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理性认知及中国的政策选择

近年来,学术界加深了对《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的认识,但其中一些认知还存在再讨论的空间.文章从《协议》与WTO贸易自由化的关系、《协议》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协调、《协议》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影响、《协议》对政府行为和非政府行为的规制、发达国家实施的技术性贸易措施对《协议》的合规性等方面进一步廓清了对《协议》的认知.文章认为,虽然《协议》还存在进一步改善的空间,但总体来看,《协议》依然是目前各国处理技术性贸易壁垒问题的一个普遍适用的最权威的法定文件,是各国构建技术性贸易壁垒体系和处理技术性贸易壁垒问题的国际法基础与准则,也是认识技术性贸易壁垒的一个重要依据.     

坚持“思想性优先”的选稿原则 ——五家经济学期刊倡议书

近年来，我国经济学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每年发表的论文数量全球第一；大量引进现代西方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特别是计量方法(包括数理方法)，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经济学的研究水平，缩短了我国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差距；我国经济学界扎根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致力于研究和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路和对策建议。但是，在我国经济学发展繁荣的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我们的经济学研究和经济学论文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轻思想、重技术”的偏向，并且这种偏向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一些论文直接照搬国外的计量模型而无视中国问题的特殊性和阶段性；有些论文甚至为了使用某种计量技术，或者为了得出作者想要得出的结论而设计问题和随意裁剪数据甚至编造数据，使得经济学研究成了“数学游戏”，经济研究过程变成了操盘统计分析软件的过程……
为了扭转上述偏向，使我国的经济学研究沿着正确的轨道不断发展，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编辑部牵头，获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六家高校主办的经济学期刊《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经济科学》、《经济评论》、《南开经济研究》、《经济学家》和《财经研究》的主要负责人，以及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和西南财经大学的专家学者于2013年8月23日在吉林省集安市联合召开“经济学论文的思想性与技术性的关系”专题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就目前经济学研究中的偏向进行了分析，就如何处理好经济学研究中的思想性与技术性的关系展开了深入研讨。根据会议研讨的成果和达成的共识，参加会议的五家期刊向我国经济学界发出如下倡议：
1经济学研究应当坚持“问题导向”，而不是“书本导向”，也不是“技术导向”
经济学研究应当关注经济理论和现实中的重大问题，包括国内外经济理论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和国内国际经济实践中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也是政府、公众和学术界在不同时期讨论的热点问题。我们认为，这些重大问题和热点问题是推动经济学发展的原动力。经济研究应当是站在前人积累起来的理论高度，扎根实践，面向现实；研究课题的选择应当是“问题导向”而不是“书本导向”，也不是“技术导向”。经济学期刊应当优先选用那些从实际问题中提炼选题，运用现代经济理论和方法分析论证问题，能够较好地从某个视角回答问题的文章。我们特别欢迎那些对重大理论问题和重大现实问题进行深度分析解读并提出可行的解决思路的文章。
2坚持“思想性优先”的选稿用稿原则
判别文章的优劣有许多标准，我们认为应当把“思想性”和“创新性”作为选稿用稿的首要标准或原则。所谓“思想性”，主要是指文章要有作者的独立见解，要有自己的观点，对文章提出的问题有自己的结论，同时文章的分析要有思想深度或理论深度，论证要有较强的逻辑性和说服力。所谓“创新性”，主要是指文章在思想观点、理论、分析视角、研究方法、数据资料等方面有新贡献，而不是简单模仿套用别人的成果。当然，我们不能苛求一篇文章能在这些方面都有创新或突破；如果在借鉴别人成果的基础上，其中一两个方面有新贡献，这样的文章也不失为一篇好文章。
3正确处理好思想性与技术性的关系
计量分析是现代经济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是现代经济学区别于传统经济学的主要标志之一，它对于提高经济学的数学化和精确化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计量分析只是经济学工具箱中诸多分析工具之一，尽管重要，但其本身不能成为判别文章是否优秀的标准（专门研究计量或数理方法的论文除外）。任何分析工具都是为思想发现思想创新服务的，工具不能替代思想成为学术论文能否刊用的首要标准。我们欢迎那些既有思想性，又能恰当运用计量方法的文章。我们不倾向采用那些“计量复杂，思想简单”的文章，即我们不鼓励刊用那些计量方法高深复杂，但是得出的结论没有新意，或重复已有的观点，或说明的只是一个简单常识的文章，不提倡采用那些对经济问题没有理论或逻辑分析，单纯做“数学或统计分析软件模拟题”式的文章。
倡议者（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中国人民大学主办）
《经济评论》（武汉大学主办）
《南开经济研究》（南开大学主办）
《经济学家》（西南财经大学主办）
《财经研究》（上海财经大学主办）     

企业能力提升路径研究——系统内生效应还是能人效应

企业能力系统是一个典型的复杂适应系统。现有研究多停留在理论探讨层面,缺乏基于经验数据的深度分析和过程机制解释,且未关注当系统内在联系缺失时是否需要人为力量的介入。本文将结构观与能人观结合起来,采用嵌入式多案例研究方法,通过对能力要素间关系的块模型网络分析,识别其整体架构、区块构成及块间相生相克关系,并构建出生克力的四个关系变量,然后结合该能力要素是否处于主循环中以及是否依赖主体能动性等条件进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研究发现企业能力提升存在“势效应”“围魏救赵”“假手于人”“抽薪止沸”和“和谐制衡”五种路径;领导者主体能动性的发挥具有“双刃剑”作用,既能助推内在力量薄弱或欠缺的能力要素尽快达成能力提升的效果,同时又潜存着扰乱相关要素之间被克与克他关系平衡的副作用,长期来看会破坏能力系统整体的运行秩序。企业需要根据特定要素与相关要素间内在的关联特征以及主体能动性对联结关系的影响,在生克关系协同利用与必要干预中创造出全局良性循环的效果,确保企业能力得到整体提升。     

国防科技工业跨部门合作治理网络动态演化研究

随着国防科技工业治理复杂性提升以及传统治理理论失灵，准确厘清包含军民两大治理主体、公私两大职能部门治理机构间合作网络、关系结构与演化过程，已成为我国国防科技工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议题。基于“元治理”理论思想，以1998-2018年发布的614条政策为研究样本，应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不同时期国防科技工业治理网络结构、机构间互动关系、主体角色定位进行考察。结果表明：关系网络是随着国防科技工业政策变迁不断演化的自组织网络，网络结构由“松散”向“耦合”转变、网络核心由“单核”向“多核”转变、治理模式由“碎片化回应”向“协同共治”转变；个体节点在不同时期展现出不同的角色定位，主要表现为协作主导者、牵头主导者、互惠跟随者以及边缘跟随者4个群体，并得出核心机构角色演变规律。最后，从“元治理”视角对国防科技工业异质主体跨部门合作治理关系进行再审视，并提出相应治理策略。     

数字时代的算法滥用及其规制研究

在数字经济时代，算法技术结合大数据和机器学习后已被应用于自动化或辅助决策、精准匹配和趋势预测等诸多生产或管理活动中。伴随其在商业和公共管理等领域的广泛深刻运用，因算法权利异化导致的算法滥用问题逐渐受到人们的担忧和重视。算法滥用存在针对不同主体的诸多现实或潜在的危害与弊端，足以影响到数字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因此，数字经济时代引致出针对算法进行规制和监管的需求。不同于传统的规制和监管的范式与手段，针对算法进行规制监管存在诸多问题与挑战。通过分析当前典型的算法规制思路与治理范式，结合算法规制监管的实施特点和痛点难点，本文针对性地提出建立以广义算法公开为基础的分场景算法审查、监管和评议的综合技术规制框架；建立在算法伦理基础上的外部监管问责、平台责任义务相结合的法规体系；建立以个体数据赋权为主要形式的健全维权途径、强化维权意识和配置个人算法权利的数据主体算法权利保障；建立算法设计主体价值与算法相关主体价值收敛协同发展、强化算法设计者社会责任的具体实现路径，以图探求适合中国数字经济背景下的算法规制体系建设思路。     

财政压力、货币超发与明代宝钞制度

本文遵循“财政压力-政府行为”分析框架来剖析“大明宝钞”崩坏的制度根源。“大明宝钞”制度的崩坏根源于以财政为中心的宝钞制度设计缺陷。这种制度设计是为了满足政府财政开支需求与避免财政危机。易言之，明代财政压力促成了货币财政化的宝钞制度设计，导致了货币超发，最后致使宝钞崩坏并退出流通领域。财政压力是古今政府的常态。财政压力并非必然导致政府采取掠夺性的货币政策。在英国，国王的财政压力导致了以限制王权为目的的《大宪章》和“光荣革命”。明代中国，为何没有在财政压力之下走上制度变革之路，这个问题实在令人深思。     

数字社会建设中的科技治理问题及其法治保障路径

数字社会建设是推进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现阶段我国数字社会建设中科技治理还处于起步阶段。在“回应法治”的要求下,通过归纳推理分析发现：数字社会建设中科技治理体系构建应从监管、主体、权利、权能4个方面提出完善进路。具体来看：在监管层面,应加强法律监管与社会监管共同作用;在主体层面,应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模式,促使社会主体和市场力量积极参与科技治理;在权利层面,应加强数字科技研发中个人数据权利保障,明确个人数据权利属性;在权能层面,应明晰政府部门、科研专家、社会公众等主体权责关系,明确各治理主体之间的行为权限边界。     

城镇化会增加居民能源需求吗——基于事实与文献的述评*

城市消耗了中国70%的能源总量,新型城镇化发展要求实现“高城镇化、低能源消耗”。未来的城镇化是否会推高居民能源需求？以往观点往往得出肯定的结论。本文基于典型事实和逻辑推理对此提出质疑,分别对基于“自上而下”和 “自下而上”视角的两类文献进行了综述和比较,并构建了一个融合两种研究视角的传导机制分析框架。在系统总结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本文提出未来三个可创新的方向：首先是融合不同学科与视角,将微观居民的用能行为置于城镇化这一动态变迁中进行研究;其次是突破数据和研究方法局限,运用微观数据和实验性方法来科学识别相关性和因果性,并进行政策影响评估;最后是结合国际化视野和规范分析方法来研究中国城镇化中的能源、环境等本土问题,并凝练形成城镇低碳化发展的“中国模式”与“中国经验”。     

中央对地方财政转移支付财力保障的研究

为进一步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促进全国社会经济的平稳发展,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强调“实行规范的中央转移支付制度”。实施有效的财政转移支付,必须依赖于相应的体制、财力及技术条件。     

融资租赁中出租人的权利保障制度研究

融资租赁作为除银行外的最主要融资渠道,其业务近年来在我国发展迅速。目前我国尚没有融资租赁法律的颁布,但是《合同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已经为融资租赁业务的规范开展进行了规制。文章首先从融资租赁出租人的权利保障出发,分析现行法律框架对出租人的保障机制;然后分析现行制度的不足;最后从出租人对现行法律框架的利用和政府或行业对现行法律框架的改进两个方面,提出保障出租人权利的改善措施。     

论职务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的规范表达与完善措施

职务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借助共有制度，将单位与科研人员间的行政管理关系转变为民事法律关系，但从规范性视角而言，其存在三方面问题：①客体范围不清晰；②团队主体化与法律不兼容；③共有权行使缺少规范性建构。由于共有关系的运行依赖于客体合法性、主体有效性以及共有权行使规则的合理性，因此上述3个问题直接影响职务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的实践效果。基于政策法律化和法律政策化原则，在共有制度三要件的逻辑框架下，结合相关法律规定和政策目标，建议从3个方面进行完善：第一，通过修正《科技进步法》或扩大解释《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实施方案》，扩大试点单位享有的知识产权范围；第二，明确单位与科研人员的二元主体结构；第三，构建符合政策目标的共有权行使规则。     

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的法治标准及优化路径研究

中国公立高校院所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改革进入赋权科研人员的改革深水区。赋权改革关系到公共财产合理处置与国家知识产权安全建设，必须在法治框架内施行。只有以落实单位权属法定与依法赋权原则为形式标准、以落实合比例赋权原则为实质标准推进改革，才能以法治手段规避改革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双重失灵。当前中国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面临试点方案违背上位法、赋权决策不合比例等法治难题。鉴于此，有关部门应进一步梳理完善职务科技成果单位所有与依法赋权的顶层设计，从目的适当性、手段必要性与结果均衡性等实质法治标准出发修正现有赋权改革措施，重点完善公立科研单位赋权科研人员的国资管理宽容规范、权利共有规则体系以及公益保障机制。     

科研不端行为处理程序研究——兼评《科研诚信案件调查处理规则（试行）》

2019年9月由科技部等20个部委联合发布的《科研诚信案件调查处理规则（试行）》从整体上构建了科研不端行为调查处理程序，是我国科研诚信建设的里程碑文件，但其并未真正解决调查主体多元、事实问题与学术问题混淆、程序规则公正性欠缺与救济途径缺失等问题。有必要借鉴美国科研不端的规制经验，通过法律程序弥补科学共同体自律约束的不足，在内生机制方面不断完善科研不端处理程序，在外部约束方面通过立法与司法介入倒逼调查部门规范内部调查和处理程序，构建科学共同体自律约束与法律规则外部约束相结合的科研诚信建设体系，从而真正净化学术界和推动“科教兴国”。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八条解读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八条将我国过去长期以来的生育政策首次以法律的形式予以规范。该条的结构主要包括:对现行生育政策的稳定;对倡导性义务的表述;对生育数量确定的"原则+授权"。通过仔细考量,所谓的倡导性义务实质更多的还是强制性义务;将对生育数量的限制权力授予法规,可能与法律保留原则存在不符;将对生育数量进行限制的具体办法交由地方性法规制定,可能给予地方过多的立法上的自由裁量权,有碍平等原则,与立法目的不一致;对生育数量的确定应当是公民的选择性权利,而非仰赖国家的行政许可;生育政策的法律化应当由人大而非人大常委会来进行。     

论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权

法律规定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权的目的,在于保护劳动法律关系中处于弱者地位的劳动者,维护劳动者自主择业的权利,以实现劳动力价值最大化。劳动者单方解除权制度体现了自由择业的精神,但也存在诸多缺陷。在我国现有的法律体系中,《劳动法》相关的规定主要体现在第31条和第32条,新颁布实施的《劳动合同法》也只是对劳动者单方解除权行使的情形和法律责任作了些补充,其余都散见于劳动部规范性文件或者地方性立法中,立法层次较低,条文过于简单,操作性不强,实践中纠纷不断。     

论物权登记效力与合同效力的区分

不区分物权登记效力与合同效力,合同的效力就有可能由一方当事人决定,这显然有悖于民法理论。因此,坚持区分合同效力与登记效力,是遵循民法基本理论、保护合同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现实需要。物权登记的效力由《物权法》规范,合同的效力由《合同法》决定;登记效力指向物权,合同效力指向债权;合同效力取决于合意,物权效力取决于登记。科学认识和运用不动产物权的登记效力,正确行使物权,有利于更好地实现《物权法》确定的“定分止争、物尽其用”的目标。     

关于现行民诉抗诉案件再审制度的思考

我国民诉法赋予人民检察院享有抗诉监督权,但是现行的法律制度存在一些缺陷,例如抗诉的事由过于宽泛、检察机关在出庭时的地位尴尬、抗诉的程序复杂时间太长、抗诉过程容易产生干扰、抗诉证据容易灭失以及再审案件管辖权的设置不够科学等,建议从适当限制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权、设定同级抗诉制度和设立专门再审程序等方面进行改革。     

Evolutionary trajectories of the nanotechnology research across worldwide economic players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analyse, by concentration measures and metrics of heterogeneity, the evolutionary trajectories of scientific output in nanotechnology research across worldwide economic playe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ncentration in nanotechnology research has been reducing over time and space. In particular, the pattern of nanotechnology research has been spreading among different scientific domains and pathways, generating new technological paradigms mainly in chemistry, medicine and engineering research fields. This scientific analysis is importan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current knowledge growth and technological trajectories in nanotechnology research that may support future pattern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区块链赋能科研诚信管理的理论证成与制度创新

我国初步构建起科研诚信管理制度，但还存在信息管控能力偏弱、评价指标缺位、结果公开度偏低、应用范围失当、监督乏力等问题，未能发挥理想效果。区块链是近年来发展迅速且适用有效的新技术，其去中心化、数据溯源、高安全性优势恰好可以弥补科研诚信管理在信息汇总、系统监督、差异应用方面的不足，提升科研公平度与管理效率并重塑科研信用体系。因而，我国应完善区块链赋能科研诚信管理制度体系，提高科研信息管控能力，构建合理的科研诚信评价指标体系，提升科研诚信评价结果的公开度，调适科研诚信评价结果应用范围并加强科研诚信评价监督力度，从而及时矫正科研失信行为，促进科研活动诚信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