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所有权为基础的贸易统计方法及实证分析

在FDI迅猛增长的国际背景下,基于所有权的贸易统计能够合理反映各国参与国际商业活动的实际利得.本文根据美国的基于所有权的经常账户补充统计框架,测算出如果考虑到FDI的影响,美国的外部不平衡将下降25%.而且基于所有权的贸易统计原则,发现中美贸易顺差70%是由FDI导致的.文章指出,在我国应建立基于所有权的贸易统计体系,同时反思我国的外资政策,为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提供研究思路.     

“原产地”统计原则、“所有权”统计原则与中美贸易不平衡

在发达国家大量通过海外附属机构参与国际商业活动，以及国际分工日益深化而导致中间品交易频繁的国际背景下，现行的以“物品跨境”和“原产地”为统计原则、以“报关登记”为数据采集方式的贸易统计体系，严重夸大了中美贸易不平衡而扭曲了中美贸易的真实情景。我国应借鉴美国经常账户下基于所有权的补充统计体系，以克服现行统计体系的缺陷，从而正确评估中美贸易问题。在我国目前相关数据供给缺乏的条件下，本文以基于所有权原则的统计思想，试图校正现行贸易统计体系对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扭曲，从而使得理论界、实业界以及决策层对中美贸易不平衡有一个更科学合理的认识。     

谈贸易统计的国民原则——与贾怀勤教授商榷

本刊2006．1-2期贾怀勤教授的《FDI对传统贸易统计的颠覆及其对策》（下文简称《颠覆》）一文认为：国外直接投资（FDI）导致传统贸易统计越来越不能正确反映国际经贸交往中当事方的真实利益得失，主张在贸易统计中用属权原则（以属权为国别原则）取代现行的在地原则。本刊2006．3期前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在2006年4月博鳌亚洲论坛的发言《携起手来，共同应对世界经济不平衡》一文也认为：“美国境外企业（的销售额）实际上相当于美国的出口……传统的国际贸易是地域概念，不是所有权的概念……建议国际统计界同行抓紧研究建立反映企业和产品所有权的国际贸易统计制度和方法，以全面真实地反映国际贸易的面貌。”     

浅析国际贸易统计方法改革思路

基于外商直接投资（FDI）对全球贸易活动影响的日益加深,我国传统的贸易统计方法已不能真实反映我国在国际贸易活动中的实际利得,需要对现有的采用“跨境原则”为基础的贸易统计方法进行改革,以适应新的国际经济环境,减少和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     

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的新型国际贸易统计体系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使国际分工的层次从产品细化到产品的生产环节。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以属地原则为统计标准,以商品总值为统计口径的传统贸易统计已经无法反映国际贸易以及贸易利益分配的真实情况。以"所有权"贸易统计体系和"附加值"贸易统计体系为代表的新型贸易统计方法应运而生,两种方法从统计对象和统计口径角度对传统贸易体系进行了调整。中国作为利用外资大国和加工出口大国,传统贸易统计严重高估了中国贸易差额,导致贸易差额和贸易利益的严重分化。运用两种新型贸易统计调整中国贸易统计数据,将还原中国真实贸易利益,修正贸易差额与贸易利益的背离,优化贸易环境,有利于中国对外贸易的健康发展。     

基于资产所有权的贸易统计方法与中美双边贸易额矫正

本文采用基于资产所有权的贸易统计方法,重新计算了中美双边贸易额,结果表明,相对于传统的贸易统计数据,2004—2010年中国对美国出口额平均减少了51%,而自美国的进口额平均增加了41%,贸易差额处于中方逆差21.89亿美元至中方顺差127.7亿美元之间,远小于传统统计方法计算的中美贸易差额。为反映中国真实对外贸易规模,有效应对中美贸易摩擦,中国有必要建立基于资产所有权的贸易统计体系。     

我国贸易收支、外商直接投资与实际汇率关系的实际研究——基于Panel Data模型的分析

利用1993—2006年12个主要对华投资国的经济数据对人民币实际汇率、我国的贸易收支、FDI等数据进行面板数据检验。实证结果表明,投资国的实际GDP对双边贸易收支的影响最大;其次是本国的实际GDP;人民币的升值导致双边贸易顺差减少,但减少的幅度较小;受汇率波动影响的外商直接投资对贸易收支的影响最小。此外,为了解决贸易顺差问题,应维持基本稳定的汇率政策,从吸引国际产业转移逐步发展到对外产业转移,对外转移贸易顺差。     

产品内贸易、FDI与中美贸易不平衡关系分析

本文通过研究发现,产品内贸易模式、东亚地区对华FDI以及美国对东亚地区的FDI是造成中美贸易特别是高科技产品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原因。如果将这几方面的原因考虑进去,中美贸易不平衡远没有通常我们所认为的那么大,并且在中美贸易中美方获益远高于中方。最后基于此结论,本文提出企业应不断向价值链上游推进和修正国际贸易统计体系的建议。     

中美贸易中的FDI因素和基于属权原则的贸易差额算法

针对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本文综述了其发生原因的研究现状,重点讨论FDI对两国贸易的影响.由IS-LM-BP宏观模型和FDI产生的商品流动微观过程分析得出:FDI是造成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原因,其中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开拓了中国市场.据此推导出基于属权原则的中美贸易差额算法,利用现有数据推算出属权原则下的贸易差额,数据发映出在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上,美方并不吃亏.     

论国际服务贸易统计范围的属地与属人原则

《国际收支手册(第五版)》(BPM5)中服务贸易的统计范围体现的是“属地”原则,而《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中服务贸易的内涵体现出“属人”原则的特点,《国际服务贸易统计手册》中国际服务贸易的统计范围一定程度上较好地再现了《服务贸易总协定》中的属人原则。完整体现属人原则是未来服务贸易统计发展的重要趋势。文章简要分析了国际服务贸易统计范围从属地原则变化到属人原则的原因,以及现阶段我国建立体现属人原则的服务贸易统计体系的现实意义。     

国际贸易对中外双向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我国加入世贸以来,我国国际贸易额大幅上升,与此同时,流入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和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同时迅猛地增长。那么国际贸易和双向投资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必然的相关性呢?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我国国际贸易额与我国双向FDI的总量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国际贸易对我国双向FDI起着促进作用,其中,对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作用较大(在99%显著水平下,每产生一亿美元的进口就会流入0.303亿美元的FDI,每产生一亿美元的出口就会流入0.208亿美元的FDI),对对外直接投资影响较小(在99%显著水平下,每产生一亿美元的贸易仅对对外投资0.003 203亿美元)。并由此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贸易失衡的影响研究——基于贸易商品结构视角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已经超过了6000亿美元,2007年贸易顺差突破2600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国际收支特别是贸易收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测算了23个行业的CTB（贸易差额贡献指数）,借此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贸易顺差的贡献作用,在检验中同时引入外商直接投资变量和内资变量,实证结果表明相对内资而言,外商直接投资是我国贸易顺差的主要创造者。     

论内向型FDI与国际贸易的关系——中国作为东道国的面板数据分析

本文运用固定影响变截距模型,采用1992-2004年我国作为东道国,香港特区、韩国、日本、美国、我国台湾地区、新加坡和德国等七个对中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或地区的面板数据,对我国内向型FDI与国际贸易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的内向型FDI与国际贸易之间具有显著的互补性,而且内向型FDI对我国的出口具有正的滞后效应。     

基于贸易引力模型的FDI与省区双边贸易流量的实证分析

运用贸易引力模型分析FDI和各省市区国际贸易的关系,对2007年我国30个省市区和26个国家或地区的双边贸易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各省市区FDI与国际贸易之间存在互补关系,从三大经济区域来看,东部FDI对国际贸易的弹性最大,其次是中部地区,西部地区最小。基于资源禀赋差异的垂直贸易体制加剧了FDI投资于我国的趋势。各省市区的贸易模式取决于贸易双方的经济规模和地理距离。双边贸易流量的规模与各自的经济总量呈正比,双方的地理距离(运输成本)构成了两地之间贸易的阻力因素,地理位置成为阻碍中部和西部地区国际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     

Asymmetric effects of cultural institutes on trade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e purpose of a cultural institute is to improv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ith other countries by promoting language familiarity and cultural awareness. In addition, cultural institutes can provide additional business opportunities that lead to positive economic side effects such as increases in trade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In this study, gravity models were used to analyse the data for the Goethe Institut (Germany), the Cervantes Institute (Spain) and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China) to identify any stylised international patterns of the documented economic effects. The study finds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s on bilateral trade and FDI outflows for all three programmes, along with two important (i) the effects are stronger for non‐advanced economies and (ii) the effects are substantially larger on FDI than on trade.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cultural institutes can be an effective policy tool in promoting FDI outflows, with the strongest effect realised when a home country locates its cultural institutes in host countries with developing economies. Importantly, results also suggest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approach to extend its soft power through rapid expansion of Confucius Institutes worldwide has not been as successful as the efforts by the German Goethe Institut in increasing trade and FDI.     

中国获得国际技术外溢的渠道——国际贸易、FDI还是信息技术

国际技术外溢的渠道日益多样化,除了国际贸易、FDI,信息和通讯技术是另一有效的外溢途径。本文提出了一个同时包括三条途径的综合性研究框架,检验并比较了三种途径对我国技术进步的作用。结果表明,进口和FDI是我国当前获得技术外溢的主要途径。但信息变量的增长率对于技术进步率的贡献最大,ITTS1增加1%将导致技术进步的速度加快0.12%。因此,我国应充分认识信息技术的巨大潜力,将提升信息化水平作为提高生产力的重要手段。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间的动态关系: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根据我国1983-2007年的宏观经济数据,通过建立VAR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间的动态关系.研究发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出口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存量具有单向的因果关系,进口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不存在因果关系,我国出口贸易对FDI有长期显著的拉动作用,而FDI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十分微弱.     

国外研究与开发(R&D)之溢出效果:基于我国1985-2005年的经验研究

在开放经济系统中,一国技术进步不仅取决于自身的研究与开发投入,也取决于国外的研究与开发投入。本文利用协整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对国外研发对我国技术进步的影响效果进行了经验分析。结果表明,基于贸易渠道和外国直接投资渠道的溢出效应均对我国的技术进步起促进作用,并且贸易渠道的正向溢出效果与外国直接投资相比在逐渐加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更好地吸收利用国外研发溢出效果的几点建议。     

外国直接投资、加工贸易利益分配:U形价值链模型

文章指出,价值链各环节利益与市场结构和竞争力有关,一个国家在特定行业竞争力越大,就越能占据具有垄断优势的战略环节,提供价值链上越多的价值增加量。文章将企业价值链活动分为上游、中游、下游三个环节,并假定委托方为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代理人为发展中国家的加工企业,装配加工企业的产品通过加工贸易方式全部出口,加工贸易委托方决策服从收益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原则,从而建立了加工贸易U形价值链模型。分析表明,加工贸易利益的分配轨迹呈U形曲线,且会随着代理方数量的增加变得越来越陡峭,使代理方净贸易条件趋于恶化;跨国公司运用转移价格手段使U形曲线变得更加陡峭,代理方利益受损。这正是我国在国际分工中处于U形曲线底端的原因,我国贸易条件的变化与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以及加工贸易发展有较大关系,单纯依靠数量扩张来改善收入贸易条件的空间越来越小,我国应把利用外资的主要目标放在外资的技术含量和产业结构调整上,应对成本动机的外国直接投资予以高度关注并给以必要的政策引导。     

Determinants of China's bilateral trade balance in global value chains

This paper identifies the determinants of China's bilateral trade balance using a new measure based on international input–output data, the so-called ‘trade in value-added’ (TiVA), which can prevent double counting in the estimation of bilateral trade balance. Our results show that using a measure based on gross exports, rather than TiVA, causes relatively large overestimation of the impact of the RMB exchange rate on China's bilateral trade balance. This overestimation is mainly because that the increasing production of exports may require increasing intermediate imports as a consequence of international fragmentation of production in global value chains. In addition, our results also show that the impact of FDI inflows on China's bilateral trade balances depends on the position and role of China and its trading partners in GV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