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与民营中小企业融资约束——基于金融分割的视角

地方隐性债务的主要风险之一是通过市场化的渠道长期影响企业行为,对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造成负面影响。笔者立足于我国信贷市场中金融分割的特征,分析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对民营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以及背后的传导机制。在此基础上构建地区企业债务成本与负债水平的联立方程,结果表明：在金融“结构分割”与“地理分割”的影响下,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扩张仅加剧了本地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由于存在融资渠道的差异,相比于更具有隐性债务特征、以银行贷款为主的地方政府非标准债务,城投债等相对公开透明的地方政府标准债务并未影响本地民营中小企业融资约束。文章的机制分析还发现,基于中小银行发展的金融“结构分割”弱化,以及省内较弱的金融“地理分割”,均可以抑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增加对本地民营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负面效应。以上研究为如何防范化解地方隐性债务风险进入实体经济中提供了新的视角。     

基于信用评分的地方政府性债务研究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的重要环节,识别、量化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是做好风险化解工作的前提。本文从地方性债务的现状出发,对全国31个省级区域,27个省会城市,5个计划单列市和223家地级市的地方政府性债务负担进行了统计评价,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地方政府信用评分模型,并对地方政府的信用资质进行了排序,为衡量地方政府对地方融资平台和地方国有企业的支持能力和信用评级提供有益参考。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与城投债定价

由于1994年《预算法》限制了中国地方政府凭借自身信用发行政府债券的能力,地方政府通过设立融资平台的方式发行了大量城投债券。虽然城投债被普遍认为是含有政府隐性担保的,但隐性担保主体认定尚未有共识。本文通过加总地方政府下属融资平台有息债务总额的方法,构建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负担率指标,并通过分析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负担率对城投债一二级市场信用利差的影响,进一步探索市场对城投债隐性担保责任主体的认定。研究发现,政府隐性债务负担率高的地方城投债信用利差偏高,并且这种影响随政策以及宏观形势而变化。自滇公路违约函事件后,投资者在城投债定价中开始普遍关注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负担率的信息;而在43号文明确了地方政府债务置换措施后,省级政府的隐性债务负担率开始成为城投债定价的重要影响因素。这说明投资者认可的地方隐性担保的责任主体是随时间变动的。     

政府隐性担保一定能降低债券的融资成本吗?——关于国有企业和地方融资平台债券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国有企业和地方融资平台在一定程度上都受政府隐性担保,政府隐性担保是否会因两者之间的不同而发生变化,进而产生不同的影响?通过对2007-2012年上市债券的研究,我们发现,政府隐性担保降低了国有企业债券的风险,却增加了地方融资平台债券的风险。我们还发现,信用评级越低,政府隐性担保越能降低国有企业债券的风险,相反,信用评级越高,政府隐性担保越能增加地方融资平台债券的风险。不同于国有企业,政府帮助地方融资平台取得债务资金,隐性担保的方式发生了变化,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     

完善防范化解隐性债务风险的长效机制

当前我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已经超过显性债务,不仅压缩财政政策空间,还易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对此,多部门协同发力构建防范化解隐性债务风险的长效机制,涵盖常态化监测机制、遏制隐性债务增量、化解隐性债务存量、推动城投公司市场化转型、健全监督问责机制等五个方面,并取得了积极效果,部分地区隐性债务化解成效显著。但与此同时个别地区地方政府违规举债的行为仍时有发生,且面临政府和市场对“隐性债务”的认定仍存差异,问责机制强化主体责任但也影响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存量债务化解制约增量改革,政府评级加大高债务地区金融风险,城投公司转型困难等问题。对此,有必要针对长效机制运行中的困难和问题,优化隐性债务管理方式,以存量债务化解推进增量改革,深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财政体制改革。     

基于改进的KMV模型的地方政府债券信用风险的度量的研究

为满足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地方政府对于资金的需求,近年来各地方政府通过搭建融资平台等多种途径筹集资金。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空前庞大,并且隐性或有债务数额较难确定,债务风险难以准确估计。本文从信用利差视角入手,借助KMV模型并做适当改进,研究四试点省市自行发债的信用风险影响因素,并确定其最优发行规模和违约概率,以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基于改进的KMV模型的地方政府债券信用风险的度量的研究

为满足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地方政府对于资金的需求,近年来各地方政府通过搭建融资平台等多种途径筹集资金.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空前庞大,并且隐性或有债务数额较难确定,债务风险难以准确估计.本文从信用利差视角入手,借助KMV模型并做适当改进,研究四试点省市自行发债的信用风险影响因素,并确定其最优发行规模和违约概率,以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地方隐性债务规模的统计测度研究

通过构建一个3-1-2的MIMIC模型对我国地方隐性债务进行规模测度,结果发现：显性债务约束力度是我国出现地方隐性债务的主要成因,也是地方隐性债务风险化解的主要突破口;2003—2018年我国地方隐性债务规模呈现出明显的双倒“U”型特征,在2007年和2015年左右分别达到历史高位,2016年开始出现趋势性下降;地方隐性债务规模占GDP的比重表现出显著的下降趋势,我国隐性债务风险得到较好的管控。     

宏观审慎管理视角下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以福建省为例

从宏观审慎管理角度看,政府债务风险具有鲜明的传染性和顺周期特征。金融市场的“城投信仰”“隐性担保”“刚性兑付”等现象均是政府债务风险的表现,也是需要通过宏观审慎管理工具解决的问题。基于此,文章梳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基本内涵和我国政府债务发展情况,分析政府债务风险对金融体系的传导机制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定量判断指标;以福建省为例定量评估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水平,并从宏观审慎管理视角提出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政策建议。     

城投公司信用风险问题研究

随着我国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题的关注和调控,城投公司信用风险事件不断爆发,既包括技术性违约,也包括信用评级降级。既包括表外非标业务违约,也包括表内贷款逾期。造成当前城投信用风险事件不断爆发的因素主要包括监管政策、融资渠道、地产调控和公司治理等方面。未来城投公司的投资,既要坚持敬畏市场、打破刚兑信仰的原则,也要把握城投政策方向,关注区域经济环境,严格审查城投公司运行情况。     

债务限额、土地财政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

隐性债务是新预算法实施后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的重点和难点。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关于地方政府行为的模型,探讨债务限额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影响。研究发现,为规避债务限额可能会导致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增加,而增强财政透明度和审计力度有助于约束政府的预算外活动。本文还发现土地财政对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和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两种不同的预算外融资方式的影响存在差异。利用2012-2017年间全国地级市层面的计量分析支持上述推论。     

政府债务增加降低了企业杠杆吗?

本文利用2010-2016年中国A股上市非金融企业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政府债务对企业杠杆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政府债务的扩张,企业杠杆率有所下降,同时相比于投资者投资组合对企业债券融资的挤出路径,政府部门对企业信贷融资的挤出路径影响更强。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不同地区和不同类型企业之间存在异质性,在股票市场发展较不完善的地区、对金融机构贷款依赖较高的地区和金融开放度较低的地区,挤出效应相对较强;在小规模企业、非国有企业和非从事公用事业的企业,挤出效应相对较强。在现阶段发展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应合理控制债务规模,在实现稳增长的同时减少对民营企业融资资金的挤占,重点关注国有企业的杠杆问题,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国有企业债券集中违约风险与对策研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和信用经济的有机统一,而企业信用尤其国有企业信用是我国市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石.针对近期频繁发生的国有企业债券违约风险及其根源进行研究后发现:国有企业债券频繁违约甚至恶意违约,容易导致国有企业的信用体系坍塌,并释放区域系统性金融风险和当地金融生态严重恶化的信号;究其原因,尽管有经济增长放缓、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叠加市场大幅波动的外部原因,但根源还是在于这些国有企业“重投资的规模和速度情结”“重债务的融资和管控失序”和“经营恶化和现金流失控”等内部原因.为此,建议从推进国有企业债务透明度建设、建立国有企业债务风险预警系统、强化国有企业债券违约问责机制、完善国有企业投融资决策制度等四个方面着力防范化解国有企业债券违约风险,实现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     

以地融资、地方债务与杠杆——地方融资平台的土地抵押分析

中国的高经济杠杆率和地方债务风险受到广泛关注,目前较少研究地方债务中的银行贷款,而地方融资平台的土地抵押贷款是其中重要的融资来源。本文首次利用爬虫工具获取了中国土地市场网上的土地抵押数据,并且搜集了地方融资平台名单,通过对比融资平台和非平台公司的土地抵押信息,发现地方融资平台在抵押金额和抵押率上,都显著高于非融资平台的土地抵押。我们进行了各种稳健性检验,通过采用PSM方法,降低样本选择偏误,发现结果是稳健的。此外,本文还探究了背后的政治经济学因素,发现中西部的抵押金额和抵押率显著高于东部;未到期的城投债存量越大,土地抵押越大;地方政府的经济增长压力越大,土地抵押也越大。这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融资平台获得的土地抵押较高,是出于地方政府强烈的举债动机和对信贷市场的干预,导致信贷资源的无效率配置。即使是土地抵押这种相对来说风险较小的融资渠道,依然可能蕴含着地方债务风险,这也为地方债务融资的抵押率高提供了证据。     

证券交易所一线监管与公司债务融资——基于财务报告问询函的证据

本文从债权人保护视角检验证券交易所一线监管对公司债务融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上市公司收到财务报告问询函后新增银行借款和商业信用均减少,并且问询函所暴露出的问题越严重、公司信息环境或会计信息质量越差,新增银行借款和商业信用减少的幅度就越大.进一步研究发现,不同特征的财务报告问询函对债务融资的影响不同;财务报告问询函对公司债务融资的影响在民营企业和货币政策宽松的年度更明显.研究说明,证券交易所一线监管能够有效保护债权人的利益,维护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     

地区竞争、支出责任下移与地方政府债务扩张

地方政府债务过度扩张容易引发系统性经济风险。本文通过一个地方政府举债行为理论模型,分析了政府间共同事权的支出责任下移、竞争性地区的举债行为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构建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利用279个地级市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债务扩张是支出责任下移与标尺竞争机制共同驱动的结果;政府间支出责任下移造成的财政压力是地方政府被动负债的重要原因;地方政府间的标尺竞争使其在举债融资行为上表现为明显的策略模仿;各地区在债务扩张的主因上存在异质性,东部地区政府债务的增加主要是地区间竞争的结果。这意味着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不仅应规范政府间财政支出责任划分,更重要的是完善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体系和违规举债的问责机制。     

地方政府债务、金融营商环境与实体企业融资约束

文章基于"财政金融关联"视角,利用2015至2020年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债务、金融营商环境与实体企业融资约束三者间的作用效果.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债务与企业融资约束存在正向推高关系,而良好的金融营商环境对实体企业融资约束存在负向抑制关系;异质性检验显示,地方政府债务对民营实体企业、中西部实体企业融资约束的推高作用更强;交互效应结果显示,金融营商环境的优化能有效缓解地方政府债务对实体企业融资约束的推高作用.因此,提出改善地区金融营商环境、对差异化企业性质实施优惠帮扶政策以及严控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增量是缓解实体企业融资困境,促进地区经济平稳发展的重要措施.     

担保物权制度改革降低了企业债务融资成本吗?——来自中国《物权法》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

本文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以《物权法》出台为标志的担保物权制度改革是否降低了企业的债务成本。实证结果显示,《物权法》出台后,与固定资产占比较高的企业相比,固定资产占比较低企业的债务成本显著降低。进一步,与《物权法》出台通过扩大可抵押资产范围、加强债权人保护等渠道降低企业债务成本的经济直觉一致,三重差分检验结果表明,担保物权制度改革对企业债务成本的降低作用表现出丰富差异性:其一,与法律制度环境较好地区相比,《物权法》对企业债务成本的降低作用在法律制度环境较差地区相对更大;其二,与金融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相比,《物权法》对企业债务成本的降低作用在金融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相对更大;其三,与融资约束较弱企业相比,对于融资约束较强的企业而言,《物权法》对债务成本的降低作用相对更强。这些基于中国经济实践的经验证据识别并揭示出了担保物权制度改革促使企业债务成本下降的作用机理,从而对有效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具有借鉴意义。     

房贷政策、融资结构与财务绩效--基于129家房地产上市公司的证据

目前我国房地产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的均值介于[64%~67%]之间,如此高的资产负债率对公司财务绩效有很大的影响。从债务融资结构角度出发,结合当前我国房地产上市公司的实际,实证分析的结果为：我国房地产上市公司最优的短期借款率介于[17.8%~24.9%]之间,长期借款率与财务绩效并不存在显著的线性、二次、三次方关系,最优的房屋预售款率应介于[30.7%~41.9%]之间,商业信用率应控制在[0~42.8%]之间,同时,财务绩效与企业债券率呈正相关。因此,优化房地产上市公司债务融资结构应该合理协调债务融资结构中各个指标的比率,充分利用房贷政策及时调整融资手段、积极发行中期票据,适当运用税务筹划手段,建立适应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变化的内部融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