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

产业结构优化是指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推动产业内部构成及产业之间比例关系演进、结构日趋合理和现代化的过程。产业结构优化是一个相对的动态过程,主要包括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两方面的内容,二者互为条件和目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是指在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根据消费需求结构变动和资源条件约束,理顺产业关系,使资源在产业间的配制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产业结构高度化主要表现为产业结构转换与升级的演进过程,供给和需求是影响产业结构转换与升级的两个主要经济因素,但经济全球化又广泛地影响一国或地区的供给与需求,因此产业结构优化…     

资源型城市经济结构转型的战略思考

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历史机遇:国际新一轮结构转移;东北亚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我国正处于重工业加速发展时期。面临的挑战:产业结构单一,传统产业明显偏高;产业层次低,整体效益不高;产业技术结构水平不高;产品结构不合理,难以适应市场需求;所有制结构单一,市场经济体制转换慢;社会和人文资源缺乏的制约与限制,使得这些地区的高新技术产业举步维艰。应采取的对策:以市场为导向,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和升级;要重新认识本地资源,树立大资源的新观念;经济结构转型,必须走循环经济之路。     

低人力资本回报能否驱动产业结构演化升级——兼论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制造业自主创新的影响

国际金融危机对发展中转型国家的产业影响主要表现在传统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面临新的生存危机.这一方面是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导致外贸出口额大幅缩减,但更为主要的是发展中转型国家传统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自身所处的国际低端产业价值链所致.实现制造业产业结构演化升级必须依赖自主创新.本文通过实证检验发现人力资本回报过低是目前制约处于转型期的中国产业结构演化升级的主要瓶颈.为此,必须利用国际金融危机淘汰竞争时手的效应,尽快提高国民的人力资本报酬,实现自主创新,推动产业结构演化升级,增强国家先进制造业的产业竞争力.     

县域产业结构升级与空间重构——以江苏启东市为例

江苏启东作为中国沿江沿海交汇带的县级城市,其产业正处于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战略和江苏沿海开发国家发展战略双重影响,面临结构升级和空间重构的压力及机遇.利用因子分析法和GIS空间分析功能研究启东29个行业和12个乡镇的优劣势,确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结构升级方向发展,找出适宜启东发展的4种产业——设备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提出适应产业结构升级的以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体系为主的“两核”、“两带”、“一网”产业空间布局框架.     

我国产业结构变动的新趋势和新特点

正产业是利用要素组织生产以满足需求的载体,由于要素比较优势变化和需求升级,需要产业结构做出相应的调整。构筑新的中速增长平台需要培育新的产业集群和企业盈利模式,即需要实现主导产业集群的升级、传统产业组织结构的优化、产业区域布局的调整和产业技术的创新。当前我国正处于增长阶段转换的关键期,产业结构内部发生了哪些具有长期趋势性的迹象和苗头?     

试论我国产业结构的转换和升级

一国产业结构是否合理 ,是否具有转型和升级能力是衡量一国经济综合实力的主要标志 ,因为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结构转换 ,而且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 ,产业结构的转换能否明显加快 ,将成为影响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从当前来看 ,产业结构的转换已向产业高度化趋势演变 ,即产业结构由传统的仅仅追求产业部门比例关系的协调转向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和结构的优化 ,从而带动产业结构升级。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高速增长 ,成为世界瞩目的地区。但是从“软着陆”以来经济增长速度开始趋缓 ,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 ,具体表现为 :一方面 ,我国某些…     

“九五”及到2010年山西资金需求分析与预测

一、“九五”及到２０１０年山西资金需求的影响因素分析１、经济结构和消费结构的升级客观上要求加大投资力度。进入９０年代，构成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环境和基本动因都有重大变化，我国经济发展已步人结构升级、阶段转化时期，从经济增长格局看，以重型工业为主的产业将突出发展、它将成为此段时期拉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带头产业，这是经济增长过程中需求因素变化拉动产业结构转换的必然趋向。同时近年来居民消费中的恩格尔系数出现明显下降，居民消费需求结构发生变化，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将进入到以住宅和汽车等为代表的消费品阶段，农村居民…     

资源型产业升级的创新驱动研究--以中西部地区为例

新的结构发展期,加快资源型产业升级对经济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将可耗竭资源因素引入有关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的理论模型中,分析技术创新对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的作用机理。将地区产业划分为资源型产业和创新型产业,借助夹角余弦的思想构建资源型产业升级的动态指标,利用2005-2016年间中西部地区17个省、市、自治区(西藏除外)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结果显示:技术创新是资源型产业升级的内生驱动力,而政府的调节效应却因资源型产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不同。为此,需根据资源型产业的发展阶段,制定适宜的转型升级策略。对处于成熟期的资源型产业,宜借助政府的政策引导和调节作用,激励企业向非资源型产业发展。对处于衰竭期的资源型产业,则要更加注重创新技术的培育和应用转化。     

产业智能化能否破除“资源诅咒”——基于中国资源型城市的实证分析

“资源诅咒”是中国资源型地区绿色经济转型面临的主要困境之一。作为新一轮技术进步的核心力量，产业智能化为破除“资源诅咒”提供了新的路径。本文运用2012—2021年104个资源型城市和171个非资源型城市的面板数据，检验产业智能化对“资源诅咒”的影响及其机制，得出以下结论：资源型城市产业智能化能够破除“资源诅咒”,而非资源型城市产业智能化对“资源诅咒”的影响并不显著。机制研究表明，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是资源型城市产业智能化破除“资源诅咒”的主要机制。非资源型城市产业智能化未能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因此未对“资源诅咒”产生降低作用。异质性检验表明，产业智能化对衰退型资源城市“资源诅咒”影响较大。研究结果为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提供了中国证据。     

人力资本回报与产业升级——“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思考

通过数理模型和实证研究发现，实现产业结构高端化必须提高人力资本的报酬，而人力资本报酬受教育培训水平、经济增长率、名义利率和通货膨胀率等因素的影响。金融危机对这些因素的当期和滞后影响会降低人力资本报酬，进而影响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因此，“后危机时代”实现产业升级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两难”主要体现在如何确定合理的入力资本回报机制。     

去工业化及其在中国的适应性研究——基于结构失衡视角

去工业化是工业化进程中的一种经济结构失衡现象,体现在要素配置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经济结构、价值链结构等方面,这种失衡给国民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后果。产业结构理论、产业转移理论、结构主义发展理论、极化理论等是研究去工业化问题的重要理论来源。基于结构失衡视角,中国不仅存在某种形式的整体性去工业化,也存在明显的区域性去工业化。在当前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呼声日益高涨的国际背景下,对中国去工业化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无论是对防范未来的可能危机还是对优化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试析我国经济、社会、人的"发展瓶颈"问题

我国经济、社会和人的“发展瓶颈”,主要表现在贫富差距日渐拉大、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资源短缺日益加剧、人口压力日渐增大等方面。我们必须正视“发展瓶颈”问题,树立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在发展中绝不能超越弱势地区和弱势群体的承受力,不能超越环境和资源的承载力,也不能漠视人口总量巨大、人口结构失调、人口老龄化提前到来等突出问题。     

基于DPG模型的产业结构演变的因素分析 ——以新疆为例

本文通过构建新疆经济的DPG模型,对1997-2007年新疆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为新疆产业结构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并为对口援疆政策中主导扶持产业的选择给予理论指导。本文的研究结论是：（1）在第一时期（1997-2002年）,新疆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是食品加工和食品制造业与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但在第二时期（2002-2007年）,主导产业转变为日用化学产品制造业和铁合金冶炼业;（2）新疆发展模式由第一时期的技术进步及内需拉动主导型发展模式转变为第二时期的出口主导型发展模式;（3）未来技术进步是制约新疆发挥优势特色产业和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瓶颈,“对口援疆”需要形成系统性的人才和技术引进政策。     

The industrial life cycle of wind energy electrical power generation: ARI methodology modeling of life cycle dynamics

This innovation assessment addresses the factors that have influenced the exceptionally lengthy industrial technology life cycle of wind electrical power generation since its inception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It then applies the recently developed Accelerated Radical Innovation (ARI) Model to understand the dynamics of this innovation compared to those of other major 18th-20th Century innovations.Despite market pull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to link small DC electrical generators with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existing wind mills used for mechanical water pumping, several factors prevented this from happening. These include the intermittent nature of wind electrical generation requiring low cost battery storage and DC-AC conversion, and the shift in the 1890s from DC to superior AC electrical generation making possible economies of scale for delivering AC electricity long distances over the grid from large hydroelectric and coal fired plants. As a consequence, wind generated electricity remained primarily a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until the first energy crisis in the 1970s.Development of an extensiv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ase for wind turbine dynamics, and deployment since 2000 of commercial scale wind turbines (> 1MW) have elevated wind electrical power generation to commercial practicality, as described in two earlier papers by the authors applying technical cost modeling and experience curve projections of cost of energy (COE) to explore the economic viability of large scale wind electricity generation.. Strongly promoted by wind energy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in Europe, North America and Asia, normative COE projections suggest that by 2020 wind electrical power will be cost competitive, without tax incentives, with electricity from conventional fossil and nuclear fuel sources.Overcoming technological, business, market, societal, networking and political hurdles to date has required 120years of development to establish wind electricity generation as a breakthrough innovation with the capability to capture 20% of the world electricity market by the mid-to-late 21st Century. Further growth and maturation is expected to continue to 2100, corresponding to a projected ≅ 210year overall industry life cycle at market saturation. This finding has profound implications for innov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since the length of this life cycle exceeds by a factor of ≅ 4 the average life cycle diagnosed for five industrial revolutions and four key 20th Century innovations. The new ARI model provides a holistic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the dynamics of the industrial technology life cycle for a wide variety of radical innovations as well as wind electrical power.     

后金融危机时期的产业升级与就业规模

金融危机期间,中国经济增长减缓和失业剧增的根本性原因在于产业结构的不合理,产业结构的状况决定了中国经济受外国经济体影响的程度。本文通过计量分析对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政府的产业振兴政策提出了有力的理论依据,并通过脉冲效应分析得出,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三次产业升级对劳动规模的短期和长期影响的差异;最后提出了后金融危机时期实现我国就业规模扩大和产业升级统一的新思路。     

实现技术进步型经济增长的条件、路径和策略研究——基于人力资本投资的视角

提高创新效率和人力资本投资效率,采取渐进式技术进步以及经济危机的爆发和环保要求的提高等等,都可以激励企业家创新和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投资,使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这决定了技术进步型经济增长的实现。随着创新和人力资本投资的不断进行,生产模式将不断更新,那么前后相继新旧生产模式的生产曲线的包络线就构成了经济增长的路径。发展中国家依靠技术模仿,可以发挥"后发优势"而实现短期高速增长,但是这种增长模式很难持续。采用技术模仿与技术创新相结合的技术进步方式,才是发展中国家实现长期增长和经济赶超的最佳策略。     

生育率下降背景下高等教育扩张与大学生就业困难——从“98亚洲金融危机”到2008“次贷金融危机”

运用人口社会学视角对两次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大学生就业问题进行探讨,尝试从宏观就业市场的人口队列效应、教育规模的"非常规"扩张到后危机时代的产业结构调整维度论证金融危机本身这一"突发性"的外部因素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程度。只有深化改革、完善市场调节机制,大学生就业难的深层次矛盾才可能因为这次金融危机获得纾解的时间与机会。教育及其他一系列公共事业投入与发展规划需将宏观人口发展战略纳入其中。     

“德隆系”失败原因研究综述

在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许多企业在成长的过程中,由于宏观层面上受到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或者由于微观层面上自身不能适应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要求,或者由于违规经营等原因而出现了财务危机,德隆系是其中最典型的案例。德隆系的成功曾经是学界津津乐道的奇迹,德隆系后来的失败又激起了学者的许多反思,许多学者对德隆系的成败进行了剖析。本文对德隆系成功与失败的原因研究进行了综述,并指出这些研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但忽视了德隆系成败理论框架建立的基础——中国经济转型。     

技术创新与网络互动下的产业集群升级研究

集群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是产业集群升级的微观基础和根本动力,但集群升级不仅是单个企业升级的问题,还表现为通过组织(网络)升级优化所带动的集群整体创新能力提升。研究集群升级过程中,企业技术创新行为与网络演化路径,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基于技术创新与网络互动的集群升级过程和机理。     

园区整合：产业空间重构的必然选择——资源条件紧约束下的深圳宝安工业布局

集中与扩散的对立统一是引导产业有机集聚的理论基础.合理的空间集聚有利于促进产业的集群化发展和土地的集约化利用.文章结合深圳宝安区在工业快速发展过程中面临着土地资源紧张、环境恶化、城市用地功能结构失衡等诸多问题,提出了基于工业园区整合的产业空间重构思路,构建了"三轴五片二十四园"的产业布局结构,阐述了空间整合中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并提出推动园区整合的若干实施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