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事登记的公私法性质--从商事主体资格与经营资格分合的视角

核准与发照是商事登记中的重要步骤和核心环节。因为在内容上,前者关系到商主体资格的取得;后者决定着商主体的经营资格的缺失。在法律行为的性质上,前者体现着商事登记的私法本质;后者由于行政管理的主导,具有公法特征。对商事登记的公私法性质分析的目的就在于确认商事主体资格与经营资格得失的性质、方式、时间及标志,以解决实践中“统一主义”立法带来的弊端。     

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法律原则与方式

随着我国经济的长足发展,农民不再完全依附于土地经营。农民享有长期而稳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加快了土地流转速度。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如何规范土地流转,直接关系到农村经济健康快速发展。本文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属性的分析,提出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法律原则,概括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方式,有助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的规范和完善。     

农地承包经营权登记与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基于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土地承包法的颁发与实施是为了赋予农户安全稳定的农地产权，以加快农地市场流转，促进农地有效、可持续利用。但由于农村土地政策在实施上长期过度依赖于农村集体，因而出现偏差。以农地承包经营权证发放为初始形式的农地登记制度的引入，提高了国家对农民合法土地权利的保护力度。农地承包经营权登记或发证在使农民获得完整的合法土地产权、增强农民对土地权益的了解与信心、对抗农村集体干预、降低土地交易成本等方面创造了有利于农地市场流转的条件。江苏南通的统计数据表明，在农地承包经营权发证率较高的地区，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越发达，农户对农地产权稳定性信心越高，农地交易费用越低。中国有必要按照规范土地登记制度要求，继续农地登记制度建设。以彻底实现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如何对商号进行法律保护

商号是区分商事主体之营业的重要标志，与商事主体的商业信誉密切相关，是商事主体无形资产的重要内容。研究商号的法律保护，对于商事主体的权利保护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分析目前我国商号法律保护现状的基础上，对如何完善商号法律制度提出了建议。     

我国涉外商事代理的法律适用制度障碍与对策

随着我国国际经贸活动的日益频繁,涉外商事代理业务的重要性日渐彰显。然而,我国涉外商事代理的现行法律规定存在笼统和混乱问题,尤其是在法律适用方面,表现出来的障碍比较突出。为此,需要对涉外商事代理制度进行科学的创新和完善,以及充分借鉴海牙《代理法律适用公约》进行调整和修正,有效解决我国涉外商事代理制度的法律适用障碍问题,促进我国涉外商事代理事业的快速发展。     

促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对策分析

促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和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提高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统筹城乡发展、扩大农村市场需求的客观要求。目前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缺陷、流转市场的不完善、相关法律政策不配套、流转价格形成机制缺乏和农村社保制度不健全等原因阻碍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应通过确立稳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培育土地流转中介服务组织，完善流转主体、流转模式、流转期限等配套政策，建立流转价格评估制度，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等措施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商事登记制度中的市场退出机制研究

商事主体的市场退出机制是商事登记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长期以来,我国的商事登记立法都没有对商事主体的市场退出予以足够的重视,实践中也存在诸多问题。在对商事登记进行体系化改革的背景下,分析商事主体退出市场的原因、种类、程序等,可以通过商事登记制度的程序设计为商事主体有序退出市场构建完善的市场退出机制。     

我国营业转让制度之法律构建——以《深圳经济特区商事条例》为参照

营业转让是指市场中的不同主体通过签订合同将企业的全部财产(或不可或缺的重要财产)作为整体予以转让的行为。在该转让过程中,涉及到社会公众、企业债权人、劳动者相关主体的利益,法律如何在遵照契约自由前提下保护这些主体的利益成为构建营业转让制度的关键。本文在考察国外相关立法的基础上,以我国《深圳经济特区商事条例》和相关法规为考查对象,以经济学理论、法哲学理论、民法理论等作为分析路径,对我国营业转让制度的法律构建提出具体建议。     

安徽农地承包经营权规模化流转调查与思考

近年来,安徽省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面积稳步增加,规模逐渐加大,对促进农业增产和农业现代化效果显著,对农民增收和工业化、城市化发展也有积极影响。农地规模化流转及经营完善了农业家庭承包的经营结构,在发展现代农业中可以与农户经营互荣共存。促进农地规模化流转要注意保护农民土地承包权益,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相结合。     

农地产权私有化与土地规模经营——东亚地区实践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运行中产生的一个问题是土地经营细碎化,无法取得规模经济.目前理论界有观点认为使农地产权私有化,可以促进土地流转和集中,从而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和获得规模经济.通过对日本和中国台湾的农地制度变迁与土地经营规模变化的研究,表明农地产权私有并不必然产生农户土地经营规模的显著上升,土地产权的私有化既不是土地经营规模扩大的充分条件,甚至也不是必要条件.可以考虑在维护我国现行农地制度及其产权安排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的产权改革,完善农地承包经营权功能,克服农地承包经营权的产权残缺,在不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的前提下,鼓励以多种形式流转农地承包经营权和发展多种规模经营主体、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推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     

村镇银行市场定位偏离：原因解析与政策矫正

村镇银行设立的目的是为农村地区的＂三农＂提供金融服务,但其发展过程中市场定位出现了偏离,主要由于村镇银行的商业性质、市场准入、激励扶持和监管约束等制度的不健全所导致。鉴于此,应通过放宽市场准入制度、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加大政策扶持、完善政府监督、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来矫正。     

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相关问题研究

金融支持是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要手段。但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存在的缺陷,使得金融在为＂三农＂服务方面未能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阐述了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现状,分析了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特征及存在的主要问题,从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加强监管的创新等方面,对建立合理的农村金融体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并从利率市场化、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创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完善多层次的涉农资本市场等角度,为健全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提出了有效措施。     

新形势下农村金融信贷制度变迁的法经济学研究

新农村建设资金需求巨大,农户缺少合格抵押品,信息不对称,信用担保贷款不畅。农村金融机构惜贷,农村资金＂非农化＂现象严重。唯有国家金融干预,实行利息贴补,变革农村信贷担保制度,大力发展小型金融贷款组织,才能形成有效竞争的农村金融市场,彻底改变农村金融供求失衡的局面。     

从家电下乡看河南农村消费市场的开发

河南是家电下乡活动首批试点,在开发农村消费市场上取得了一定成绩,如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农村与城市消费市场增速差距,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农民收入低限制农村消费市场空间的释放等。通过对河南家电下乡活动的研究,给开发农村消费市场带来不少启示,如增加农民收入是开发农村消费市场的关键,改善消费硬环境、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转变农民消费观念是开发农村消费市场不容忽视的因素。     

农民工权益保障法律主体有关问题研究——兼析《劳动合同法(草案)》相关规定

农民工权益保障法律关系的主体是特定主体,不是一般主体.其主体包括农民工、政府及部门和用人单位三方面.农民工为权利主体,政府及部门和用人单位是义务主体.《劳动合同法(草案)》对该法律主体问题有新的突破,这对构建和谐社会、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都具有重要意义,但也还存在着需要反思的地方.     

农村商业银行与农村合作银行的比较研究——农村信用社改革方式选择

农村信用社作为农村金融的主力军,为了更有效解决"三农"问题,目前正在进行体制改革。本文通过对农村商业银行与农村合作银行在股权结构、法人治理结构及政策扶持等方面的比较,提出农村商业银行是农村信用社改革的最佳方向。     

论我国农地征用制度的不足及完善

我国目前农村集体土地征用制度存在征地范围太宽、征用程序不透明、对农民的补偿及安置不到位、征用缺乏监督等问题.完善土地征用制度需要:明确界定"公共利益",非公益性建设用地应遵循市场化原则,增强土地征用程序的透明度,落实对被征地农民补偿及安置措施,完善监督机制.     

西部农村市场化的困境分析及其对策思考

现阶段我国西部地区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千家万户至今仍未完全适应市场,农村市场仍处于机制不健全、市场体系不完善的状态,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相对滞后。西部地区市场化改革实质上就是一个不断降低市场交易费用的过程。因此,加快西部农村市场化改革的进程,提高西部农民的收入,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制度,是一项长期而系统的工作。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由来及其理论框架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体现了城乡统筹发展的战略。它以提高农民收入、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为核心,以健全村民自治制度为保证,以发展生产夯实农村的物质基础,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实现农民整体素质的提高。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必须坚持市场化、法制化、非农化、民主化,发挥农民的主体地位,力戒形式主义、浮夸攀比之风,循序渐进地推动城乡协调发展。     

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的若干思考

现代化的进程,总会引发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村人口减少。从目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趋势和效用看,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农村劳动力转移是提高农民收入和发展农村经济的最佳选择。要实现农村劳动力顺利地转移,我们应当：真正给予农民“国民待遇”;彻底减轻农民“转业”的负担;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实现农村土地的“资本化”;放手让农民填补城市“空间”;大力加强对农民、农村劳动力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