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农民收入现状和前景研究

“三农”问题是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问题,农民收入又是“三农”问题的核心。近年来河南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特点是：工资性收入占比逐步提升,家庭经营纯收入占比明显下降,转移性收入持续快速增长,财产性收入逐步增加。利用灰色理论预测河南农民人均纯收入在2015年可达到8395元。实现农民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需要稳定农业基础地位,保障惠农政策切实到位;加快发展农村二、三产业、抓好农民增收最大的潜力源;完善增加农民收入的保障制度。     

受教育程度对我国农民收入来源和结构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农民的收入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主要表现为农业收入比重不断下降,而非农收入占比不断上升。采用我国2000--2011年30个省区有关数据的分析表明：总体上看,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与家庭经营收入反方向变动,与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同方向变动,但对财产性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农民对家庭经营收入具有依赖性,且文化程度越低,依赖性越强,而高中文化程度的农民对家庭经营收入具有显著的排斥倾向;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对农民工资性收入的影响不显著,而高中文化程度对农民工资性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工资性收入将取代家庭经营收入成为我国农民收入的主体,而要增加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就必须提升农民的受教育程度。     

扩大内需视角下农民工资性收入与消费支出关系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2000~2013年中国农民的消费支出与工资性收入数据,利用回归分析发现工资性收入对农民消费支出的影响相关性较高。因此,通过农民消费支出与其工资性收入的实证关系说明,适度提高农民的工资性收入能够有效启动农村消费需求,进一步促进消费持续稳定健康的增长。     

基于ARMA模型的城乡居民工资性收入差距趋势预测及问题解决

目前我国城乡居民工资性收入的绝对差距一直呈扩大态势,相对差距呈现降—升—降的变化趋势,且城乡居民工资性收入的区域差异还很大。这与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目标相悖。采用ARMA模型,利用Eviews6.0软件对城乡居民工资性收入的绝对差距进行预测,结果显示:2013年至2015年城乡居民工资性收入绝对差距仍会保持扩大趋势。政府应在完善户籍制度立法,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农民的人力资本水平,建设城乡就业平台等方面采取措施。     

我国农民收入结构变动与收入波动的关联性分析

农民增收问题一直是我国“三农”问题的核心。在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结构变动与农民收入波动的变化趋势以及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分析判断的基础上,借鉴各产业部门对经济增长波动贡献的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农民收入结构变动与收入波动之间,以及农民收入中各部分收入波动与农民收入波动之间的内在作用关系。研究发现：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最大,且仍是农民收入增长的最主要来源,其次依次为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而目前我国的经济制度等因素对农民收入的提高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农民收入中各部分收入的波动对农民收入的波动均没有明显作用,农民收入波动是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和农民财产性、转移性收入的格兰杰原因而不是农民工资性收入的格兰杰原因。     

我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性分析

采用Granger因果检验和协整分析方法研究了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之间的因果关系及互动效应;建立了成分数据预测模型,对我国2014-2020年三次产业的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进行了预测;通过计算产业结构偏离度与就业弹性,对我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性和相关关系进行了分析评价。结果表明:我国三次产业产值与其就业量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第二、三产业产值的增长能带动该产业就业人数的增加;预测期内,我国第一、二产业产值比重稳中有降,第三产业发展迅速,但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依然不协调。因此,我国今后发展的重点仍在第二、三产业,尤其应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优化产业结构,利用第二、三产业对劳动的吸纳能力来增加就业、促进劳动力转移。     

农民财产性收入现状、形成原因及对策分析

当前我国农民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增长空间越来越小情况下,增加财产性收入是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但由于制度障碍、农民素质不高等原因导致农民财产性收入拥有量少,在农民收入中所占比重低。分析农民财产性收入的现状,并找出其原因,提出对策。     

关于工资性收入与劳动力转移的思考

本论文通过实证分析农民收入结构和收入现状，发现工资性收入已经逐渐取代农业收入而成为农民收入的支柱，并进一步详尽分析了阻碍农民工资性收入的现状、限制劳动力转移的相关法规、劳动力转移带来的农村社会隐患等问题。指出制定积极保障农民转移就业相关的法规政策迫在眉睫，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以应对解决农民转移带来的农村社会问题。     

收入来源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从收入来源的角度,可以将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分为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它们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形成有不同的影响。提高农民的工资收入,稳定家庭经营收入,加大对农民的转移性收入,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现实意义。     

重庆市农村居民收入影响消费的实证分析

以弗里德曼的持久性收入假说为理论基础,利用重庆统计数据,分析收入及收入结构对重庆市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研究表明,从整体层面分析,持久性收入及其边际消费倾向对农民消费影响最显著,提高持久性收入对农民的消费支出有正的影响;从收入结构分析,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对消费的影响非常显著,提高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会极大地刺激消费需求。因此,应大力提高农民的持久性收入水平,并不断提高农民的收入预期和边际消费倾向;同时要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家庭非农业收入的增长。     

设立国家级贫困县能提升当地农民收入水平吗——基于2007~2016年中国296个县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中国自1986年实施贫困县制度以来，国家级贫困县的设立是否能够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提升了当地农民实际收入水平，需要进行系统科学的实证检验。基于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利用2007~2016年全国6个省份296个县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国家级贫困县的设立非但没能有效提升当地农民实际收入水平，反而对其有持续的负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贫困地区第二、三产业的发展能够有效提高当地农民实际收入水平，然而贫困县政策并未促进当地产业结构的优化；政府通过正向干预农产品价格能有效增加农民实际收入。从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讲，立足贫困户推进精准扶贫、通过招商引资带动有效投资，以及优化县域产业结构，对于提升贫困县的农民收入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设立国家级贫困县能提升当地农民收入水平吗——基于2007~2016年中国296个县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中国自1986年实施贫困县制度以来,国家级贫困县的设立是否能够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提升了当地农民实际收入水平,需要进行系统科学的实证检验。基于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利用2007~2016年全国6个省份296个县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国家级贫困县的设立非但没能有效提升当地农民实际收入水平,反而对其有持续的负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贫困地区第二、三产业的发展能够有效提高当地农民实际收入水平,然而贫困县政策并未促进当地产业结构的优化;政府通过正向干预农产品价格能有效增加农民实际收入。从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讲,立足贫困户推进精准扶贫、通过招商引资带动有效投资,以及优化县域产业结构,对于提升贫困县的农民收入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以促进农民增收为核心 多渠道转移农民就业

促进农民增收是我国当前农村工作的中心。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决定要提高农民收入，必须转移农民就业；现阶段工资性收入对农民增收贡献越来越大的现实，说明转移就业是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但目前我国农民转移就业面临着农民素质低，乡镇企业、农村第三产业发展缓慢，城镇化水平低，社会管理缺位、组织化程度低等诸多困难。为此，下一步雅动农民转移就业，不仅要加强农村教育和劳动力就业培训，搞好农民转移就业的管理和服务；同时要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农村第三产业，加快城镇化建设进程。     

优化农民收入结构、外部输血性引导与扩大农村消费

以财政金融支农政策表示外部输血性引导,基于1997-2011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分析农民收入结构和财政金融支农政策变迁与农民消费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农民的各项收入对其消费支出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其系数从大到小依次为家庭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但近年来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对其消费支出的正向影响在逐渐增强,相反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对其消费的贡献却在逐渐降低;财政支农支出和金融机构的农业贷款也对农民消费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明显小于各项收入对消费的促进作用,且这种影响在近年来表现出明显的弱化趋势。应优化农民收入结构和财政金融支农投入的配置方向,积极促进农民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扩张,加大财政支农支出中的投入性支出和农村信贷中的生产性信贷投入。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研究

目的/意义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是增强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力,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举措。方法/过程运用横向比较分析法和实证分析法,全面系统分析了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度较低、产业利益分享机制不健全、农村基础设施和信息化建设滞后、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人才稀缺等问题。结果/结论当前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过程中农产品的加工率纵向融合水平低,农业多功能性为基础的横向融合不足。未来应重视借助新技术和互联网,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发展壮大经营主体,不断创新农业生产经营管理模式;推动农业接二连三,延长农业产业链和提高价值链。     

公共品成本均衡化实证探讨

公共品成本不由市场直接决定,而是通过政府采购成本和对比关系决定,税收是公共品成本的主要来源。公共品成本过高将挤占稀缺的社会经济资源,导致公共品与普通品总量失去均衡关系。通过1996-2009年国民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实体利润和劳动力工资收入4个因素总量以及1991-2008年事业机关单位与企业用工总量对比的数据统计,分别对公共品成本分配关系与构成要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财政收入增速远远高于GDP增速,工资收入增长最为缓慢;公共品生产的劳动力成本明显大于企业劳动力成本,导致公共品的成本高于普通品的成本。为实现公共品与普通品的均衡供给,公共品定义不宜过宽,公共服务机构需要减少人头数量,经济增长应优先于政府公共品收入并提高职工工资收入。     

“中部崛起”战略下的江西经济发展状况分析

本文通过对江西与中部其他五省在GDP及其增长率、工业经济增长与工业化水平、财政收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利用外资、城市化水平、城乡居民收入等经济发展指标的对比分析,考察了江西实施“中部崛起”战略以来的经济发展状况。分析表明,江西经济已呈现初步崛起态势,但距离实现江西经济在中部地区的完全崛起依然任重道远。     

对完善企业职工工资增长机制问题的几点建议

针对当前收入分配领域中存在的企业职工工资增长缓慢、行业间收入差距加大、企业领导人与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大等焦点问题,可将税收增长因素纳入工资指导线制定之中,完善对社会工资增长的宏观调控.并建立"调高扩中保低"的行业工资分配指导机制,完善对不同行业工资分配的中观指导;建立超额累退的工资总额管理制度,完善对企业工资分配的微观管理,从而促进企业职工工资增长机制的完善,使我国企业职工工资增长真正反映职工的贡献.     

江苏服务业增长部门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

运用计量分析方法,建立江苏省1990~2006年服务业增长的部门结构和影响因素模型,通过回归时间序列的分析得出:运输邮电业、批发零售和贸易餐饮、金融保险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及社会服务业是江苏服务业增长的主要贡献行业;人均GDP、城市化率、就业人数和固定资产投入是服务业增长正向因素,而人口密度和第二产业增加值是反向因素,服务业资本形成总额及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对服务业增长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