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层权力、薪酬标杆与高管薪酬制定

本文分析了管理层权力通过薪酬标杆的选取影响自身薪酬制定的过程和机理,并以2011~2014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管理层权力对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影响,探究了薪酬标杆在管理层权力和高管薪酬制定之中的传导作用。实证结果表明,管理层权力以及薪酬标杆与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均存在正相关关系,上市公司高管利用管理层权力影响薪酬制定的路径之一,是通过影响董事会对薪酬标杆的选取进而达到操纵自身薪酬的目的。     

我国上市公司CEO薪酬存在租金攫取吗?

本文选取2005～2008年我国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考察了CEO的薪酬是否存在租金攫取问题。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CEO的薪酬主要由公司经济特征决定,具有明显的业绩型薪酬特征,并不存在明显的超额薪酬和租金攫取问题;上市公司总体,尤其是民营控股上市公司CEO的薪酬中存在租金,但租金攫取问题相对较轻,尚未对公司业绩产生负面影响。本文还对不同薪酬水平上市公司CEO的薪酬中的租金攫取问题分别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CEO薪酬水平中等和较低的公司,CEO的薪酬并不存在租金攫取问题,而CEO薪酬水平较高的上市公司中虽存在租金攫取,但问题尚不严重。     

薪酬制定的管理层权力理论进展

薪酬制定的管理层权力理论,区别于传统的最优契约论．正成为目前国外学术界解释管理层薪酬现象的主要理论。本文回顾了国外关于管理层权力影响薪酬制定过程的实证和理论文献．分析了薪酬制定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代理问题。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我国企业管理层权力的现状及其对薪酬激励的可能影响和表现,得出了一些启示。     

管理者权力、外部薪酬差距与公司业绩

外部薪酬差距因引导管理层行为而具有一定的激励作用,管理者权力又是影响薪酬激励有效性的重要因素.本文选取2006-2010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结合管理者权力,研究了外部薪酬差距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并从在职消费的视角探讨了管理层行为在外部薪酬差距影响公司业绩中所起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外部薪酬差距与公司业绩正相关,外部薪酬差距具有正面的价值激励效应,但是管理者权力抑制了外部薪酬差距的激励效应.进一步拓展检验发现,外部薪酬差距能够抑制管理层的在职消费,但管理者权力弱化了外部薪酬差距对在职消费的抑制作用.     

管理层权力、薪酬与业绩敏感性分析——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薪酬激励并不必然减轻企业代理问题,管理层权力可能弱化公司治理使得薪酬机制成为代理问题的来源.本文基于中国证券市场研究了管理层权力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管理层权力大的企业与其他企业相比,高管的货币薪酬更大,但业绩并没有更好;而且,管理层薪酬与盈利业绩的敏感度更高,与亏损业绩的敏感度更低,部分企业出现薪酬业绩弱相关甚至不相关.本研究为理解我国上市公司治理和薪酬激励的现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证据.     

管理层权力与高管薪酬粘性

最优契约论与管理权力论是目前管理者激励领域研究的两种主要理论基础。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国外资本市场上公司高管薪酬一样具有粘性特征,这与最优契约论的观点不符。薪酬粘性是指高管薪酬的业绩敏感性存在不对称的特征,业绩上升时薪酬的增加幅度显著高于业绩下降时薪酬的减少幅度。笔者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型企业的高管薪酬显著高于非管理层权力型企业的高管薪酬,并具有更高薪酬粘性。     

高管权力、薪酬契约与国企改革——来自国有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建立有效的薪酬契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问题,而高管拥有的权力可能引发其在薪酬激励方面的自利行为。以2004-2008年的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发现：国有企业高管的权力越大,不但能获得更高的薪酬水平,还攫取了更多的超额薪酬,并且拉大了高管层与普通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表明国企高管的确通过权力的运用扭曲了薪酬激励机制。另外,虽然高管的薪酬业绩敏感性整体上呈现不对称特征,但那些拥有较高权力的同时又建立了政治联系的高管可能基于政治动因的考虑降低了薪酬粘性。进一步的研究显示,政府控制层级的提升和制度环境的改善一定程度上能够抑制国企高管攫取超额薪酬,但并不能有效约束薪酬差距的扩大。本文的研究结果有助于我们理解国有企业高管权力的经济后果,并为当前有关国企薪酬体制改革的政策导向提供了经验启示。     

经理权力、市场化进程与经理超额薪酬——基于不同产权性质的比较分析

笔者以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在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中,市场化进程对于经理权力抑制作用所产生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经理权力越大,经理所获得的超额薪酬越多;企业所处的外部制度环境能够显著影响经理通过个人权力攫取超额薪酬的能力;外部制度环境对于经理权力的影响在国有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管理层权力、国有控股与高管薪酬激励

我国企业高管的薪酬激励存在着一定的激励扭曲(激励过度与激励不足)现象。利用2008～2010年我国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管理层权力、国有控股对高管薪酬激励扭曲程度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管理层权力与激励过度程度正相关而与激励不足程度负相关,国有控股企业存在着一定的激励不足,且管理层权力越大越能减轻这种激励不足。研究结论对企业尤其是国有控股企业设计其高管薪酬激励方案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产品市场竞争、管理层权力与高管薪酬—规模敏感性

高管薪酬契约一直被作为缓解企业委托—代理矛盾的必要手段,如何设计薪酬契约中各影响因素的权重将决定着契约的效率。规模因素作为薪酬契约中重要的因素,在契约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本文从管理层权力视角出发,研究管理层权力对规模因素的影响,以及公司治理对权力滥用的抑制作用。研究发现,企业高管可以凭借管理层权力提高薪酬—规模敏感性,降低自身薪酬风险,而作为企业外部治理机制的产品市场竞争对这种权力滥用有显著的治理效应。此外,企业所处的成长性环境差异对薪酬契约有重要影响,高成长性企业既有着相对较高的薪酬—规模敏感性,又能为产品市场竞争提供较大的治理空间,从而提高竞争对薪酬契约的治理效应。     

股票期权风险承担激励、管理者权力与企业研发创新

以2006-2016年公布股票期权激励方案的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高管期权薪酬风险承担激励和管理者权力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管理者期权薪酬风险承担激励和管理者权力均对企业研发创新具有促进作用;当二者同时存在时,期权薪酬激励与管理者权力之间会产生负向协同效应,反而会阻碍企业研发创新。其原因可能在于,管理者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利影响薪酬合约制定过程而轻松获取租金,从而放弃风险较高的研发创新活动。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创新、管理者权力和高管股权激励相关研究,对于提高企业创新能力、改进公司治理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薪酬管制会抑制企业高管的超额薪酬吗?——基于2015年"限薪令"的准自然实验

为了形成合理的企业内部薪酬差距,通过行政干预方式对高管薪酬进行管制是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本文从超额薪酬视角切入,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2015年"限薪令"对企业高管薪酬管制的政策效果.研究发现:(1)2015年"限薪令"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高管超额薪酬的增加,只是政策效果持续时间有限,通过替换超额薪酬度量指标、剔除股权激励影响、剔除"沪港通"政策干扰和倾向得分匹配估计等几种方法都证实了上述政策效果;(2)企业所处的行业竞争特征和外部法治环境的差异导致"限薪令"政策效果表现出异质性,只有在非垄断行业或外部法治环境较好的企业,"限薪令"对企业高管超额薪酬的抑制作用才更为显著;(3)限制管理层在职消费和缩小企业内部薪酬差距是"限薪令"发挥政策效果的两个中介机制,通过比较发现,管理层在职消费的中介效应更多体现在非垄断行业的企业中,而内部薪酬差距的中介效应则在外部法治环境较好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本文从超额薪酬视角证实了"限薪令"的政策效果,否定了一些研究中基于高管薪酬绝对水平所得出的"政策无效论",为"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所提出的"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参考.     

经理人超额薪酬和公司治理——一个文献综述

经理人超额薪酬指的是指经理人利用手中的权力和影响寻阻而获得的超过公平谈判所得的收入。经理人超额薪酬不仅可能导致公司治理的失败、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等一系列不良的社会经济后果,同时也构成了对公司治理主流理论的挑战,迫使公司治理理论界开始重新反思一些业已成熟的结论的正确性和常用工具的新的政策含义。本文围绕经理人超额薪酬的危害、对传统公司治理理论的挑战以及研究现状等进行文献综述。在此基础上探讨其对研究我国经理人超额薪酬问题的启发。     

资本市场开放对高管超额薪酬的影响——基于陆港通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2010—2019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借助陆港通这一外生事件,利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资本市场开放对高管超额薪酬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资本市场开放能够有效降低高管超额薪酬,约束高管的自利行为。进一步研究发现,陆港通交易制度发挥治理作用的潜在途径是通过提高股价信息含量产生股价信息反馈效应,促进股价在高管薪酬契约中的指导作用,或者通过改善公司信息环境,降低公司内外部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压缩高管超额薪酬的攫取空间。资本市场开放有利于提高高管薪酬契约激励的有效性,但是其对高管超额薪酬的治理作用受到管理者权力的强烈约束。上述研究不仅是对资本市场开放与高管超额薪酬领域研究的有益拓展,而且为我国扩大对外开放、进行相关制度建设与改善公司治理结构提供了政策启示。     

负债的代理成本与管理层薪酬——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本文具体考察了负债的代理成本对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薪酬契约的影响,以及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不同的负债代理成本对管理层薪酬契约的影响是否有所不同。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薪酬与公司业绩之间的敏感度随着负债比率的提高而下降;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在民营上市公司中以及在金融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地区,管理层薪酬与公司业绩之间的敏感度随着负债比率的提高而下降的程度有所减弱。这一研究成果不仅丰富了国内外的相关经验研究,而且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薪酬契约的制定机制。     

薪酬管制与会计信息质量*——基于超额薪酬的中介效应

在国有企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大背景下，本文检验了薪酬管制政策对国有企业管理者超额薪酬与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超额薪酬与会计信息质量呈U型关系；薪酬管制通过削减超额薪酬，进而降低了会计信息质量；现行薪酬管制政策的限薪标准缺乏针对性，致使政策的实施不仅削减了过度激励情形下国有企业管理者的超额薪酬，同时还加剧了部分国有企业管理者激励不足的情况；实施股权激励与提高审计质量均有助于弱化薪酬管制的负面影响。研究结论表明，现有薪酬管制政策有效但精准程度有待进一步提升，未来国有企业薪酬制度改革应在兼顾成本效益的基础上细化限薪标准，力争因地制宜、精准限薪。     

新质生产力与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基于共享发展视角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重要支撑。本文使用2011—2022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对内部管理层与员工平均薪酬差距的影响。结果发现,随着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企业内部管理层与员工平均薪酬的差距显著下降,员工能够共享新质生产力发展成果。异质性分析发现,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于降低国有企业和高管超额薪酬较高企业的内部薪酬差距作用更加明显,但是会扩大设立数字技术管理岗位企业的内部薪酬差距。潜在机制的讨论发现,新质生产力主要通过改善行业整体经营水平、提升员工权利、制约管理层权力,从而缩小企业内部管理层与员工的平均薪酬差距。本文为我国更好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共同富裕目标实现提供了微观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政府管制、管理层权力与国企高管薪酬刚性

基于我国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激励的制度背景,公司内外部治理结构的不完善可能导致高管薪酬具有能升不能降的刚性特征。本文以2005-2010年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政府管制、管理层权力对国企高管薪酬刚性的影响。研究发现:(1)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管制降低了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导致高管薪酬不仅具有向下的刚性,也具有向上的刚性;(2)高管利用手中权力影响了自身薪酬契约,导致薪酬具有向下的刚性和向上的弹性。薪酬业绩敏感性存在的不对称现象,说明高管利用手中权力具有获取私利的动机;(3)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较低、公司治理结构也较为完善,国企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显著增强,市场化改革减少了薪酬刚性现象。本文为国企高管薪酬刚性现象提供了解释,为未来进一步的薪酬制度改革提供了有意义的参考。     

大股东掏空、管理层权力与高管薪酬——基于薪酬辩护理论视角的分析

笔者从薪酬辩护理论的视角,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给高管薪酬激励带来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大股东掏空对公司业绩造成不利影响后,高管会将大股东掏空作为卸责的借口,降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增加在职消费.特别是在上市公司管理层权力较大的情形下,辩护能力增强,这种现象更加突出.这说明大股东掏空会成为高管薪酬卸责的借口,降低高管薪酬激励的效果.上市公司应注重优化股权结构,限制管理层权力的膨胀,才能促进高管薪酬激励效果的有效发挥.     

EVA考核、管理层薪酬与非效率投资——基于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通过引入薪酬EVA敏感性度量EVA考核与管理层薪酬相挂钩的激励效用,以2010—2012年度沪深两市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分别考察了基于EVA的管理层薪酬机制对代理成本和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后果。研究发现,基于EVA的管理层薪酬机制正是通过降低代理成本,有效抑制了非效率投资,且这种治理效果随着EVA考核有效性的增强而增强。本文不仅通过关注管理层薪酬为EVA考核与非效率投资关系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而且肯定了EVA考核对非效率投资的治理作用,揭示了该作用发挥的内在机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