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层权力、薪酬标杆与高管薪酬制定

本文分析了管理层权力通过薪酬标杆的选取影响自身薪酬制定的过程和机理,并以2011~2014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管理层权力对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影响,探究了薪酬标杆在管理层权力和高管薪酬制定之中的传导作用。实证结果表明,管理层权力以及薪酬标杆与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均存在正相关关系,上市公司高管利用管理层权力影响薪酬制定的路径之一,是通过影响董事会对薪酬标杆的选取进而达到操纵自身薪酬的目的。     

基于大股东掏空下的经理人薪酬激励机制研究

大股东的存在加强了对经理人的监督,但存在大股东掏空时经理人会与大股东谈判以降低其业绩标准,从而削弱经理人的薪酬激励监督。文章将大股东掏空与经理人薪酬激励纳入同一分析框架,探讨两者的相互作用。研究发现,大股东掏空降低了经理人的业绩薪酬激励强度,并且实际控制人性质也影响这种激励强度。文章的研究为更全面地了解大股东的作用和两类代理成本的相互影响提供了参考。     

管理层权力与高管薪酬粘性

最优契约论与管理权力论是目前管理者激励领域研究的两种主要理论基础。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国外资本市场上公司高管薪酬一样具有粘性特征,这与最优契约论的观点不符。薪酬粘性是指高管薪酬的业绩敏感性存在不对称的特征,业绩上升时薪酬的增加幅度显著高于业绩下降时薪酬的减少幅度。笔者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型企业的高管薪酬显著高于非管理层权力型企业的高管薪酬,并具有更高薪酬粘性。     

试探管理层股权薪酬的影响因素

本文以2007年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证明管理层股权薪酬收入和第一大股东性质显著相关,国有性质的企业管理层的股权薪酬收入比重较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股权薪酬收入负相关,能够发挥对股权激励内部监督的替代作用.实施股权激励能够提高公司的价值.     

管理者权力、外部薪酬差距与公司业绩

外部薪酬差距因引导管理层行为而具有一定的激励作用,管理者权力又是影响薪酬激励有效性的重要因素.本文选取2006-2010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结合管理者权力,研究了外部薪酬差距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并从在职消费的视角探讨了管理层行为在外部薪酬差距影响公司业绩中所起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外部薪酬差距与公司业绩正相关,外部薪酬差距具有正面的价值激励效应,但是管理者权力抑制了外部薪酬差距的激励效应.进一步拓展检验发现,外部薪酬差距能够抑制管理层的在职消费,但管理者权力弱化了外部薪酬差距对在职消费的抑制作用.     

上市公司薪酬激励与独董监督决策研究

当前中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收入主要为固定薪酬,有效薪酬激励欠缺必将影响独立董事监督效果.能否建立有效的独立董事薪酬激励,令其发挥监督职能,直接关系到公司治理的成败.文章构建了不同薪酬激励下独立董事监督和大股东掏空决策的演化博弈模型,运用演化博弈方法分析了不同薪酬激励下独立董事和大股东的策略选择过程,论证了薪酬激励对独立董事监督职能发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将独立董事薪酬分为固定薪酬和可变薪酬的基础上,当给予独立董事固定薪酬,固定薪酬的大小对于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上提出异议履行监督职能不会产生影响,而如果能够给予独立董事随中小股东等外部投资者的收益升降而增减的变动薪酬,则会激励其有效履行监督职能等行为带来正向的影响.     

企业管理数字化与高管薪酬粘性

如何优化收入分配体系和薪酬契约有效性是我国政府、业界和学者共同应对的现实问题。高管薪酬粘性是薪酬契约有效性的重要体现。本文基于沪深A股2007—2021年上市公司样本,考察企业管理数字化对高管薪酬粘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管理数字化会显著降低高管薪酬粘性。管理层权力约束、调整成本削减和大股东与高管合谋行为抑制是重要的影响机制。进一步分析表明,在外部监督较弱的样本中,企业管理数字化对于高管薪酬粘性的抑制作用更强。本文的研究对企业和政府如何优化收入分配体系下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积极推进管理数字化具有一定的启示。     

媒体报道、薪酬辩护与盈余管理方式选择

本文基于薪酬辩护的视角探究媒体报道对高管薪酬的监督影响作用,利用2007~2014报纸媒体对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新闻报道研究发现:被媒体报道的企业高管会通过提升薪酬—业绩敏感性为自身薪酬进行辩护;媒体报道后,企业高管会利用盈余管理达到薪酬辩护的目的,并且相较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方式,被媒体报道的企业更倾向于采用应计制盈余管理方式进行薪酬辩护。本文的研究厘清了外部条件制约下(媒体监督)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的互动机理,同时为我国企业设计合理有效的高管薪酬激励契约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政府管制、管理层权力与国企高管薪酬刚性

基于我国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激励的制度背景,公司内外部治理结构的不完善可能导致高管薪酬具有能升不能降的刚性特征。本文以2005-2010年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政府管制、管理层权力对国企高管薪酬刚性的影响。研究发现:(1)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管制降低了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导致高管薪酬不仅具有向下的刚性,也具有向上的刚性;(2)高管利用手中权力影响了自身薪酬契约,导致薪酬具有向下的刚性和向上的弹性。薪酬业绩敏感性存在的不对称现象,说明高管利用手中权力具有获取私利的动机;(3)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较低、公司治理结构也较为完善,国企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显著增强,市场化改革减少了薪酬刚性现象。本文为国企高管薪酬刚性现象提供了解释,为未来进一步的薪酬制度改革提供了有意义的参考。     

高管薪酬激励、股权激励与企业价值相关性的实证检验

基于1998年到2008年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本文实证分析了高管薪酬、高管持股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结果发现高管薪酬对企业价值有非线性的"U"型影响,在高管薪酬超过一定的额度后,高管薪酬激励明显呈现出边际递增的激励效果.高管持股比例对企业价值只有线性正向影响,并未发现高管持股对企业价值的非线性影响关系.本文认为中国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激励发挥了一定的激励效果,上市公司应该合理的对高管进行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     

管理层权力、薪酬与业绩敏感性分析——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薪酬激励并不必然减轻企业代理问题,管理层权力可能弱化公司治理使得薪酬机制成为代理问题的来源.本文基于中国证券市场研究了管理层权力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管理层权力大的企业与其他企业相比,高管的货币薪酬更大,但业绩并没有更好;而且,管理层薪酬与盈利业绩的敏感度更高,与亏损业绩的敏感度更低,部分企业出现薪酬业绩弱相关甚至不相关.本研究为理解我国上市公司治理和薪酬激励的现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证据.     

管理层权力、国有控股与高管薪酬激励

我国企业高管的薪酬激励存在着一定的激励扭曲(激励过度与激励不足)现象。利用2008～2010年我国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管理层权力、国有控股对高管薪酬激励扭曲程度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管理层权力与激励过度程度正相关而与激励不足程度负相关,国有控股企业存在着一定的激励不足,且管理层权力越大越能减轻这种激励不足。研究结论对企业尤其是国有控股企业设计其高管薪酬激励方案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高管薪酬与运气关系的非对称性研究

笔者以沪深两市2001年～ 2007年度的上市公司为样本,从管理层权力理论出发,实证研究了高管薪酬与运气(行业整体业绩变动)之间的关系,解释了经济不景气时期高管薪酬只升不降、升多降少的现象.研究发现:高管薪酬与运气正相关;区分行业整体业绩下滑与上升之后,发现高管薪酬与运气的关系呈现出非对称性,高管因为好运气(行业整体业绩上升)得到了额外的报酬,却躲避了坏运气(行业整体业绩下滑)对其的不利影响;且这种非对称性只存在于国有控制的公司,薪酬委员会的设立可以有效地抑制这种非对称性.上述结论支持高管薪酬的管理层权力理论,对完善我国上市公司薪酬契约的制定与执行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国民营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影响因素分析

高管人员薪酬数额作为企业激励体系的一个缩影,可以从一个侧面有效地反映企业内部管理和外部表现的信息.本文试图对我国民营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以期找出影响我国民营上市公司高管人员报酬的关键指标,一方面为企业建立完善的绩效考核体系提供参考;另一方面进一步检验企业的各项指数与管理人员报酬的相关性,将投资的成效与高管薪酬联系起来,作为对民营上市公司管理层的一种监督和制约,从而尽可能降低浪费投资的可能.     

高管薪酬激励是否应兼顾分配公平?

薪酬激励的效率与公平问题一直广受关注。文章实证研究了公平分配对中国上市公司业绩及高管薪酬激励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虽然高管薪酬激励能够促进企业业绩增长,但是企业薪酬差距过大(产生正向不公平)会阻滞企业业绩提升,降低高管薪酬激励效率。而且,宏观经济从上升期转向回落期会引发企业员工对薪酬正向不公平更加敏感,从而使正向不公平对企业业绩的阻滞作用增强,对高管薪酬激励效率的减弱作用更加明显,这突出体现在更为偏好公平的国有企业中。(2)薪酬差距过小(产生负向不公平)则有助于提升企业业绩,而且不受宏观经济波动和企业公平偏好强度的影响。     

管理层股权激励、股权分置改革与公司风险承担

本文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考察管理层股权激励薪酬契约机制对公司风险承担的影响,并利用股改提供的"自然实验"条件,检验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如何影响管理层股权激励的治理效果。研究发现,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公司的风险承担水平产生了重要影响,授予管理层的股权激励越强,公司的风险承担水平越低。股权分置改革显著地减弱了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公司风险承担的负面效应,二者的关系在股改完成后不再显著。上述结果表明,基于股权的薪酬契约强化了管理者个人财富对公司业绩的敏感性,风险厌恶的管理者倾向于降低公司的风险承担以化解个人财富的分散化风险,而大股东治理机制的改善有助于约束管理者的卸责行为,降低股权激励对公司风险承担的负面影响。     

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公司治理与费用粘性

代理问题是我国国有企业费用普遍存在"粘性"的主要成因,而高管薪酬激励被认为是缓解代理问题的重要机制。鉴于此,笔者实证检验了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激励对费用粘性的影响。结果发现:国有企业存在费用粘性,并且该现象主要源自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高管薪酬激励有助于缓和代理问题引起的费用粘性,同时良好的公司治理环境能够增强高管薪酬激励在降低费用粘性时的效果。进一步的研究发现,高管薪酬激励作用的发挥因国有企业控制层级的不同而存在差异。     

产品市场竞争、管理层权力与高管薪酬—规模敏感性

高管薪酬契约一直被作为缓解企业委托—代理矛盾的必要手段,如何设计薪酬契约中各影响因素的权重将决定着契约的效率。规模因素作为薪酬契约中重要的因素,在契约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本文从管理层权力视角出发,研究管理层权力对规模因素的影响,以及公司治理对权力滥用的抑制作用。研究发现,企业高管可以凭借管理层权力提高薪酬—规模敏感性,降低自身薪酬风险,而作为企业外部治理机制的产品市场竞争对这种权力滥用有显著的治理效应。此外,企业所处的成长性环境差异对薪酬契约有重要影响,高成长性企业既有着相对较高的薪酬—规模敏感性,又能为产品市场竞争提供较大的治理空间,从而提高竞争对薪酬契约的治理效应。     

负债期限结构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

本文以我国深沪两市2013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构建模型实证分析负债期限结构对公司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研究发现：负债期限结构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有显著影响,随着长期负债比例的增加,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会增强;在非国有上市公司中负债期限结构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正面影响并不比国有上市公司强。研究结果显示,在我国目前的制度环境下,负债期限结构虽然对高管薪酬激励发挥了一定的治理效应,但我国上市公司利用负债期限结构工具降低代理成本的做法还有待加强。     

薪酬制定的管理层权力理论进展

薪酬制定的管理层权力理论,区别于传统的最优契约论．正成为目前国外学术界解释管理层薪酬现象的主要理论。本文回顾了国外关于管理层权力影响薪酬制定过程的实证和理论文献．分析了薪酬制定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代理问题。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我国企业管理层权力的现状及其对薪酬激励的可能影响和表现,得出了一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