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不平等对浙江农户家庭消费的影响

收入不平等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源于家庭对社会地位的追求。文章利用2008～2016年浙江省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实证研究了收入不平等对农户家庭消费的影响。在控制农户家庭纯收入等因素后,收入不平等与农户家庭消费呈显著负相关。在此期间,浙江农户家庭基尼系数平均下降了0.071个点,农户家庭消费上升约4.5%。另外,收入不平等对中低收入农户家庭消费的影响明显强于高收入家庭,对不同年龄农户家庭消费的影响并无显著差异。稳健性检验的结果表明以上结论是可靠的。     

中国家庭消费:抑制根源与刺激政策选择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消费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而最近新冠疫情的爆发,使得许多家庭流动性迅速枯竭,导致消费数据断崖式下滑。在此背景下,研究流动性约束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借助微观家庭调查数据,从流动性约束的视角研究了中国家庭消费问题。具体而言,本文构建了不同的家庭流动性指标,研究了流动性约束对消费的影响,发现无论采用何种衡量指标,流动性约束均显著抑制了家庭消费。进一步地,本文从消费异质性的视角,研究了流动性约束对消费结构、异质性消费者的影响,结果表明,流动性约束对发展型消费的影响大于生存型和享受型消费,富裕型HtM(Hand-to-Mouth,流动性资产不足)家庭的消费受到流动性约束的抑制作用低于贫穷型HtM家庭。本文的分析为中国家庭消费不足提供了新的解释,同时也为政府实施消费刺激政策提供了新的思路。     

社会资本、农地流转与农户消费扩张

中国农户消费转型升级引发各方关注,但鲜有从社会资本的视角探讨农地流转对农户消费的影响及其微观作用机理。文章在理论层面分析了农地流转通过影响农户生计资本变动和生计策略调整对农户消费的传导机制,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三期面板数据,定量评估了农地流转对农户消费影响的社会资本效应。结果表明：（1）我国农户消费基尼系数总体呈缩窄趋势,但农地转出农户相比农地转入农户具有更高的人均消费支出及消费不均等程度;（2）农地流转能够影响农户关键自然资本改变和生计策略调整,从而显著提高农户消费水平,且参与农地流转农户相比未参与农地流转农户具有更高的消费动机;（3）社会资本在农户农地转入和转出过程中对农户消费存在微观中介效应,即社会资本越高的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概率越大,且能够通过提高农地转出户非农就业机会和扩大其多元化收入来源,间接提升农户消费水平。在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协同背景下,应积极有序推进农地适度规模经营,促进农地转出户非农就业,并强化农户社会资本建设,提高农户多元化收入,从而全面助推农村消费转型升级。     

返乡创业能促进农村家庭消费增长吗？

在着力改善双向循环经济结构和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背景下，大规模的返乡创业潮为深挖农村消费大市场和激活农村居民消费潜力提供了广阔空间。文章借助返乡创业试点政策这一准自然实验，利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探究了劳动力返乡创业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与机制。研究表明：返乡创业试点政策能够显著提升农村家庭的消费水平，在利用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PSM-DID等多种方法检验后，研究结论保持一致。在作用路径上，返乡创业不仅能促进农民收入增加，改善农村内部收入差距，还能增加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优化农村消费环境，进而提升农村家庭消费水平，促进农村消费内需动力进一步释放。异质性分析表明：返乡创业活动对中西部以及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家庭消费的提升作用更明显。同时，返乡创业不仅能增加家庭消费多样性，促使农村家庭消费由生存型和发展型消费向享受型消费倾斜，还可以改善当地农村家庭消费不平等的状况，使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由此，在有序扩大返乡创业试点实施范围的同时，也应更加注重提升劳动力创业能力和优化农村创业环境，为促进农村消费增长和改善农村居民福利提供有利条件。     

异质性消费者、住房资产与城镇家庭消费支出

本文根据家庭流动性资产配置行为将异质性消费者识别为受流动性约束(hand-to-mouth)家庭与不受流动性约束(non-hand-to-mouth)家庭，探讨了住房资产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是否在这两类家庭中存在显著差异，以及产生差异的原因，并进一步讨论了住房资产如何影响这两类家庭之间的转换。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5—2019年三轮追踪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样本期内总体上住房资产对城镇家庭消费的影响显著为正，但不受流动性约束家庭显著高于受流动性约束家庭，说明持有较多流动性资产家庭的住房资产对消费的正向影响更大。从机制上分析，相较于受流动性约束家庭，不受流动性约束家庭住房资产提升信贷可得性的效应更大，并且更能通过财产性收入的获取来促进家庭消费。异质性家庭动态转换的分析印证了住房资产的增长有助于受流动性约束家庭转换为不受流动性约束家庭，并通过这种转换进一步促进家庭消费能力增长，而住房债务负担则需保持在一定限度内，才能发挥促进消费的作用。     

收入不平等、非正规金融与农户多维贫困

本研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构建农户多维贫困的指标,实证分析了收入不平等 与非正规金融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收入不平等的扩大显著加重了农户多维 贫困状况,采用三阶段联立方程处理内生性后,收入不平等对农户多维贫困的不利影响依然稳健。 第二,非正规金融对农户多维贫困具有显著的缓冲作用,且该效用在降低中等层次的多维贫困更 为显著。第三,非正规金融在收入不平等与农户多维贫困的关系中存在调节效应与中介效应;调 节效应表明,农户非正规金融越多,收入不平等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越小;中介效应表明,非 正规金融能够弱化收入不平等对农户多维贫困的负向影响。因此,完善非正规金融市场的发展, 不仅缓解日益扩大的收入不平等,而且改善农户多维贫困状况。     

减税降费有助于缩小中国家庭经济不平等吗——来自2011年个税改革的证据

共同富裕要求我们从多维视角审视物质层面的不平等，在当前减税降费的大背景下，个人所得税是调控收入分配的关键手段。文章从收入、消费和财产所构成的多维经济不平等视角出发，对2011年个人所得税改革调节家庭经济不平等的效应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公平效应是显著的，使经济不平等程度下降了13.64%，其中对城市地区的调节效应更强，对低福利阶层和高福利阶层的影响相对显著。在作用机制方面，个人所得税改革主要影响收入不平等，并进一步作用于消费不平等和财产不平等，最终影响经济不平等。为充分发挥个人所得税的调节效应，应逐步提高个人所得税比重，补充和细化专项附加扣除项目与标准，逐步以家庭为基础征收个税。     

女性受教育水平对家庭消费升级的影响

基于2018年CFPS数据，利用最小二乘法和工具变量法研究女性受教育水平对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女性受教育水平能显著提升家庭消费总需求，且对发展型消费具有正向作用，但对生存型和享受型消费具有负向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随着女性年龄的增长，家庭对服务型消费需求增加；从城乡和地区角度分析，城市地区对服务型消费需求高于农村地区，中东部对服务型消费的需求高于西部地区。     

我国城镇居民跨期消费选择行为的实证分析

由于居民消费活动存在示范效应和收入效应,个体的跨期消费选择受到群体消费流动性的影响。为了在既定消费流动性的约束下讨论城镇家庭的跨期消费选择行为,本文首先结合中国家庭的消费特点改进了嵌套的跨期消费选择模型,分别讨论了暂时性收入冲击和持久性收入冲击对消费的拉动效果;其次,讨论了估计模型的模拟估计方法。最后,实证分析发现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流动性与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具有共变性、当期暂时性收入冲击拉动当期消费的效果明显大于前期该冲击的替代效应、以及持久性收入冲击拉动消费的效果低于暂时性收入冲击。     

机会不平等影响居民消费的机制与效应——基于CFPS数据的经验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8年5轮调查数据测度我国机会不平等程度,研究机会不平等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机会不平等程度的上升将显著抑制居民家庭消费支出;机制分析表明,机会不平等主要通过社会资本、流动性约束和经济地位渴求影响居民消费。扩展研究发现,机会不平等主要挤出了居民普通消费支出,且这一抑制作用对农村户籍、受教育程度低和体制外的家庭更强;而民生性财政支出和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消减机会不平等对居民家庭消费的抑制作用。本文研究结论从机会不平等视角为全面促进居民消费、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实现共同富裕与共享发展提供了理论和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发展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来自城市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将居民消费问题纳入数字经济的分析框架,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如何影响居民消费。理论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会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扩大流动性约束等手段影响居民消费。利用数字经济发展数据和手工查找的城乡居民消费数据,对2011—2019年我国26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居民消费带动效应进行检验。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将增加本地人均消费支出,且该结果具有稳健性;数字经济发展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在地理位置、城市规模、城市层级等层面存在显著的异质性;机制分析结果显示,支付便利性、流动性约束以及家庭不确定性是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居民消费的重要作用机制;基于城乡不平等视角的扩展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不仅能显著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而且有利于带动城乡居民消费升级。     

家庭收入流动性分解测度、税收负担及制度改革效应分析——基于家庭微观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收入流动性是动态反映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指标，主要被用来考察社会个体收入分布的机会均等程度及时间路径。本文探索税收对家庭收入流动性的作用机理和制度改革效应，从福利主义视角将总收入流动性分解为交换流动性和结构流动性两个指标，利用有限信息极大似然估计两阶段法，结合中国家庭微观追踪调查数据，检验了个税负担、税改带来的减税规模、地区和收入阶层差异对三类收入流动性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总流动性、交换流动性和结构流动性三者对家庭个税负担的反应程度依次降低；个税制度改革前后的减税规模对交换流动性的影响大于结构流动性，并且呈现出显著的地区和收入阶层之间的异质性，即东部地区和高收入阶层的总收入流动性受到减税规模的正向冲击最大，而西部地区和低收入阶层的减税规模对总收入流动性的影响较小或者甚微。此外，个税免征额比重与高收入家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流动性之间存在着显著的非线性关系，工资额既定的前提下，提高免征额有利于增强高收入家庭的收入流动性，而低收入家庭却与之相反；每个家庭挣工资人数的差异也会导致个税负担对收入流动性产生截然不同的作用。有鉴于此，结合个体、家庭、地区和收入阶层的特征设置富有弹性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对...     

“新农合”与农民耐用品消费:消费层次和区域比较

基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数据,在考虑消费观念中介作用条件下,研究新农合对农民生存型、发展型、享受型耐用品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新农合对农民生存型、发展型耐用品消费影响显著,对享受型耐用品消费影响不显著。主要体现为即期消费观念对农民耐用品消费的影响比超前消费观念大,新农合在中部地区对农民耐用品消费的影响和全国基本一致,在东、西部地区的影响情况差异较大。应因地制宜发挥新农合对农民消费的促进作用,扩大农民耐用品消费。     

中国财政政策降低不平等的效应分析:嵌入失业风险的视角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包含个体失业风险的Hank模型来分析财政政策降低不平等的影响路径与政策效果。研究发现:(1)由于储蓄规则和流动性约束作用,不平等的加剧会增加总储蓄率,不利于向以消费为主的经济结构转型;(2)降低收入所得税对减轻不平等的效果取决于其累进程度,降低比例税可降低不平等,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对改善不平等效果不显著,但增加失业和贫困补贴可显著降低不平等,并提高具有高边际消费倾向的贫困家庭的消费,可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兼顾;(3)提高技能有助于抵御失业风险带来的低收入风险。本文模型不仅与已有实证结果拟合程度较好,同时也为新时代全面脱贫、降低不平等和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新思路。     

中国农村内部的收入流动性：位移效应和增长效应

本文基于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CHNS）的农户收入数据对中国农村家庭从1989年到2006年间的收入流动性进行了测算和分解。测算结果表明,收入流动对收入分配的短期不均等有缓解作用,但这种作用在短期中因流动性的下降而正在弱化。分解结果则说明,相对收入位序的改变虽然仍是农村内部收入流动的主导因素,但收入增长的作用正在增加。这是因为农村内部的收入分层化现象的长期化趋势正导致位移效应的作用下降,且在低收入家庭中已开始出现“阶层锁定”现象。     

出口补贴的有效性分析

文章建立一般均衡两国模型分析出口补贴的有效性并表明:在完全竞争条件下,本国的出口补贴会提高被补贴部门在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并在不影响进口额的条件下增加出口额,但对本国和外国的实际工资收入、消费和福利水平均没有影响。如果本国出口补贴遭遇反补贴措施,其短期效应会降低本国和外国的实际工资收入和消费水平,并使本国的福利水平下降;而长期效应则会同时提高本国和外国的实际工资收入和消费水平,并使本国的福利水平得到提高。但不管是短期效应还是长期效应,均会使本国和外国之间实际工资收入和消费的差距进一步扩大。     

教育、金融市场和中国居民的收入不平等

通过二元经济的世代交叠模型,本文考察了人力资本回报逐步超过实物资本回报的长期动态演化过程,研究了提高城乡基础教育水平(教育均等化)和放松借贷约束对降低收入基尼系数、改善居民收入不平等状况的动态机制。研究表明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的不同积累方式使得城市、农村和全国居民的收入基尼系数呈现时间序列上的倒U型;相对于城市而言,提高农村居民的基础教育水平、改善农村的金融约束将会更加有效降低全国的收入基尼系数、加快库兹涅茨转折点的来临,并且在人力资本回报较高的经济发展阶段实施这两项政策效果会更显现。研究还表明边际教育回报的增加会提高全国收入的基尼系数。     

互联网消费金融对城镇居民消费需求的作用效果研究——基于流动性约束视角的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和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改变了传统的消费信贷模式,形成了互联网消费金融这一新的业态。它通过创造新兴的消费金融产品来催生居民消费需求,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再以新需求带动新增长,充分发挥消费对经济的基础性作用,从而助力供给侧改革。以流动性约束作为切入点,先系统分析了互联网消费金融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机制,再基于2011-2018年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GMM模型,实证分析了互联网消费金融对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以及对不同收入群组的作用效果,结论表明：互联网消费金融缓解了流动性约束,促进了城镇居民各类消费支出增加,改善了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对居民生存型消费支出和发展享受型消费支出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特别是对流动性供给不足、服务缺失的低收入群体的作用更为显著。     

中国农村医疗消费行为变化及其政策含义

收入对医疗消费的直接效应表现为医疗消费随收入水平提高而增加;收入的间接效应是指收入下降导致了健康水平下降,从而医疗支出增加。本文采用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CHNS)数据,用一个医疗决策模型和医疗支出模型估计了中国农村医疗支出和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在1989年,收入的间接效应大于直接效应。到1997年,收入水平对医疗支出的影响变得不显著。究其原因,这一时期的收入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发生作用且作用相当,由此可见低收入农民面临收入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的双重影响,其结果可能是低收入的农民贫困程度进一步加深和健康水平进一步下降。因此,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增加对低收入农民的转移支付,建立医疗保障制度的必要性更加突出。     

拓宽需求下乡之路

我国农村消费总体上处于从第一次升级向第二次升级跨越阶段。第一次升级是指由贫困型向温饱型转变的过程，我国大部分农村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已完成，第二次升级是指从温饱向小康过渡的过程。国家统计局的分析表明，目前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消费水平、消费结构、耐用消费品拥有情况均落后城市10年以上。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由量的需求向质的需求过渡，呈现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的阶段性特征。农民消费满足率低，潜力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