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域生态环境问题多元共治:缘由、困境与突破

跨域生态环境问题多元共治作为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多层次、多主体的网络化治理,打破了地理空间范围分割、突破了行政区划刚性约束和超越了单一主体治理局限,成为解决跨域生态环境问题和实现区域"绿色"发展的理想治理模式。但跨域生态环境问题治理的复杂性和合作共治主体的多元性,使跨域生态环境问题多元共治在实践中可能面临目标达成、利益协调、权力配置、责任划分和治理有效等现实困境。可通过理念转变与教育引导、利益补偿与利益共享、权力让渡与合作契约、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制度规范与激励约束等途径突破实践困境,促进跨域生态环境问题多元共治实现,进而提高跨域生态环境问题多元共治绩效。     

基于ISM-MICMAC模型的京津冀跨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隐性障碍研究

跨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目前存在环境治理低效、协同效应欠佳现象,尚未形成稳定的治理格局。论文基于专家访谈和问卷调查数据,采用解释结构模型（ISM）、MICMAC等方法,从系统视角剖析了京津冀跨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隐性障碍之间的递阶层级结构关系和内在作用机理。研究表明：（1）京津冀三地政府在理念认知和利益结构上的差异是根源性隐性障碍,生态环境的公共物品性以及跨区域协同治理组织领导力与权威性问题对协同治理有显著负面影响;（2）政绩评估体系片面化、各行政区内部部门权责重叠以及信息和资源共享不充分等问题是主要障碍;（3）生态环境补偿不到位、预期收益不足以及市场调节不到位导致跨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市场驱动力不足。三地政府应在理念认知和利益结构相互包容下,打破信任壁垒,创建互惠互利且足够稳定的协同网络,建立高效灵活对话机制、降低政府间沟通协调成本,方能化解目前的协同治理低效的困境,为推动京津冀高质量协同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京津冀跨域治理和协同发展的重大政策实践

随着我国城市发展的区域化进程快速推进，城市群已经成为承载人口和经济活动的主要空间形式。城市群由于涉及众多行政主体，区域性公共问题与日俱增，面临跨域治理的重大需求。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作为国家重大区域战略，致力于建设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其实施近9年以来，以解决“大城市病”为重点，探索发达的大都市地区和不发达的周边地区共同实现高质量协同发展的实践路径，形成了高效有序的治理体系、多中心网络形态的治理结构和灵活动态的治理机制，积累了丰富的跨域治理实践经验。文章在跨域治理理论支撑下梳理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的跨域治理重大政策实践，探讨面临新形势和新要求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成为跨域治理典范的新举措，并揭示其对中国跨域治理的启示和应用前景。     

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模式研究——基于共生理论的视角

环境污染的跨区域性致使单一区域内的环境治理已远远不能满足现实需求,协同治理已成为解决京津冀跨区域生态环境污染的重要手段。根据共生理论的基本原理,目前京津冀的生态环境治理模式主要还处在非对称性共生治理阶段,难以满足当前严峻的生态环境治理形势的需要。文章以共生理论为分析框架,基于京津冀区域生态环境治理现实条件的分析,认为对称性互惠共生应该是当前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模式选择,并以"共生责任目标的确定、执行及改进"和共生关系的可持续性为中心构建了对称性互惠共生治理模式下的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运行机制。     

政府跨域治理的缘起、系统属性和协同评价

政府跨域治理既是当代公共管理理论的热点领域,亦是各国政府管理改革的核心议程。复杂系统研究已经广泛地影响到公共管理的一般理论和各个分支领域,形成了理解公共管理的新范式。文章认为,跨域治理系统在子系统数量和层次、系统的开放性、涌现性、演化性等方面都具有复杂系统的属性。在复杂系统范式下,何种协同机制可以实现系统的协同,如何对跨域治理协同进行评价是政府跨域治理研究的核心。针对此问题,文章提出了跨域治理协同评价的逻辑框架和基于序参量识别的政府跨域治理协同评价指标体系。     

农村环境污染的网络治理研究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村环境污染问题日益凸显。如何有效治理农村环境问题已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与科层治理模式和市场治理模式比较,网络治理具有的多元主体平等、协同治理的独特自在性更契合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内在要求。论文首先阐释了农村环境污染网络治理的内涵及框架设计,进而针对农村环境污染网络治理面临的价值目标异化、治理主体权力结构失衡、治理层级结构单一和运行机制形式化的困境进行解构。最后从培育合作治理理念、明确治理权责、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治理网络结构和建设网络化治理机制提出对策。     

长江三角洲跨域治理的路径及其深化

从跨地市及地市以下两个空间尺度,对跨域治理的重大历史事件的追踪,发现:长江三角洲跨地市空间治理经历了由行政指令到地方政府对话交流,再到目前的地方政府间伙伴关系建立三个阶段;行政区划调整则是地市以下空间治理的主要手段.基于治理内涵和存在主要问题,认为,深化长江三角洲跨域治理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推动政府改革与创新、完善多元行为体博弈机制和推动多层空间治理组织的发育.     

地方政府实现公共事务跨域治理的有效途径研究——基于整体性治理的视角

信息化与全球化的发展催生诸多复杂的、相联系的区域性公共事务,如环境污染、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等,成为区域发展的重要问题。在长三角、珠三角、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等进行了相关实践,成效显著,但受诸多因素影响（体制性障碍,合作机制、协调机制、监督机制等）,跨域治理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的视角,对地方政府间公共事务跨域治理的碎片化现状加以分析,探究完善地方政府实现公共事务跨域治理的有效途径。     

SCP范式下农村环境污染治理机制研究——基于政策网络视角

农村环境污染治理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乡村生态振兴的必然路径。通过SCP范式的“结构—行为—绩效”框架,在政策网络视角下,系统分析了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主体及内容结构,依托场域理论及利益相关者理论讨论了治理行为的内在动因。在此基础上从目标实现、资金利用及公众满意度三个维度对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绩效进行了评价,发现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多元协同机制尚未成熟,根据环境场域特征与利益相关层级变化所形成的行政主导、市场主导及自治主导模式是我国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典型策略,而不同的行为策略在绩效评估内容方面会有所侧重,进而对治理结构及行为产生多种信息反馈。据此,应通过加强多元主体参与的顶层设计、健全环境污染治理的政策内容、完善绩效评估的指标体系以及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与协商制度等方式优化治理机制,推动生态振兴进程。     

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研究

公共危机的突发性使得我们必须在公共危机的预警阶段、处置阶段与恢复阶段广泛地调动多元化治理主体,以多元化的资金和资源作为物质基础,协同治理公共危机事件,进而提升政府危机治理能力.本文主要以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内涵作为切入点,阐述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面临的困境,最后提出提升公共危机协同治理能力的路径选择:培育多元化的危机治理主体、完善危机治理法律法规和信息管理系统、拓宽危机治理多元化筹资渠道、提高多元治理主体的参与意识.     

基于绿色经济发展视角的云南民族地区生态扶贫研究

近年来,在云南民族地区扶贫开发快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问题也日益严重。从绿色经济发展视角对生态扶贫的概念和意义进行界定与解读,通过分析云南民族地区生态扶贫的现实困境构建生态扶贫的路径,并提出加强生态扶贫的政策支持,建立生态扶贫的协同机制,完善生态扶贫的治理体系及创新生态扶贫的道路模式等。     

跨区域生态环境合作治理中利益整合机制研究

合作治理乃是当前我国处理生态环境问题的新视野、新思路、新途径,它能够通过推进各区域缔结合作伙伴关系,达成合作治理共识,厘清治理责任,从而有效应对蔓延性、外部性、跨域性的生态环境问题。然而,利益整合问题仍是跨区域生态环境合作治理的掣肘和短板。因此,通过搭建区域信任与利益协商桥梁、健全利益诉求与利益表达体系、统一利益目标与增强利益分配规范化、优化利益共享与利益补偿格局等途径来构建利益整合机制乃是协调跨区域生态环境合作治理利益关系的必由之路。     

从“碎片化”困境看跨域性突发环境事件治理的目标取向

受全球风险社会的影响,当代突发环境事件呈现出明显的跨区域边界、跨部门边界和跨时间边界的特征。2018年政府机构改革虽然新组建了生态环境部和应急管理部,提高了中国生态环境治理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但在处理跨域性突发环境事件时仍存在不少困境。研究表明,跨域性突发环境事件治理的困境主要包括治理流程"碎片化"、治理责任"碎片化"以及治理知识和信息"碎片化"三种类型。面对跨域性突发环境事件治理的"碎片化"困境,应进一步从整体性治理的角度积极实施"全过程"的危机治理、尽快完善危机治理责任清单制度和加强培养具有系统性知识的危机治理人才,从而构建与跨域性突发环境事件特征相适应的整体性治理体系。     

政府主导型美丽乡村建设模式的共性问题与主体定位

立足美丽乡村建设的理论内涵和实践状况,系统剖析政府主导型美丽乡村建设模式中存在的共性问题,并基于政府、村域自治组织、村民、企业和社会机构等多元建设主体维度,比较分析各主体的资源优势、参与诉求和潜在困境,在此基础上从多元主体角色定位视角提出各主体协同参与美丽乡村建设的相关途径。     

市场监管现代化的实践探索和改革创新——以山西省浑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为例

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新发展,市场监管面临新的形势和挑战,传统的市场监管模式已难以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需要。如何创新市场监管显得至关重要。浑源县顺势而为,在综合执法模式、创新市场监管方式、协同监管、社会监管格局方面,对市场监管现代化进行了实践探索,但也面临着综合执法体系有待于深化、信息化监管机制有待于增强、社会多元共治格局有待于提升等问题与不足。文章从监管理念、监管方式、监管手段、监管格局四个方面创新市场监管。     

深入推进长三角区域商事仲裁一体化研究

长三角商事仲裁协同机制自成立以来在跨区域庭审、仲裁制度改革、国际化水平等方面成效显著。但当下仲裁协同机制面临脱逸于实质而停留于形式的危险，表现为“三省一市”仲裁协同具体措施缺乏，使协同停留于框架层面；商事仲裁程序协同缺乏上位法依据等方面，进而制约长三角商事仲裁协同的有效推进。本文基于长三角商事仲裁协同面临的困境，试从互联网仲裁上位法完善、推进商事仲裁协同制度具体化建设以及强化合肥仲裁委员会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建设等方面提出解决路径，以促进长三角区域在商事仲裁领域的紧密协同。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三次协同治理实践的对比与启示

<正>社会信用体系是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迫切需要社会各界的多元力量协同参与、共同推进。本文选取温州市在信用建设历程中“质量信用缺失引发的行业失信治理”“民间借贷风波引发的地方信用危机治理”“协同创建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三个协同治理实践进行分析,发现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实施协同治理,重在激发多元主体间参与协同的前提条件是利益增加的预期和相互信任,社会资本是协同能力高低的重要指标,而制度、机制等协同机制的完善与否是实施有效协同治理的重要保障。为此提出推进温州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要强化协同治理平台打造、注重协同参与动力激发、完善协同保障机制建设等具体举措,     

黄河流域水资源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时空变化及驱动分析——以关中平原城市群为例

黄河流域城市群的发展面临着水资源刚性约束强、跨域治理难度大、承载力不足等问题的严峻挑战。采用环境经济核算方法与水足迹评估了关中平原城市群水资源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在描述时空演变特征的基础上揭示了社会经济因素对价值变化的驱动作用。结果表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平稳增长，呈现东南部高于西北部的区域差异特点。价值变化受农业总产值与第二产业生产总值的影响较大，城镇化率、旅游人数等也是主要影响因素。建议把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纳入到城市水治理中，通过调整城市产业结构与人口密度、推进跨域协同等措施加快绿色转型。本文探索性地编制城市群水资源生态系统账户并进行了核算，为突出生态服务功能在水资源保护与利用提供了科学依据。     

扶贫攻坚背景下连片特困地区农业协同发展路径——以武陵山片区为例

农业是连片特困地区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也是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的基础和保障。连片特困地区具备发展农业的优势和条件,但"行政区行政"和"切变"效应导致了基础设施、市场与农业组织"碎片化",农业产业过度竞争、结构趋同和规模不经济。跨行政区协同合作是破解连片特困地区农业发展瓶颈的有效路径,利用协同思维,加强各行政区合作,协同构建跨域农业公共服务体系、建立跨域农业组织,跨域布局区域特色农业产业基地、打造农业地域品牌,促进资源合理利用,以实现区域发展和扶贫攻坚目标。为此,政府应给与连片特困地区政策支持,制定法律法规,促进农业产业跨域一体化建设;建立农业发展规划与协调委员会,搭建农业产业统筹协调发展平台;引领多元化投入机制构建,发挥资金的协同效应。     

京津冀科技园区科技创新与政府协同治理效应研究

推进科技园区协同创新成为京津冀三地政府实施协同治理的重要抓手和主要着力点。聚焦三地科技园区协同创新情况，运用复合系统协同度方法，对2014—2019年京津冀国家级科技园区创新协同度与有序度进行度量。研究结果显示，2014—2019年京津冀三地国家科技园区的创新协同度与有序度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但协同创新关系仍不稳定。因此，应破除行政壁垒，构建跨区域合作治理模式与利益共享机制，推动特色产业集群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