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模式研究——基于共生理论的视角

环境污染的跨区域性致使单一区域内的环境治理已远远不能满足现实需求,协同治理已成为解决京津冀跨区域生态环境污染的重要手段。根据共生理论的基本原理,目前京津冀的生态环境治理模式主要还处在非对称性共生治理阶段,难以满足当前严峻的生态环境治理形势的需要。文章以共生理论为分析框架,基于京津冀区域生态环境治理现实条件的分析,认为对称性互惠共生应该是当前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模式选择,并以"共生责任目标的确定、执行及改进"和共生关系的可持续性为中心构建了对称性互惠共生治理模式下的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运行机制。     

基于非对称演化博弈的多元主体乡村环境协同治理研究

在乡村环境治理中融入村民的健康保护意识和环境态度,通过构建地方政府、乡村企业和村民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探讨多主体协同治理中的权责分摊及竞合关系,并借助数值仿真分析利益相关主体的演化轨迹,揭示其协同治理的内生机制。研究发现：（1）各博弈主体的行为策略相互影响,任何一方行为策略的变动将同时对另外两方的策略选择产生影响。乡村环境治理不能仅依赖于政府与企业,村民的参与力度也会有效影响博弈结果。（2）企业参与环境治理的核心考虑在于参与成本与收益的比较。短期上,政府应加大对不参与污染治理企业的处罚力度;长期上,政府需有效增加企业参与环境治理的补贴,扩大企业参与环境治理的正面效应。（3）政府对企业治理行为无法完全监管,村民参与能显著增强政府监管的有效性,间接影响企业参与环境治理效果。     

基于ISM-MICMAC模型的京津冀跨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隐性障碍研究

跨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目前存在环境治理低效、协同效应欠佳现象,尚未形成稳定的治理格局。论文基于专家访谈和问卷调查数据,采用解释结构模型（ISM）、MICMAC等方法,从系统视角剖析了京津冀跨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隐性障碍之间的递阶层级结构关系和内在作用机理。研究表明：（1）京津冀三地政府在理念认知和利益结构上的差异是根源性隐性障碍,生态环境的公共物品性以及跨区域协同治理组织领导力与权威性问题对协同治理有显著负面影响;（2）政绩评估体系片面化、各行政区内部部门权责重叠以及信息和资源共享不充分等问题是主要障碍;（3）生态环境补偿不到位、预期收益不足以及市场调节不到位导致跨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市场驱动力不足。三地政府应在理念认知和利益结构相互包容下,打破信任壁垒,创建互惠互利且足够稳定的协同网络,建立高效灵活对话机制、降低政府间沟通协调成本,方能化解目前的协同治理低效的困境,为推动京津冀高质量协同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政策组合在治理研究中的发展与贡献——基于文献计量分析

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减少贫困、节约能源、应对气候变化等可持续发展挑战日益严峻,单一政策工具与传统治理模式已很难解决这些复杂问题,需要构建多中心、多层次、网络化的协同发展治理体系及具有衔接性、一致性与互补性的政策组合。本研究通过对治理研究中应用"政策组合"理论的文献进行计量分析与知识图谱绘制,探究发现政策组合在治理研究中的演化趋势经历了"被引入的萌芽阶段""多领域并发的扩散阶段"和"深入融合阶段"三个阶段,并进一步探讨分析了政策组合在"公共治理""创新治理"与"能源环境治理"三个细分领域的研究热点及其对治理研究的贡献。     

雾霾协同治理的成本分担研究进展及展望

雾霾具有空间溢出效应,需要府际协同治理。构建京津冀雾霾治理的成本分担机制是实现京津冀三地合作博弈的关键。文章首先提出了雾霾成本核算聚焦的方法问题:雾霾健康损失的成本核算、污染物末端治理的成本核算和大气污染成本综合评估模型的选择,然后从博弈理论方面综述了国内外关于环境合作的成本分担的边界范围及分担方法。文章从公共政策设计层面总结出雾霾协同治理成本分担政策四种模式:行政管制模式、利用市场模式、构建市场模式和社会网络模式,并针对当前京津冀雾霾的协同治理政策,提出了具体的成本分担政策措施。未来的研究需要努力的方向为:探索适合雾霾治理成本分担的具体领域、探索多元化的雾霾治理成本分担主体。     

京津冀交界地区环境治理难题与对策

生态环境整体性与行政区划分割性的矛盾集中体现在行政区域交界地区,京津冀交界地区的环境治理应成为京津冀生态环保一体化的突破口。京津冀交界地区的环境治理中存在着环境问题易发难查、环境合作治理困难、交界地区基层环保部门环境执法效能较低等难题。为了有效治理交界地区环境问题,应构建京津冀交界地区融合性环境治理机制,警惕边界区、飞地变为污染聚集地,增强交界地区基层环保部门环境执法效力,并且要注重提高京津冀交界地区环境治理中公众参与的有效性。     

京津冀科技园区科技创新与政府协同治理效应研究

推进科技园区协同创新成为京津冀三地政府实施协同治理的重要抓手和主要着力点。聚焦三地科技园区协同创新情况，运用复合系统协同度方法，对2014—2019年京津冀国家级科技园区创新协同度与有序度进行度量。研究结果显示，2014—2019年京津冀三地国家科技园区的创新协同度与有序度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但协同创新关系仍不稳定。因此，应破除行政壁垒，构建跨区域合作治理模式与利益共享机制，推动特色产业集群形成。     

京津冀大气污染协同治理政策效应评估及异质性研究

为了探求京津冀大气污染协同治理政策实施效果,以京津冀地区13个城市为研究对象,应用合成控制法科学评估京津冀大气污染协同治理政策效应,在此基础上构建计量模型探讨政策效应区域异质性的原因。结果表明：京津冀大气污染协同治理政策效应具有显著的时滞性、短期负效应冲击和区域异质性;地区政府财政实力、人力资本和人口密度是影响京津冀大气污染协同治理政策效应异质性的重要原因。最后,提出既要不断夯实协同根基、提升协同效率,更要重视“异质性”影响、突出“差异化”共治的政策建议。     

环境协同治理的经济增长效应——以“长三角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政策为例

区域环境协同治理是近年来中国城市群发展中的关键议题,区域经济协调更是关乎高质量发展的必要因素,两者关系相互交织、相互作用。从区域环境协同治理角度探究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是新时期推动经济绿色发展、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路径选择。本文以2014年“长三角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这一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03—2019年中国25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作为初始样本,运用广义合成控制法,从政策实施有效性视角检验了长三角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的经济激励效应;采用空间计量模型,从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状态视角考察了协同度的经济空间溢出影响及传导路径。研究发现：长三角区域环境协同治理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呈加速态势,分类进行一系列时间安慰剂和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果依然成立。协同度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呈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长三角区域环境协同治理能够实现对邻近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激励,最终实现整体的区域经济增长。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均是区域环境协同治理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传导渠道。本文建议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进程中,需要强化城市的主动协同效应,增强城市的积极性、创造性和能动性,为区域环境协同治理促进长三...     

京津冀大气治理生态补偿支付原则研究

生态补偿是跨界大气污染治理的重要政策工具。迄今为止,京津冀大气治理生态补偿机制仍未出台,严重制约着京津冀生态环保协同发展做深做实,创新思维方式、构建非传统领域生态补偿理论体系是当务之急。厘清了传统生态补偿认识误区,创新性地提出了生态补偿支付原则统一框架,将"污染者付费原则"(PPP)和"受益者付费原则"(BPP)统一在"改变者付费原则"(CPP)分析框架中,为京津冀大气治理生态补偿机制设计提供了思想前提和理论基础;通过构建京津冀大气治理CGE模型具体测算了特定大气质量控制目标下河北应获得的生态补偿额。这对于加快补齐京津冀生态文明建设制度短板、有效弥补河北大气治理资金需要、强化京津冀生态环境联建联防联治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全国和其他重点区域大气治理具有普遍启示意义。     

SCP模式下提升京津冀环境污染治理效应研究

基于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针对京津冀频繁出现的雾霾现状,密切三方合作,强化三方协同,加速提升环境污染治理效应已迫在眉睫、刻不容缓。据此,从治理结构、排污行为、治理绩效作为切入点,采用投入与产出数据包络分析法并借助Max DEA6.3软件,对目前京津冀环境污染治理现状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并提出了如何加速提升环境污染治理效应的对策建议。     

SCP范式下政府购买环境公共服务政策机制研究——基于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理论视角

政府购买环境公共服务,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也是推进多元主体参与环境公共服务的重要改革方向。借助SCP范式,引入目标管理、策略选择以及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理论,着重分析了政府购买环境公共服务过程中,参与主体与购买内容结构对不同主体策略选择行为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剖析了参与主体策略行为对最终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治理机制尚未形成,上级政策法规不健全导致整体治理结构尚未完善,目前二元协同会导致社会整体福利损失,不同策略选择行为所导致的绩效侧重对该策略具有正反馈。据此,应通过扩充参与主体并保障其参与地位、加快专项法规体系建设、建立顺畅的沟通协调机制、完善绩效评估内容等方式优化政府购买环境公共服务机制,有效推进环境治理工作。     

京津冀治理大气污染的财政金融政策协同配合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根本取向是低碳绿色发展。以治理大气污染为导向,以能源革命为保障条件,带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持续发展,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客观要求。治理京津冀大气污染,需要按照节能减排目标,淘汰落后产能,改造提升产业结构,调整优化能源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控制和减少污染物排放。实现“治污带动发展,发展促进治污”的京津冀协同发展,不仅需要技术支持,更需要资金支持。在多渠道资金投入保障机制方面,必须搞好财政金融政策协同配合,在注重发挥财政政策引导能力和支持作用的同时,更加注重发挥市场的决定作用,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融资功能,多渠道引导金融机构、实体企业、社会资金,积极投入到节能减排和产业结构改造升级中,为治理京津冀大气污染,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相应的资金保障。     

论纵向嵌入治理机制在流域跨界水污染治理中的作用

当前我国流域跨界水污染治理存在制度缺陷,致使治理绩效不甚理想。文章提出将中央政府关系嵌入到流域跨界水污染治理中,以实现纵向机制与横向机制的有机结合来降低交易成本。该模式摆脱传统流域环境治理中的中央政府的"主宰"或"漠视"行为,采用生态治理政治动员、法律规则和行政命令、治理绩效考核制度、经济激励、省部联席会议制度等嵌入方式。纵向机制的合理嵌入将有助于促进跨界水污染治理中纵向关系与横向关系的有效协调和良性互动,进而达到流域环境治理的目标。     

京津冀跨域治理和协同发展的重大政策实践

随着我国城市发展的区域化进程快速推进，城市群已经成为承载人口和经济活动的主要空间形式。城市群由于涉及众多行政主体，区域性公共问题与日俱增，面临跨域治理的重大需求。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作为国家重大区域战略，致力于建设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其实施近9年以来，以解决“大城市病”为重点，探索发达的大都市地区和不发达的周边地区共同实现高质量协同发展的实践路径，形成了高效有序的治理体系、多中心网络形态的治理结构和灵活动态的治理机制，积累了丰富的跨域治理实践经验。文章在跨域治理理论支撑下梳理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的跨域治理重大政策实践，探讨面临新形势和新要求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成为跨域治理典范的新举措，并揭示其对中国跨域治理的启示和应用前景。     

跨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困境成因及路径选择

目前,跨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面临着环境保护内聚力不足、责任分担难以界定、合作共识难以达成等治理困境。建构以内生动力为驱动的多元协同治理模式,形成国家、市场和社会一体化的协作性治理网络是解决跨域生态环境治理中面临的困境的有效途径。多元协同治理模式的实现,必须健全决策与预防、参与执行、沟通协调、信息共享和互信、政绩考核与监管,以及生态补偿机制等协同治理机制,以保障跨域生态环境治理切实取得实效。     

京津冀环境污染全产业链协同治理对策研究

近年来,京津冀在环境污染治理方面做出了努力,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京津冀环境污染的形势依然非常严峻,在协同治理方面还存在着政策不协调、标准不统一和产业链不衔接等问题。进一步加强京津冀环境污染的全产业链协同治理应该成为今后工作的一个重要取向,文章就此提出若干对策建议。     

北京大城市病治理与京津冀协同发展

中央把京津冀协同发展定位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要解决北京的大城市病。北京城市病的产生原因很多,可归结为三大原因:经济发展及其所引致的人口过快增长是核心原因;城市规划不科学、不合理,单中心格局未能突破是重要原因;体制机制掣肘是最根本原因。因此,北京大城市病的治理需要疏解非核心功能、调控产业、优化城市空间、加快轨道交通体系建设和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     

共生理论视角下农村环境治理:挑战与创新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农村环境治理成为影响其战略进程推进的关键,也是亟待探究的重要议题。然而,农村社会转型诱发环境治理结构转向,治理主体力量失衡弱化治理共生水平以及治理界面不优触发环境治理机制弊端等现实问题,对农村环境治理构成严峻挑战。共生理论作为研究相互依赖的主体实现农村环境治理共生系统进化创新的工具,其蕴含的方法论为考察农村环境治理提供了有益视角。具有主体多元、交互作用、共同治理、互惠共生优势的共生型治理无疑是农村环境治理创新发展的基本方向。构建此模式,需要着重从营造正向共生环境,构筑多元治理结构;释放互惠共生动力,强化协同交互功能;加强制度体系建设,营造共生治理界面三方面综合施策。     

深耕协同发展

正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层面,这一次似乎与此前的任何一次都不同,看来这回是要动真格的了!为何"往事"重提为什么要在此时重提京津冀一体化?雾霾治理是最急迫的原因。"生态环境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中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