以下规律:投资波动与经济波动周期发生频率相等,波长基本一致,投资波动的幅度明显大于经济波动幅度,经济增长波动滞后于投资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