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公积金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选择

住房公积金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构成部分，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有重要影响。本文利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考察了住房公积金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影响，发现住房公积金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家庭住房公积金的参与程度越深，对其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促进作用越大。进一步研究发现，住房公积金能显著增加有房家庭配置风险金融资产的概率和比重，但对无房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持有决策并无显著的促进效应；同时，住房公积金会通过影响家庭收入和风险偏好水平，进而促进其风险金融市场参与。为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实现全民共同富裕，应逐步扩大住房公积金的覆盖范围，实行差异化的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更好地发挥住房公积金对家庭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拓宽无房家庭的财产性收入渠道。     

数字普惠金融、受教育水平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

基于2014年、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行为的影响。对此,文章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积极效应,主要包括覆盖广度和发展(使用)深度,且进一步考察户主受教育水平可能在其中起到的调节作用。研究结论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会促进家庭参与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其中一级维度指标发展深度对因变量的回归结果更加显著、稳定;但户主受教育水平的调节作用与预期并不完全一致,其仅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深度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中起着显著调节作用。相关结论有助于厘清数字普惠金融作用于家庭金融投资行为的影响机制与实施路径。     

西部农村人口金融特征的实证研究

论文从西部农村家庭户主的性别、年龄、婚姻、教育、职业以及家庭财产等六个方面实证研究了农村人口与农村金融的关系，发现女性户主的家庭金融需求略大于男性户主的家庭金融需求；金融需求主要集中在中青年户主的家庭，壮年户主的家庭金融供给能力要强一些；除丧偶以外的其他组别的金融婚姻特征不明显；大专以上教育程度的农户金融需求小于金融供给；高中及以下教育程度的农户金融需求大于金融供给；各组别农户职业身份的金融需求都大于金融供给；民间金融需求对农村家庭财产不敏感，但房产价值高的农村家庭其民间金融供给活跃一些。     

借贷约束、金融素养与中国家庭股票市场“有限参与”之谜

本文基于2013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选用工具变量法,考察了借贷约束与金融素养对家庭股票市场参与的影响,并验证了金融素养水平的提高会缓解借贷约束对家庭股市参与的抑制作用。研究发现:(1)借贷约束是影响家庭股票市场参与的重要因素。与无借贷约束家庭相比,借贷约束降低了家庭股市参与的意愿,尤其是通过借贷方式参与股市的意愿,同时也降低了股市的投资金额和投资时长;(2)金融素养是影响家庭股市参与的重要因素。户主金融素养水平的改善显著提高了家庭股市参与的意愿、投资规模和投资时长,并增加了家庭股票市场获利的可能性;(3)随着户主金融素养水平的提高,家庭借贷约束对家庭股市参与意愿和参与规模的抑制作用得到了有效地缓解。基于以上结论,政府应加快收入分配制度与消费金融市场改革,提高家庭金融素养水平,引导家庭合理配置股票资产,从而促进家庭财富的不断增长。     

金融可得性、金融市场参与和家庭资产选择

本文以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为基础,进行了金融可得性、金融市场参与和家庭资产选择问题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可得性对于促进家庭参与正规金融市场及资产配置有着积极的作用,金融可得性的提升会通过对家庭民间借出的降低来减少非正规借贷市场供给.此外,金融可得性对家庭参与正规金融市场的边际影响有着一定的差异性,即对农村地区的影响高于城市,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要高于东部地区.     

移动支付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影响研究——基于CHFS的实证分析

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发展,移动支付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主要的支付方式,影响着居民的投资行为,进而影响家庭金融资产的配置。而实现家庭财富保值增值的重要路径是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效用最大化。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运用Tobit模型实证分析移动支付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有利于实现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价值最大化。研究发现：家庭使用移动支付对风险资产投资有正向促进作用,对无风险资产投资具有负向影响,且工具变量回归和稳健性检验表明该结果稳健有效;机制分析表明移动支付主要通过改善储蓄账户数目及家庭对金融知识关注程度两个渠道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异质性分析显示移动支付对身体健康、高等收入水平及高等受教育水平的家庭投资风险资产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因此,应加强金融知识宣传,提高居民金融知识关注度;金融机构应创新金融产品,拓宽金融服务边界;政府应积极开展数字人才的培育和储备工作,持续推进移动支付健康发展;强化金融监管,减少家庭投资风险。     

我国城镇家庭资产对其消费行为影响的经验研究

本文利用CHFS数据,通过分位数回归模型,研究了我国城镇家庭资产存量及其结构对其消费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无房家庭和有房家庭的消费支出都受收入、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的影响;有房家庭的消费支出与我们对现实的认知和消费理论更符合;不论高收入还是低收入有房家庭消费都明显受其住房价值影响,对低收入家庭的影响更明显;风险资产变动对低收入家庭消费没有影响,无风险资产变动对高收入家庭消费没有影响,总体来看无风险金融资产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更大;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等社保账户资金虽然不能当期使用,但却是中低收入家庭良好的预期保障,对当前消费有促进作用;居民金融资产配置最高的是无风险的通货和存款;家庭普遍现象是财产性收入少,财产性收入对消费的贡献小;中低收入的男性户主家庭消费低于女性户主家庭;高学历和婚姻状态正常的家庭消费更高.     

财富异质性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 ——基于 2015 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数据

随着我国家庭金融市场日渐完善,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因素对优化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结构和提高家庭金融市场的参与率至关重要.本文从家庭财富角度出发,利用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里的9841个样本数据,运用logit模型,实证分析财富异质性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及其城乡差异.研究发现:财富水平不同的家庭,其金融资产配置存在显著差异,富裕家庭参与风险性金融市场的可能性更大,但当家庭财富累积到一定程度之后财富水平对家庭参与风险性金融市场的影响程度开始递减;城市相比于农村更有可能参与风险性金融市场,并且,在财富异质性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中,金融发展水平、被采访者的年龄和家庭规模大小等发挥着异质性作用.     

金融知识、投资经验与家庭资产选择

本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研究金融知识、投资经验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和家庭资产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知识的增加会推动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并增加家庭在风险资产尤其是股票资产上的配置。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后,随着投资经验的积累,投资到风险资产尤其是股票资产上的比例也会提高;并且投资经验有助于家庭在股票市场上盈利。此外,本文发现地区经济和金融环境的改善、家庭资产的累积、家庭收入的增加、风险爱好和教育水平的提高都将推动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并投资购买风险资产。自营工商业和购买自有住房则会"挤出"家庭的金融市场参与和风险投资。     

普惠金融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有效性的影响研究——基于传统与数字普惠金融的对比

本文构建传统普惠金融指标体系，从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使用率、渗透性和可持续性四大维度展开，选取了12个指标加以综合评价，结合熵值法和变异系数法计算出全国各省份的传统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以及本文构建的传统普惠金融指数的数据，通过构建固定效应面板分析模型，实证检验了传统普惠金融和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有效性的影响并进行对比分析。本文研究得出结论：数字普惠金融比传统普惠金融对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有效性影响更大；但从区域层面来看，传统普惠金融对三线以上城市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有效性所产生的促进作用比数字普惠金融更大；而数字普惠金融对于三线及以下城市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有效性所产生的促进作用比传统普惠金融更显著。研究结论有助于提高中国普惠金融相关政策的精准性，从而更有效地提升中国居民家庭资产的保值和增值，助力全面深化改革和共同富裕。     

金融自由化、金融脆弱性与金融监管

金融自由化是我国金融改革发展的主要特征。金融自由化导致金融系统趋向于脆弱,传统金融监管手段明显不足。文章在分析我国金融自由化趋势基础上,探讨金融自由化导致的金融脆弱性,提出我国金融监管改革与发展的路径选择。     

金融体系结构与金融危机

本文通过跨国实证分析,系统考察了金融体系结构和金融危机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决定因素.实证结果表明:(1)金融体系结构对金融危机的发生概率具有显著影响,"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的国家比"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的国家更容易发生金融危机;(2)金融危机期间不同国家经济受冲击的程度也与金融体系结构密切相关,在那些具有"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结构的国家,一旦发生金融危机,其GDP增长率受到的负面冲击将更大;(3)从金融体系结构的内部构成来看,金融危机的发生概率随着一国金融市场规模的增大而显著升高,同时随着一国银行业规模的增大而显著降低.上述事实倾向表明,在金融体系结构的两个主要构成部分中,银行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着金融稳定器的角色,而金融市场则内含着某些诱发不稳定的因素.     

财政平衡与财政赤字

本对于财政平衡及赤字，从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角度，自定义性的分析开始，作了分层次的通盘考察，涉及到赤字的口径、比重、弥补方式、财政收支安排原则等等，并展开到财政平衡与社会总供求平衡关系的勾画，以及财政赤字经济影响的分析，最终得出结论：财政赤字本身其实无所谓好坏，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成为一种财政政策工具，利用得当可以对经济产生积极的影响。     

金融全球化与中国金融安全

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金融全球化是其发展的主要内容和高级阶段。金融的全球化会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更优越的金融条件，但与此同时也必然会带来金融风险的变化。金融全球化对世界经济和国别经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国家金融安全的影响同样深刻，使国家金融安全问题更为突出。鉴于我国目前在金融安全领域存在的问题及国际上的经验教训，我国在制定发展战略、融入全球化浪潮时，对金融安全问题必须超前研究对策，做到趋利避害。     

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

本文认为, 目前我国的金融风险处于风险积累到风险加剧的过程中, 通过有效防范金融风险是可以避免金融危机发生的。全文对一些国家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 并提出了我国防范金融风险、避免金融危机的对策。     

金融全球化与中国金融安全问题

本文分析了金融全球化的实质影响及在当前影响我国金融安全的因素 ,并提出相关的战略措施 ,即寻求必要地合理保护、彻底改革国有商业银行、强化金融监管机制、提高金融宏观调控的有效性、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健康运行、加强国际金融协作等     

财政赤字与积极财政政策

财政赤字是宏观调控的手段，对其评价，关键是看宏观经济状况和社会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财政赤字就是好的；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就不能搞财政赤字。因此，对于积极财政政策淡出的时机及其进度，需要认真选择。     

论弹性监管与金融效率

本文通过理论分析揭示,非弹性的金融监管会造成金融效率和社会福利的损失,只有实施弹性监管才能实现金融体系的帕累托效率,增进社会福利,最后,文章提出了实施弹性金融监管的制度安排。     

我国金融体系金融脆弱性分析研究

文章对金融脆弱性进行分析,对金融体系金融脆弱性进行界定,阐述了形成金融脆弱性的原因,并通过对我国金融体系脆弱性表现分析,提出抗脆弱性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