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良知与师德

致良知是王阳明心学的核心思想。"良知"就是知善知恶、是非之心,"致"就是推及、实行。因此,"致良知"有体认良知和实现良知两层内容。体认良知即本人的自我修养,实现良知则是思想和情感见之于行为。如果是没有经过体认和实现的良知,就等同于没有良知;换言之,若没有良知何以致良知,这就是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对于教育工作者而言,教师职业所特有的良知即为师德。师德也是教师的职业道德,自教师职业出现就伴随存在。韩愈讲教师,有"传道授业解惑"之说;陶行知讲教师,有"千教万教教人求真"之谈。     

“阳明心学”是宁波文化创新性发展的思想源泉

<正>"阳明心学"作为古代思想史上的一个流派,发端于南宋陆九渊,经明初陈献章的彰显,至明中王阳明而集大成。阳明心学的形成,以明正德三年(1508年)王阳明在贵州"龙场悟道",阐发"吾性自足"思想为标志,创"知行合一"学说。阳明心学最鲜明的特色是阐发了"良知"的自主性和"致良知"的实践性。王阳明通过讲学论道,将其心学理论融入治国理政和百姓日用之中,即事明理,从而引领世     

王阳明与浙东文化的价值取向

<正>王氏家族是中国最古老的家族之一,历史上文化名人代出。承继家族文脉的王阳明,在明代中叶专制加强、社会虚浮的时代背景下,提出"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思想,建立了心学思想体系,成为儒家学说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也强化了近世浙东文化的核心价值取向。     

“一念发动”与“知行合一”

<正>《王阳明年谱》载:"正德四年己巳(1509),先生三十八岁,在贵阳。提学副使席书聘主贵阳书院。是年先生始论‘知行合一’。"王阳明于此悟道,悟出了"心外无物",开始创立王学。之后他将"心即理"不断延伸,以纠正当时士人空谈、虚谈的弊病,开始倡导"知行合一"的哲学命题。王阳明认为"心"乃生发意义的源泉,一旦受到时间、空间、私欲的阻碍、牵制,就会失去心中的价值归属。人的精神没有了依托,就归于寂寞,造成心灵空虚。只有"知行合一",使"良知"回归心中,求得吾心光明。     

游修文，食修文

距离贵阳仅38公里的修文，因王阳明而富有历史文化底蕴，被中外研究王阳明的专家学者称为“王学圣地”。修文地处黔中腹地，公元1506年，明代著名哲学家王阳明被贬谪到贵州龙场（即今修文县）作驿丞。王阳明在这里格物致知，创立“知行合一”学说，并创办书院传播文化，开房贵州文明，一代哲人王阳明“龙场悟道”一时间享誉中外。     

王阳明在精神层面上对禅学超越境界的融会

正王阳明通过自己实存的精神探索,在精神层面上融会禅学无滞无碍的精神境界。这发韧于王阳明的早期思想阶段,大成于龙场悟道之后的后期思想阶段。据《年谱》记载,阳明十八岁时即"始慕圣学",然而他对圣人之学的探寻十分艰辛。王阳明自己曾说:"今世学者,皆知宗孔、孟,贱杨、墨,摈释、老,圣人之道,若大明于世,然吾从而求之,圣人不得而见之矣。"他驰骋于辞章之学但发觉这不过是"无用之虚文";他依照朱子循序致精、格物致知的方式来达到"物理"与"吾心"的合一,却始终无所得入,不得受用。在这种受到挫折的情况下,阳明转而出入佛老,受到     

阳明请你喝咖啡 记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阳明·乐咖啡”项目

作为思想家阳明先生的故乡,宁波如何传播阳明文化一直以来都是备受关注的文化话题,在众多的推广实践中,有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模式广受青年人推崇。这种全新的探索模式依托高校,整合教育资源和社会资源,将公益服务和阳明精神内涵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帮助社区残障人士实现就业,培育大学生企业家精神,以"阳明之法推广阳明",这就是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阳明学堂"推出的"阳明·乐咖啡"。没错,就是咖啡,这一青年人喜爱的方式。为什么以咖啡为媒介推广阳明文化?项目如何帮助残障人士?又如何践行王阳明先生"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的理念?带着一个个问题,我们一起走进了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     

王阳明良知法治思想的形成、内涵与法治宁波建设

正王阳明良知法治思想的形成经过了长期的思想探索。他在明弘治十二年(1499年)入仕后,上《边务八事》,在刑部提牢厅担任轮值主事时撰写了两篇具有法治价值的狱政文,是其法治思想的初步展示。弘治十四年(1501年),王阳明被派往南直隶淮安等府"录囚",冤假错案多有平反,这为其良知法治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实践基础。正德三年(1508年),经"龙场悟道"     

王阳明“知行合一”说刍议

文章概述了王阳明“知行合一”哲学理论的内涵，解析了王阳明“知行合一”说的合理因素及其历史局限性，论述了王阳明“知行合一”说的现代价值：这一学说对于中华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的传承，国民道德素质的提高，我国教育工作的顺利进行和良好教育环境的形成都有很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知行合一”与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

王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不是一般的认识和实践的关系,强调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以知为行,知决定行.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理论的精髓和方法是“教学做合一”,教学做是一件事,而不是三件事,做是教和学的中心.“知行合一”与“教学做合一”都强调做,即行,“教学做合一”是“知行合一”在教育上的应用和发展.生活教育理论是陶行知先生在对“知行合一”的批判中继承和发展而来的.     

对接中国制造转型升级的高职学生“工匠精神”培育策略研究——以株洲市为例

经研究,本文分析了株洲市高职学生"工匠精神"培育现状:思想上高度重视,但投入力度不够;行动上积极实施,但系统性设计不够;载体上形式多样,但落到实处不够;成效评价上多元考核,但精细化不够。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接中国制造转型升级的株洲高职学生"工匠精神"培育策略:思想先导,深刻理解"工匠精神"的科学内涵:科学规划,系统设计高职学生"工匠精神"培育体系;摆正心态,以钉钉子的精神推进高职学生"工匠精神"培育;强化投入和激励,构建高职学生"工匠精神"培育保障机制;营造氛围,构建强力推进高职学生"工匠精神"培育的社会舆论和政策支持机制。     

中国传统思想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以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为例

中国传统思想蕴含着丰富的教育思想,从中选取有价值部分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对推进整个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会起到促进作用。本文从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切入,启发思想政治教育者从"知行合一"的角度推进工作。     

在知行合一中传承会计文化——中职学校会计文化建设刍议

由王阳明先生提出的"知行合一"说,在教育界被广泛认同和极力推崇。"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中等职业学校是文化传播和立德树人的责任主体之一,在传承传统文化方面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文章就如何在中职学校开展会计文化的建设提出了思路,如开设会计文化认知课程,建设线上或线下的会计文化体验中心等,更是结合"知行合一"说提出会计文化建设的重点:长期开展系列性的会计文化认知的活动,在做中学,于学中悟,知行合一,使学生自觉自愿地成为会计文化的传承人,并将自身培养成为有文化的会计人。     

阳明先生为什么要倡导“知行合一”学说

正在中国古代思想世界中,知行关系一直以来都是哲学家们所探讨的重要议题。不同的哲学人物与思想学派提出了不同的学术观点。程朱主张"知先行后",突出"知"的极端重要作用;王夫之认为"行先知后",主张行优于知、行高于知;王阳明则提出了"知行合一"论,主张知即行,行即知,知行不可二分。王阳明先生曾说:"如今苦苦定要说知行做两个是     

知行合一与条件反射

<正>宁波明代著名的哲学家、军事家、教育家王阳明是"心学"的缔造者,而"心学"的最重要的理论就是要"知行合一",通过他的传道授业解惑,成就了梨洲学派的黄宗羲、泰州学派的王艮等一代宗师,并通过余姚人朱舜水东渡日本,     

温故知新再学悟 知行合一再出发

<正>"知行合一"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和基本命题,源出自南宋末年金履祥的《论语集注考证》:"圣贤先觉之人,知而能之,知行合一,后觉所以效之。"这一思想由明代哲学家、心学的集大成者王阳明发扬光大,成为阳明心学的核心思想之一。他基于"心即理"的基本立场,针对南宋哲学家朱熹提出的知先行后,容易造成知行脱节的弊端,提出"知行合一":一是知中有行,行中有知,     

阳明心学易简论

王阳明在教学中倡导致良知的易简之学,主张首先应致得良知本体即本心,成就自我人格,并进一步以之统摄外学事功、贯于日用伦常。这一心学易简原则,既有传承的理论渊源,又与其思维认知模式密切相关,并突出表现在注重内求的道德修养工夫方面。对于我们今天的儒家思想研究,易简原则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     

良知说的两种不同视角--关于海德格尔与王阳明良知说的比较

何为良知，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传统的良知观是以王阳明的良知说为代表。他认为人的良知是生而有之的，但又认为良知的实现状态与人后天的修炼是密不可分的。到了现代，西方的海德格尔对良知又有了新的认识。他认为良知是人本真生存的见证，其在本质上呼唤人性的回归。     

阳明思想感悟

<正>490周年前(1529年)的1月9日,王阳明由广西返回家乡途中,因病逝世于江西南安府大余县的青龙浦,享年五十七岁。临终之际,时任南安府推官的门人周积询问遗言,阳明曰:"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王阳明逝世490周年后的今天,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时代的转换,或许他的"立功"已经烟消云散,但他的思想——"立言"却历久弥新,散发出坚定有力的光芒。因为他的"良知本体"思想,人人本有良知,为我们提供了一盏点亮自己、又照亮别人的不灭心灯,驱散迷雾,在黑暗中照亮前路。     

王守仁“知行合一”哲学观对儿童道德教育的启示

王守仁是明中叶的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是宋明主观唯心主义的集大成者，王守仁的教育思想同他的哲学思想是一致的，“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的学说，就是他的教育理论的核心。他推崇遵循自然、知行合一的儿童道德教育观，凸显了儿童的道德主体地位，明确了道德生活实践对儿童道德成长的重要价值，这对今天儿童道德教育问题的解决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