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政策、信贷配置与企业商业信用供给

本文以我国“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为背景,基于2006—2015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了产业政策对企业商业信用供给的影响,探究了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处于产业政策鼓励行业的企业,其商业信用供给水平更高,且产业政策对企业商业信用供给的正向作用在具有禀赋优势的大型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产业政策通过增强受扶持企业短期债务融资能力提高企业商业信用供给,且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越低,产业政策下企业商业信用供给行为越明显。本文在丰富企业商业信用供给影响因素研究的同时,也丰富了宏观经济政策影响微观企业行为的研究框架,为我国产业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可能的经验证据。     

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与公司债券信用利差——基于A股上市公司2010-2020年债券数据的经验证据

非高管员工是企业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非高管员工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可以影响公司的经营业绩,进而影响公司债券的信用利差。本文检验了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的实施与公司债券信用利差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的实施可以有效降低公司债券信用利差。在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中,限制性股票和股票期权两种股权激励形式对公司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性,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更能有效地降低公司债券信用利差,而股票期权股权激励对公司债券信用利差没有显著影响。同时,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对公司债券信用利差的负向作用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并且实行多次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更能有效地降低公司债券信用利差。进一步分析表明,较高的融资约束程度、较强的管理层权力和较高的产品市场竞争水平更有助于发挥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尤其是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降低公司债券信用利差的作用。最后,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了建立并完善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及其相关配套制度的政策建议。     

商业信用环境、金融信贷与区域创新产出

基于2012-2018年284个地级市与92家城市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分别检验商业信用环境对数字普惠金融信贷、传统金融信贷规模和区域创新产出的影响.研究表明:商业信用环境的优化能够有效增加地区城商行的信贷规模,也会对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产生正向影响;商业信用环境改善不仅直接影响区域创新产出,还会通过影响金融信贷规模增加区域创新产出;传统金融信贷促进区域创新产出的效果会因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而减弱.     

股权激励与知识型员工创造力的相关性研究

知识型员工在企业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如何充分激发知识型员工的创造力是企业亟待解决的问题。股权激励是调动员工积极性和提升企业绩效的重要手段。从股权激励角度出发,以美的集团为案例研究对象,分别从人员流动率和企业研发创新能力两个方面探究股权激励与知识型员工创造力之间的相关性。研究发现,股权激励政策的推行与美的集团核心技术人员流动率降低和创新研发能力提升具有相关性。因此,提出了提升知识型员工创造力的相关建议。     

数字金融与中小企业创新投入——基于融资结构的调节效应分析

本文利用2011-2021年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企业数据,发现数字金融促进中小企业创新投入。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及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仍然显著。中介效应表明,数字金融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中小企业创新投入增加。基于融资结构的调节效应表明,内源融资和股权融资在数字金融促进中小企业创新投入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而银行贷款和商业信用则发挥负向调节作用。本文从融资结构角度为数字金融促进中小企业创新投入提供了微观经验支撑。     

核心员工股权激励与企业创新

本文选取2009-2017年我国沪深A股1305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核心员工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的影响,突破了激励对象仅为公司高管的局限,并根据企业的产权特性进行异质化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实施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与高管激励相比,核心员工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发展的推动作用更明显,且核心员工对企业创新产出的贡献更大;另外,非国有企业采取核心员工股权激励措施比国有企业更有效.因此,企业应充分重视核心员工这一激励对象,加强股权激励的力度,并对高管和核心员工设置差异性的激励方式,促使不同岗位的员工各司其职,提高企业创新能力.     

非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创新:公平理论视角

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允许上市公司通过股权激励计划对部分非高管员工进行股权激励,但设定激励对象等方面的有关规定对企业的影响却鲜有研究关注。本文从公平理论视角分析我国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对上市公司创新的影响,并依据中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与专利数据实证检验了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有效性假说与不公平假说。研究发现,总体上我国股权激励计划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创新,但非激励员工因薪酬不公平而产生的消极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效果。具体而言,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以及激励与非激励员工收入差距小的上市公司中,非高管股权激励弱化企业创新的影响明显小于其他公司;而在非高管员工覆盖比例较高的公司中,非高管股权激励计划弱化企业创新的影响不存在。因此适当提高员工股权激励覆盖的范围可以减少激励员工与非激励员工之间因激励错配导致的薪酬不公平问题,有助于提升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创新激励效果。     

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股权激励视角的重新审视

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实体企业开展金融活动,其经济后果广受关注。基于2009—2020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股权激励对企业金融化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调节效应得到以下结论。（1）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抑制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企业持有短期金融资产正向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企业持有长期金融资产对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负向影响。（2）影响机制检验显示,股权激励会显著弱化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效应。（3）异质性分析表明,在民营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股权激励对企业金融化的经济效果抑制效应更加显著。研究成果对提升企业投资效率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公司商业信用供给

基于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本文使用2003–2015年上市公司季度数据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公司商业信用供给决策。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会显著减少公司提供的商业信用,外部融资环境和内部经营不确定性是这一影响的重要渠道。进一步分析发现,社会信任水平、地区金融发展程度和公司市场地位可以有效缓解二者之间的负向关系。而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还会导致公司缩短商业信用的供给期限。本文研究结果为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条件下公司商业信用供给决策中成本和收益的权衡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有助于政策制定者理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微观经济实体的财务决策。     

金融科技赋能究竟如何影响银行小微企业信贷 ——基于调研数据的实证检验

小微企业信贷是金融科技赋能商业银行的一个重要落脚点,但现有研究对金融科技促进小微企业信贷供给的实现过程缺乏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本文构建了"金融科技赋能-软信息约束-抵押要求-小微企业信贷"链式中介模型,并采用问卷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探讨信用环境对该模型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金融科技赋能对小微企业信贷存在正向影响.(2)软信息约束与抵押要求均在金融科技赋能与小微企业信贷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软信息约束与抵押要求在金融科技赋能对小微企业信贷的正向影响中起链式中介作用.(4)信用环境通过弱化金融科技赋能对软信息约束的影响进而对链式中介作用起调节作用.本文结论为金融科技优化信贷资金配置提供了银行视角的理论解释,也为商业银行开展金融科技实践提供了管理启示.     

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与创新产出——基于中国上市高科技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9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实施包括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的上市高科技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了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与创新产出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能够促进创新产出,且创新产出与激励比例显著正相关。经区分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模式的要素研究发现:激励差距与模式无关,差距越大越能促进创新产出;授予范围在两种模式下作用相反,范围较大(较小)的股票期权(限制性股票)更能促进创新产出;以及只在股票期权模式下得到,有效期较长更能促进创新产出,特别是发明专利;业绩考核较为严格更能促进创新产出,但过于严格会抑制创新。本文结论为上市高科技公司实施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及要素设计提供了理论依据。     

金融科技对银行小微企业信贷供给绩效的驱动机制——基于银行和企业的微观调研数据

提高银行信贷服务绩效是破解小微企业融资困境的重要环节，金融科技的发展则为银行小微企业信贷创新提供了现实基础。本文基于动态能力和信用资本视角构建金融科技影响银行小微企业信贷供给绩效的多路径模型，并借助22个省份（自治区）561份问卷调查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开展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金融科技对银行小微企业信贷供给绩效具有显著积极作用；动态能力和信用资本分别在金融科技与供给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及链式中介作用；银行信任通过强化信用资本对供给绩效的影响，调节金融科技与信贷供给绩效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本文研究结论进一步拓展了金融科技对银行小微企业信贷供给绩效的作用路径，为银行深化金融科技应用、提高信贷服务质效提供了新视角和新依据。     

中期借贷便利与商业信用资金再分配效应

本文利用2014年中期借贷便利的创设作为准自然实验，发现拥有合格担保品债券的公司商业信用供给显著增加，其中的作用机制在于中期借贷便利提高公司的信贷可获得性。进一步研究发现，当公司位于金融发展程度较低、社会信任水平较高和法律环境较好的地区，以及公司事前议价能力较弱时，中期借贷便利对商业信用供给的影响更加明显。此外，本文发现公司通过提供商业信用维持供应链关系，提升业绩表现。本文的研究结果有助于更加全面地了解结构性货币政策调节经济结构的传导机制，对于从商业信用的资金再分配视角理解结构性货币政策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企业金融化损害商业信用了吗?——来自中国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北大核心

本文以2007—2019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供应商视角研究了企业金融化对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金融化程度越高,从供应商处获取的商业信用越少,且相比于短期金融资产,企业配置长期金融资产对商业信用融资的负向影响更显著。机制检验表明:企业金融化会通过“财务风险机制”和“资源挤占机制”影响商业信用融资。进一步研究发现:在规模较大和市场地位较高的企业中,企业金融化对商业信用融资的负向影响得到缓解。本文为全面评价中国企业金融化的经济后果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并从企业投资行为角度,为商业信用变化的影响因素及其内在逻辑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影响研究——基于融资约束和风险承担中介效应分析

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迫切需要。股权激励作为企业激励核心员工的长期性制度安排,能否促进企业创新及影响机制一直是研究的焦点。通过对2006—2022年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融资约束、风险承担作为中介变量考察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采用面板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以下研究结论：与没有实施股权激励的企业相比,实施股权激励有利于推动企业创新,经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相比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实施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更为显著;融资约束和风险承担在股权激励促进企业创新中起遮掩作用,阻碍了企业创新。以上研究结论对企业用好股权激励工具、拓宽融资渠道和选择创新路径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金融科技影响企业创新投资的效应与机制研究

基于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究金融科技发展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发展有助于提高企业创新投资水平,能够通过促进企业短期金融资产配置行为、抑制企业长期金融资产配置行为提高企业创新投资水平;高管股权激励和政府补助均对金融科技的创新投资驱动效应有显著的强化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金融科技对于创新投资的驱动效应更显著。     

社会信用如何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在数字普惠金融蓬勃发展的过程中，考察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因素极具重要性。社会信用是否会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本文利用2011—2019年中国280个城市的样本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第一，社会信用可以显著促进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尤其促进地区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的增长，在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和工具变量方法处理内生性问题并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结论保持不变。第二，社会信用通过促进金融科技创新和提升地区创业水平来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第三，社会信用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集中在中西部地区和四线及以下城市，法制环境发挥着正向的调节作用，政府的支持也有助于强化社会信用的正向影响。第四，社会信用的空间溢出效应在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过程中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的研究为以建设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     

员工股权激励对企业经营业绩会产生补充的提升效应吗?

自2014年《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出台之后,员工股权激励的治理效应备受关注,其与高管股权激励的互动效应则一直是有待突破的迷雾。本文以2006-2017年我国实施股权激励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不同类型的股权激励强度对公司业绩的影响。研究发现,当前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股权激励的预期作用并不确定,不过员工股权激励充当了有效的补救角色,有助于公司业绩的提升。进一步研究发现,上述关系在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模式、股权激励有效期较长、员工搭便车程度较低、激励员工人数较多以及企业性质为非国有企业的条件下更显著。本文研究结论对于企业完善股权激励制度并充分发挥员工股权激励的价值效应提供了明确的经验证据。     

股权激励对谁的激励更有效?——高管、核心员工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股权激励契约是弥合代理冲突的工具,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会产生直接影响,但鲜有文献将高管与核心员工纳入统一框架进行研究。本文基于2010-2020年A股非国有上市公司,研究发现对核心员工实施股权激励有利于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在此基础上的研究结果表明：(1)相比于高管股权激励,对核心员工实施股权激励更有利于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2)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提高企业创新、抑制高管代理问题是核心员工股权激励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机制;(3)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当内部控制较好、股权激励深度较高、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较高时激励作用更加显著。本文的研究不仅有利于识别企业股权激励的主要作用对象,而且可以为企业设计更具针对性的股权激励方案提供参考。     

上市公司ESG表现如何影响商业信用？

本文以2010-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企业ESG表现对商业信用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ESG表现与商业信用显著负相关；企业良好的ESG表现会因开展ESG实践产生的代理问题而降低供应商及客户的商业信用供给意愿，进而减少企业获取的商业信用；外部监督在企业ESG表现与商业信用的关系中起到了负向的调节作用；国有企业和高污染企业获取的商业信用受企业ESG表现的负向影响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