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意识觉醒与高校学生管理改革

公民意识包含丰富的内容,一方面表现为公民对国家政治和法律的了解和参与意识,表现为对自己在法律的框架内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具有清楚的认识,并能积极参与权利和义务的分担.另一方面表现为公民对自己所属的国家、群体和社会的认同,表现为爱国主义情怀和价值追求.值得注意的是,公民意识属于现代社会意识,具有现代性,体现先进性.尤其是我国现代化社会的建设进程中,公民要求自由与平等、民主与法制、公平与机会、权利与竞争等多种需求日益增加,这些需求都体现了公民意识的觉醒.公民意识觉醒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基本趋势,这个趋势必然促进人的现代化.     

女性公民权利的缺失和出路

历来的政治科学领域中，讨论的都是以男性视角和身份下的公平、正义、民主和平等权利，在传统哲学为男性公民界定了正义的执行权之后，女性就成为了政治之外的边缘者，作为家庭劳动者的政治附属者而存在，而在社会政治、经济全面发展的时代下，女性作为公民的权利已经觉醒，女性开始争取自己应有的社会公民权利，在女性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公民身份之中，探索其丰富的女性社会、政治和文化涵义，通过对女性公民权利缺失的问题分析，寻找女性公民权利的出路。     

公民意识教育与民主政治建设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所有国家，政府不过是人民教养程度的另外一种表现而已。这揭示了公民意识教育和公民素质与政治建设的关系。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理念”。这表明在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史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提出把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深化民主政治理念作为执政党的重要任务，这是党对民主政治建设理论的重大贡献，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增强全社会每一个人的公民意识，当前已经成为进一步扩大人民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基础。     

图书馆制度与公民知识权利

图书馆是民主政府为了保障公民的知识权利而选择的一种制度安排。图书馆制度应对公民知识权利进行保护，包括对公民知识自由权利、平等权利、共享权利及休闲权利的保护。现今阶段的我国图书馆事业。图书馆服务还不能全方位满足公民的知识需求，因此，图书馆制度将成为图书馆学研究的重点。     

中国法治进程中公民文化缺失的深层原因及对策

一、西方公民文化的源头 “公民”一词的概念起源于古希腊发达活跃的公共政治生活，它在古希腊城邦政治中形成，其意为“属于城邦的人”。“城邦”就是一个由公民组成的公民社会团体，公民则是城邦的主人，享有参加公民大会、陪审法庭的权利，有担任官职等政治权利，这种直接民主制使公民很容易看到自己的利益与城邦利益的一致，所有公民在政治上是平等的，共同决策城邦的重大事务，公民都踊跃地投身于政治和社会生活，推动了城邦的繁荣与和谐。由此可见，古希腊城邦生活无疑是公民文化滋生的天然土壤。古希腊的公民文化可以总结为维护公共政治的精神、民主精神、自由平等精神、公民本位的自身价值精神。这些都为近代法治提供了历史资源，从而成为近代法治的重要源头。     

“儒家民主政治”如何可能?——从当代新儒家出发思考

本文探讨了儒家式民主政治之可欲性与可能性,认为徐复观构想中的儒家式民主政治,在理论上之困难在于过度注重“积极自由”而忽视“消极自由”,并且未赋予人民以平等的参政权,儒家以社群为中心的道德观忽视个人权利；而在实践上的困难则在于忽视自耕农阶级在现代商业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脆弱性.本文指出,儒家式民主政治的提法有其创见,但不免有“时代错误“之嫌.     

公民与民主:史天健对中国研究及政治学方面的贡献

史天健在他突然意外中断的学术生涯中,致力于探讨有关中国公民和中国政治发展的几个重要问题.第一,公民怎样来看待合理的政治格局以及制度的问题(合法性与政治信任)；第二,公民如何看待自己在政治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政治参与)；第三,公民如何界定政府与公民之间,以及在不同类型的公民之间的权力划分(民主观念).他发现中国和东亚社会的公民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与西方的公民是截然不同的.在公民与政府的关系上,中国(和东亚)公民大体上采纳一种垂直权力关系的政治价值.在个人利益单元的界定上,中国(和东亚)公民比西方公民更接受范围更大的利益单元.史天健反对盲目追捧西方政治理念和制度设计,而一直致力于从实证上理解中国政治文化的特质,作为建立中国民主政治的客观基础.     

泰勒的个人-社群关系观

社群主义者与新自由主义者分歧的焦点在对个人与社群关系的解释上.泰勒强调社群对于自我和个人的优先性,认为个人唯有积极参与到社会政治生活,以增进社群共同体的公共利益,个人权利才能得到最充分的实现.一个民主的国家应当鼓励公民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促进公民权利发展.     

培育公民意识的浅议

公民意识是民众在民主政治时代必须具备的一种社会意识。主要包括公民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三个层面。其作用在于指导和规范公民依法行使自身权利,维护个体利益,履行应尽的义务,积极地进行政治参与,主动监督国家立法、司法、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的情况。但由于历史的、现实的种种原因的影响,我国公民的公民意识水平仍然不高,这无疑制约了我国政治现代化的发展进程。毋庸置疑,公民意识的形成并非一日之功,培育公民意识更是一项复杂、系统的工程,需要在教育、经济、政治等诸多领域内开展富有成效的工作。     

论公民公共事务协商权的法律地位

公民的公共事务协商权,是被代议民主理论长期忽视而被协商民主理论发现的一项公民基本权利。在当代民主宪政条件下,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相互补充,共同构成宪政民主架构的主干部分,因此,公民的公共事务协商权应当成为各国公民的一项基本政治权利,并将其纳入宪法权利范畴,构建更加广阔的公民宪法权利体系。正视公民公共事务协商权的研究,对于补正代议制理论的缺憾,解决代议制民主形式不能满足人民主权同宪政目标的矛盾,拓宽广大公民民主参与的现实途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于我国公民迁徙自由的法律思考

迁徙自由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而且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生存权利，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可以说，迁徙自由在我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宪法实践的经历，例如新中国第一部宪法——1954年宪法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但在建国后不久，由于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的原因，在该项权利还未被真正实现时即     

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东亚儒家社会的公民价值观念的链接

西方政治学界对当代民主化的比较研究,多年来主要形成了两个研究路径:“转型学”与“结构主义”研究.政治文化的变迁或者公民价值观念在民主化和民主政治中的重要作用是结构主义研究的一个前沿.这一视角认为,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会促使一个国家或社会的公民形成一组亲民主的价值观念.经过长期的积累和增长,一国公民这种较强的要求民主政治和支持民主运作的价值观或政治文化会带来一国专制政体向民主政体的转型,或者提高一国民主制度和民主政治的质量.本文以这一理论框架为前提,探讨中国公民政治文化或价值观念中几个重要维度在本世纪初叶的变化情况以及其政治影响.我们将借助“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分析中国大陆的公民在文献中确定的“自我表达价值观”的各个维度上的变化情况及其政治意义,并和其他几个东亚社会加以比较.     

新生代农民工与公民权政治的兴起

本文通过在上海的实证研究,试图回答以下问题: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究竟有何不同?他们会对中国政治带来什么影响?要回答上述问题,不能仅仅着眼于生产关系和劳动过程,必须超越“生产政治”的视野,进一步关注农民工的日常生活.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更加注重私密空间与生活质量,居住空间从生产场所向社区转移;权利意识更加清晰,更接近公民人格;融入城市的愿望较为强烈,汇款占收入的比例大幅下降,就地消费比重提高,具有更强的移民倾向.新生代农民工面对的是身份与阶级的双重不平等,公民权则是身份政治与阶级政治的交汇点.“公民权政治”是对“生产政治”的理论补充.     

公民意识的培植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

价值与意义世界的建构需要引领与迎合双重并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需要具有公民意识的社会主体自下而上的领悟、认同、回应与响应。从公民身份的视角可以独辟许多路径促成核心价值体系的践行,如积极公民身份所具有的理性、自律精神及社会责任意识能够增强社会主体的鉴别能力与参与意识;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既是公民文化建设的基本路径,也是构建和推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核心等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过程中,需要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这要求我们在工作中必须注意价值的主体性与多样性;主体需要与利益满足;避免泛政治化倾向;认同与反思应当同时凸显。     

我国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问题研究——以《存款保险条例(草案)》为例

在人类社会的绵延发展中,公民参与是国家走向政治民主和政治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公民进入公共领域生活、参与治理、对那些关系他们生活质量的公共政策施加影响的基本途径.随着社会经济和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我国公民参与政府公共决策已成为一种普遍的政治现象,不断扩大和完善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对于推进我国政府公共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政府不是万能的,这就要求公民要积极参与政府决策,监督政府的失职及缺陷.当前,公民参与政府决策却存在着诸多困境,这就要求各级政府要在不断发展经济的基础上,增强公民参与的物质基础,构建公民的文化建设,培养公民的主体意识,加强政府与公民的沟通.当下公民社会的发展还不完善,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管理意识薄弱,参与机制短缺以及制度的不完善等导致了公民参与在实践中面临着诸多困境.这些困境的存在阻碍了公民参与进程和民主治理的推进.因此,依据公共政策性质和合法性要求,选择适度且均衡的参与途径与策略,辅以具体的完善公民参与的措施,是消解公民参与实践困境的有效路径.     

民主及民主的质量

民主被认为是一种相对于家族统治、军人独裁、寡头治理的政治体系和制度安排,它通常与限任制度、选举制度、协商制度以及政策辩论相联系。随着教育的普及,公共领域的扩大,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民主体制和实践在各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应用。但是,由于各国历史基础、传统观念、社会结构以及社会力量对比的不同,民主实践不仅在各国采用不完全相同的方式,而且,其绩效也有很大不同。在有些国家,民主运行良好,而且"正效应"显著,显示了"好民主"的特征;而在有些国家的特定时段,民主不仅运行不畅,而且还显示了"病态"特征和"负效应"。这就促成了有关"民主质量"的讨论。文章认为,一种理想的民主政治应该在法治进步、经济发展、政治自由、人才选拔、公民参与、社会福利、政府效能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并具有优良表现。因此,法治水平、经济发展、政治自由、绩优选拔、公民参与、社会福利、政府效能应该成为评价和测量民主质量的七个方面。     

公民社会:现代政治民主化的基础——以新加坡为例

公民社会的发展促进政治民主化的实现,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公民政治参与的热情,制约了国家权力的扩张,实现国家民主治理、民主政治发展、社会政治稳定以及参与式民主,为宪政和法治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文章以新加坡公民社会为研究对象,介绍新加坡政治民主化的进程,透过新加坡公民社会发展的现状及其在新加坡政治民主化中的作用,总结公民社会在政治民主化中的价值,得出公民社会是现代政治民主化的基础这一结论。     

试论现阶段公民参与能力的培养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要求政治民主化。公民参与是民主政治的核心,公民参与能力是公民合法、均衡、有效参与的前提。提高公民参与能力对于发展民主政治、维护公共利益和发挥公民资格有重要价值,针对现阶段公民参与能力不足的现状,通过从经济发展水平、民主制度设置、公民观念等角度剖析原因,并从经济、政治和社会路径探寻培养公民能力的方法。     

建设中国特色的法院信访机制之我见

信访是中国公民的宪法权利，也是公民的一种政治参与形式。涉诉信访是司法民主的一种特殊形式。目前，中国法院在纠纷处理尤其是信访制度的设计上还存在一定问题。应从信访工作法制化、加强立案和司法救助工作以及加强信访一体化建设等方面入手，进一步建立和健全法院信访制度。     

公平——守卫社会正义的底线

罗尔斯所说的公平是权利层面的平等化问题,很多西方的理论在引申到中国问题上便出现了“南橘北枳”的苦果.本文认为应该注意到这个问题:在中国社会公平是什么？公平是认同.不同的文化土壤孕育出各具特色的政治产品.东西方在关于认同产生公正的原则上也是迥异的.中国公民与西方国家的公民在政治上的区别在于中国公民认同的是规则,而西方公民认同的是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