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铁开通促进了城市绿色创新吗?

高铁作为中国新型交通基础设施，其高效便捷的运输方式对于提升城市经济关联、促进绿色创新具有重要影响。在系统阐述高铁开通与城市绿色创新内在关联逻辑的基础上，基于2008—2019年中国26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检验了高铁开通对城市绿色创新的本地效应及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1)城市层面绿色创新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高铁开通为城市绿色创新提供了重要动力，不仅会促进本地城市绿色创新，还会影响邻近城市绿色创新。(2)高铁开通不仅提升了城市绿色创新的绝对水平，也提高了其相对水平；高铁开通对城市绿色创新的空间效应会受到城市规模的调节，城市规模越大，高铁开通对城市绿色创新的作用越明显。(3)高铁开通对城市绿色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有效作用范围为距离本地城市100～250 km半径内，250 km以外则不再明显。上述研究结论为充分发挥高铁开通作用，促进城市经济绿色转型提供了重要依据。     

高铁网络化时代典型旅游城市旅游流空间结构演化——以黄山市为例

交通对旅游流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高铁作为近年来我国诞生的新兴地理要素,正在对区域旅游流空间结构产生重要影响。本研究聚焦高铁对典型旅游城市旅游流空间结构的影响,以黄山市为案例地,通过对高铁开通前(2015年4月)、高铁刚开通(2015年8月)、高铁运行两年(2017年7月)、高铁网络形成(2020年)四个时间节点的观测、调查和预测,结合3 600份调查问卷和955条旅行社在线旅游网站线路数据,借助Excel、SPSS、UCINET、ArcGIS、Photoshop等分析软件和研究方法,研究高铁网络化时代典型旅游城市旅游空间结构的演化过程。结果表明:①高铁刚开通,黄山市旅游流空间结构的变化并不明显。②高铁运行两年,黄山市旅游流网络规模不断扩大,网络密度逐渐降低,"核心—边缘"结构显著,核心区逐渐向高铁沿线城市转移,形成新的旅游发展轴线,网络整体合作水平上升,"旅游核心+高铁沿线城市"成为最主要的合作形式。黄山市的节点功能和区位优势不断提升,呈现极化发展趋势,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功能提升,高铁沿线城市的节点功能和区位优势普遍提升,成长为次级旅游中心和交通核心,非高铁沿线城市节点功能普遍下降。③预计到2020年,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络将建成,黄山市高铁网络持续优化,旅游流网络规模继续扩大,网络发育更加完善,沿高铁线路将形成多个环形核心区,边缘区将覆盖国内主要大中城市,黄山市与高铁沿线城市的合作关系持续增强,对周边旅游地的辐射功能亦不断提升。黄山市节点功能和区位优势再次提升,沿高铁网络将形成多个次级旅游中心、交通核心,高铁沿线城市的区位优势继续增强,整体网络的空间分布更加均衡。④高铁开通至运行两年,黄山市旅游空间结构逐渐由不均衡的"网状"结构演化为"网状+链状"结构,待2020年高铁网络基本成型,将再演化为"核心—边缘—飞地"圈层结构,核心区辐射半径扩大至900 km,旅游地系统进入结构合理、功能完备、稳定性好的成熟阶段。     

高铁开通对企业专利质量的影响——来自上市公司的证据

交通基础设施通过加速人才资源和创新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对微观主体的创新活动产生重要影响.以中国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并采用双重差分方法的实证分析表明,高铁通车显著提升了沿线企业的专利质量,控制内生性后该结论仍然十分稳健.机制检验表明,高铁开通对企业专利质量的影响是通过知识扩散效应、资源配置效应和合作创新效应实现的.进一步研究发现,高铁的专利质量提升作用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和产业异质性,高铁开通对位于区域中心城市企业的专利质量的作用更为明显,对于外围城市企业的影响则取决于与中心城市的地理距离;相较于中低技术产业,高铁通车对高技术产业企业的创新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交通可达性与旅游经济联系空间关系研究——以大西高铁为例

在中国高铁发展日益受到关注的背景下，以大西高铁为例，使用城市间的矢量路网、高铁站点及各城市旅游收入、旅游人数等数据，运用加权平均旅行时间和引力模型，对大西高铁沿线及周边城市在高铁开通前后的交通可达性和旅游经济联系进行分析，并使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两者进行耦合协调分析。结果表明：大西高铁的开通显著提升了各城市的可达性水平，但提升程度不均衡，致使研究区交通可达性的空间公平性降低；区域内旅游经济联系强度显著增加，且沿线城市间旅游经济联系提升较为明显，各城市的旅游经济联系总量均大幅提升；高铁的开通对高铁途经城市的交通可达性与旅游经济联系的协同发展起着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对高铁未途经城市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甚至出现了协调度降低的情况。     

城市异质性与高铁对城市创新的作用:基于264个地级市的数据

中国高速铁路网络发展迅速,降低了知识传播的空间阻隔,促进知识溢出,对城市创新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利用2009—2016年264个地级市数据,通过多期DID方法研究了高铁开通对城市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总体上高铁开通能够显著提高城市创新水平,但对不同规模和地理区位的城市存在差异。高铁对城市创新的作用存在城市规模的门槛效应,高铁开通对超大城市创新发展的作用最显著,其次是特大城市与大城市,对中小城市的影响不显著。在地理区位方面,高铁对城市创新的作用存在空间上的有效区间,高铁开通对距中心城市2小时圈层城市的影响最大,其次是1小时圈层的城市,对3小时及以上圈层的城市影响较小。未来高铁建设,应充分认识城市规模与地理区位的差异影响,科学布局高铁站点;加强城市群内部高速铁路网络建设,形成以城市群为主体的创新发展空间形态;培育城市群内中心城市成为创新发展的增长极,促进经济创新驱动发展。     

全球城市区域合作网络结构演变——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

稳定高效的区域合作网络有助于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并优化国土空间格局。文章基于城市间合作新闻数据,通过空间分析与社会网络分析研究了粤港澳大湾区合作网络的结构演变特征,从整体、局部和节点三个层次对其网络结构进行了系统总结。研究表明：(1)空间格局上,大湾区合作网络格局具有明显的层级性和不均衡性。伴随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颁布,区域合作网络的不均衡性有所降低。(2)整体结构上,大湾区合作网络密度不断提高,呈现出多中心网络格局。(3)局部网络上,以香港与深圳为核心城市的凝聚子群已形成。然而,肇庆、惠州等边缘城市为主体的凝聚子群内部联系较松散且结构不稳定。(4)节点特征上,香港与深圳拥有较高的度数中心度,是网络的核心节点并主导区域资源配置。然而,江门与惠州度数中心度和中介中心度均较低,成为大湾区合作网络的边缘节点,难以深度融入大湾区一体化发展。因此,未来亟待强化核心城市与边缘城市间的区域合作,以实现大湾区协同与可持续发展。     

铁路客运导向下河南城市省内外联系网络时空格局新特征

在阐述网络范式下城市空间格局分析的新思路的基础上，以河南城市为研究对象，基于城市省内外铁路客运班次对河南城市省内外联系网络的空间格局及演进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城市省内外联系网络的均质度不断提升，尤其是随着高速铁路的大规模建设，河南城市直接联系的省外城市数量和联系强度明显提升。(2)趋中型城市在省内联系网络中的权力地位突出，边界型城市在省际联系网络中的权力地位逐步提升，边界型城市在省际经济联系与合作中的门户职能和区位优势逐步凸显。(3)城市省内外联系呈现出典型的高等级城市指向、高铁沿线城市指向和城市群指向的新特征，高速铁路逐步替代普速铁路成为城市省内外联系的主导轴线。(4)高速铁路建设有利于强化城市间联系的空间近邻效应，但空间距离约束下城市省内外联系的距离衰减效应仍较显著。     

多层级消费城市的空间格局及驱动因素——以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为例

基于消费城市内涵及特征分析,分两步构建消费城市中心度指数：先构造消费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再应用基于引力模型的社会网络方法对城市消费中心度进行测算。鉴于长三角地区在培育建设消费城市方面具有较好的示范引领作用,以长三角地区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消费增长极是带动区域消费城市发展的关键。上海作为消费增长极,辐射带动长三角地区消费城市发展效果明显。(2)其辐射强度存在空间分异且表现出衰减效应。随着区域内消费城市快速发展,低消费中心度城市更加依靠自身力量内生发展。(3)受溢出效应和虹吸效应共同影响,长三角消费城市在空间分布上存在明显集聚性,表现为空间正相关。(4)第三产业、城镇化、互联网和金融市场发展均能显著提升城市消费中心度,且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发展在提高本地消费中心度的同时对周边城市产生虹吸效应。(5)消费城市的驱动因素呈现显著的空间异质性特点。     

一体化背景下高铁对皖江城市带可达性的影响研究

文章以皖江城市带为研究对象,通过使用加权平均旅行时间、经济潜力模型及日常可达性3个主要的可达性评价指标,利用反距离加权空间插值法对数据进行可视化操作,从不同角度分析高铁的开通对皖江城市带各节点城市以及区域整体的可达性的动态变化和影响,并探讨该变化所带来的时空效应和分布格局的演变。分析得出结论：高铁的开通运营使得皖江城市带各节点城市间的可达性得到了显著的提高;高铁开通后城市的经济潜力值变化较大,信息流速度加快,产出了更大的经济效益;皖江城市带实现了一日城市带的“同城效应”,高铁为区域一体化发展提供有利的保障。     

绿色发展目标下智慧城市建设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研究

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绿色发展成为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目标,助力城市降碳增效。文章从理论上分析了智慧城市对碳排放效率的作用机理和内在机制,并将中国智慧城市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7—2019年280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智慧城市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1)智慧城市显著提升了试点城市的碳排放效率,并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可以提升周边城市的碳排放效率;(2)智慧城市主要通过增强绿色技术创新、促进数字产业发展以及优化资源配置三个方面提升碳排放效率;(3)智慧城市对碳排放效率的促进作用在数字基础设施水平完善、城市规模大、碳排放水平高的城市中更为显著。本文研究为进一步推进新型绿色智慧城市建设提供重要参考。     

高铁开通对城市创新质量的影响——基于PSM-DID模型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7-2018年中国285个城市面板数据,分别以发明专利申请和实用设计专利申请表示高质量创新和低质量创新,采用PSM-DID方法研究高铁开通对城市创新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①高铁开通可以加快创新要素流动、优化创新环境,进而促进城市创新数量和质量的提升;并且这一作用以城市规模为主要因素,呈现出城市间的异质性,高铁开通对大城市创新活动的影响最为显著,激发了小城市的低质量创新;②高铁对信息传播并未因通信技术的发展而减弱,科教支出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随高铁开通而增加.高铁效应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路网密度低的城市需继续投建高铁设施;创新个体应充分利用高铁开通的溢出效应,积极提高自身的创新水平.     

高铁会影响东北地区产业结构演变吗？*——东北振兴的另一种思路

经济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产业的竞争,在全面推进高速铁路建设和积极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背景下,基于东北地区147个县和34个城市的数据,运用SARAR模型分析高铁对不同行政区域产业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高铁建设存在着显著的空间集聚性,同时高铁建设对城市产业结构产生一定的正向溢出效应;高铁促进了城市和县域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提升;高铁还会带来"鲍莫尔成本病",即高铁不利于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调整;高铁在产业结构的虹吸效应中起到促进作用;高铁会通过抑制第一产业发展来促进第三产业发展进而影响地区产业结构;高铁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主要是通过资本要素产生影响.同时采用了4种方法检验高铁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发现相关结论仍然是稳健的.最后根据研究结论从要素流动、政府干预和交通衔接等角度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长三角城市群的经济集聚、技术进步与碳排放强度——基于空间计量和中介效应的实证研究

以长三角2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空间计量模型研究经济集聚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并采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技术进步能否作为经济集聚影响碳排放强度的中介变量,稳健性检验保证结果可靠性。结果表明:(1)长三角地区的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空间正向溢出效应,经济集聚与碳排放强度之间呈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2)长三角城市群的技术水平能在地区之间相互溢出,经济集聚可以促进技术进步。(3)经济集聚不仅对碳排放强度产生先促进后抑制的直接影响,又能通过技术进步对碳排放强度发挥间接的抑制效应,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     

城市群功能分工、工业技术进步与工业污染——来自长三角城市群的数据检验

2003年起，我国城市群由专业化分工快速转向功能分工，但优化城市群功能分工是否有利于改善环境污染问题？运用2003-2017年长三角城市群面板数据，采用仅包括自变量空间滞后的SLX模型，研究城市群功能分工与工业技术进步对工业污染排放强度的影响效应。结果发现：在城市群层面，功能分工与工业污染排放强度呈正“U”型关系；功能分工结构效应和工业技术进步均能够显著降低工业污染排放；在城市群内部，功能分工空间溢出效应和工业技术进步空间滞后效应均有利于邻近城市减轻环境污染；但城市群功能分工技术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均未体现出预期减排效应，城市群内部各城市间功能分工与协作需进一步加强。     

高铁开通能改善城市营商环境吗？ ——基于288个地级市的准自然实验

以中国288个城市为研究样本，构建了2014—2020年我国288个城市的营商环境指数、营商软环境指数、营商硬环境指数，并匹配2013—2019年我国288个城市开通高铁数据，运用倍差法进行计量分析，探讨了高铁开通改善城市营商环境的效应及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高铁开通有效改善了城市营商环境、营商软环境、营商硬环境，这一结论在进行选取最近港口距离与省份层面开通高铁数量的乘积作为工具变量等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调节作用机制显示，城市产业结构高级化增强了高铁开通与营商环境的正向关系，而城市产业结构合理化对高铁开通与营商环境之间的关系没有显著影响。本研究推动了营商环境优化动因以及大型交通基础设施赋能地区营商环境优化、机制和地区差异的理解。     

高铁运营与经济协调会合作机制是否打破了城市群市场分割——来自长三角城市群的经验证据

具有时空压缩效应的高铁运营是否促进了城市群内的市场一体化？城市群经济协调会合作机制又是否打破了城市群内的市场分割？目前尚缺乏经验证据。本文利用2003—2015年长三角城市群34个地级市数据，采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SDM）实证分析了高铁运营与经济协调会合作机制对于打破城市群内市场分割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长三角城市群内地市间“以邻为壑”的现象依旧存在，但高铁的运营与经济协调会显著降低了该地区市场分割水平。（2）高铁运营产生的时空压缩效应，使得城市群内市场一体化的影响范围不断扩大，并将边界延伸至2小时交通圈。（3）高铁运营对于其他城市市场分割的影响效果均大于对本地区市场分割的影响，而城市群内的经济协调会合作机制仅在相邻地市间发挥作用，对于非邻近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相对有限。     

科技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与碳排放的传导效应 ——基于半参数空间面板VAR模型

为了实现碳减排目标和碳中和愿景,在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基础上,构建半参数空间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SSPVAR）,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和导数散点图实证分析了科技创新、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碳排放之间的双向空间传导效应,以及环境规制的非线性影响。结果表明：（1）科技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和碳排放之间存在时间滞后效应和空间传递效应。科技创新和碳排放存在显著的正向自强化效应和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而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2）科技创新促进本地和邻地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但是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均对本地和邻地的科技创新产生不同程度的时间滞后性的抑制作用。（3）科技创新减少本地二氧化碳排放,但不利于邻地的碳减排;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有利于邻地碳减排,但增加了本地的二氧化碳排放,且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碳减排效应比产业结构合理化更显著。（4）环境规制对科技创新、产业结构升级、碳排放都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影响。     

高铁开通与站点城市旅游业发展:“引擎”还是“过道”?

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网络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旅游生活需求之重要前提。我国高铁快速发展,高铁开通是成为推动区域旅游发展的“引擎”,还是仅起到交通“过道”的作用,这需要通过有效的方法予以甄别。本文基于2003—2016年中国28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使用渐进型双重差分法评估了高铁开通对站点城市旅游业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控制年份、城市和剔除其他因素影响后,整体上,高铁开通对站点城市国内游客人数和游客总人数的增长具有正向的影响但并不显著,甚至有较弱的证据显示高铁开通平均降低站点城市大约5%的国内旅游收入和总收入,这一结果提示,对大多数站点城市而言,高铁仅作为城市的“过道”,没能成为拉动旅游业发展的“引擎”。对不同城市的异质性分析表明,高铁的旅游效应仅在五线城市表现显著,高铁开通可平均增加五线城市14 82%的国内游客人数。机制分析显示,高铁开通对影响旅游业发展的城市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都并非是简单的正向传导路径,而是表现为正、负向影响并存的传导模式,从而导致了高铁开通的旅游效应不显著。     

高速铁路对城市群经济发展格局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本文详细阐述了高铁开通对城市群发展的影响机理,以2005-2018年中国五大城市群92个地级市的数据为样本,从城市群视角出发,通过构建DID估计模型考察了高铁开通对经济发展格局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从整体城市群层面来看,高铁开通提升了五大城市群的经济增长水平,并缩小了城市群经济差距；从分城市群层面来看,高铁开通对每个城市群的经济增长均产生了正向效应,并显著地缩小了京津冀、长江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的经济差距,有利于实现经济一体化；人才集聚、资本集聚、技术创新在高铁开通影响经济发展格局的过程中起着中介作用。     

Is high-speed rail heading towards a low-carbon industry? Evidence from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in China

Existing studies have investigated the environmental dividends of substituting high-speed rail (HSR) for other energy-intensive vehicles from an engineering standpoint, but they have yet to explore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HSR and the associated carbon emissions reduction benefits. To fill the research gap, we use panel data from 285 Chinese cities between 2004 and 2014, and employ a spatial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 to empirically examine the impact of HSR opening on industrial CO₂ emissions. After controlling for spillover effects from neighboring HSR cities, our results show that cities offering HSR services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ir own industrial CO₂ emissions. This finding is robust and is unaffected by outliers, control group selection, time trends, geography and expectation factors, or endogeneity. The mechanism test reveals that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effec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ffect, and investment attractiveness effect are three intermediate influence channels. Further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emissions reduction benefit increases as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intensities of HSR openings ascend the ladder, and HSR services have a spillover effect within a 300-kilometer radius. Moreover, the carbon benefit of China’s HSR far surpasses its carbon footprint, indicating that China’s HSR is green after accounting for economic emissions reductions that were often neglected in prior research.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we recommend that China accelerate HSR expansion in order to reduce carbon emissions in a scientific and responsible mann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