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鞭长莫及"还是"遥相呼应":监管距离与企业社会责任

如何推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实现可持续发展备受学界关注,本文以2010-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监管距离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边界调节机制与经济后果.研究结果表明,(1)监管距离对企业社会责任产生了负向影响,监管机构与上市公司地理距离越远,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越差,考虑内生性问题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总体上呈现监管机构对企业社会责任的"鞭长莫及"效应;(2)边界调节机制检验结果表明,高管海外工作经历在监管距离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产生了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且企业社会责任在监管距离与企业创新之间产生了部分中介效应,企业社会责任具有战略竞争价值;(3)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监管距离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抑制效应在民营企业、非强制披露、外部治理环境较差以及轻污染行业中更为明显.本文基于经济地理学与高阶梯队理论的融合,能够为推进数字化时代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提供全新的视角,为企业社会责任治理提供经验启示.     

政府补助与民营企业社会责任

首先构建关于民营企业相互竞争的寡头市场模型进行理论分析,然后以2010-2016年中国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政府补助对民营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政府补助会显著促进民营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并且产品市场竞争在政府补助产生作用的过程中发挥中介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政府补助对民营企业社会责任的促进作用在低频数的政府补助、中等额度的政府补助、竞争性行业、没有政治关联、硬约束补助等样本中更加明显.上述结论为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因素的研究开辟了来自政府补助异质性层面的视角,为产品市场竞争作为政府补助影响民营企业社会责任的主要实现渠道提供了理论和经验证据,同时对于地方政府更好地优化财政资源的分配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股权激励、代理成本与企业投资效率

将股权激励、所有权结构、代理成本与投资效率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使用产权属性作为调节变量,代理成本作为中介变量,实证检验股权激励是否影响投资效率,以及股权激励、所有权结构、代理成本与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股权激励能够抑制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代理成本的中介效应显著,但所占比重很小,非国有企业的抑制作用大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中介传导机制畅通;国有企业"期权激励"方式能够显著抑制非效率投资,非国有企业的非效率投资通过实施"股票激励"方式能够得到显著抑制;实施股权激励计划能够显著抑制上市公司的投资不足,非国有企业的抑制作用大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代理成本中介效应机制畅通,国有上市公司的代理成本中介效应不显著。     

产权差异、社会责任承担与流通企业经营效率 ——基于品牌价值视角

履行社会责任不仅有助于流通企业价值观念的外溢,更有利于实现企业内部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本文以2013-2020年我国上市流通企业数据为样本,探讨了承担社会责任对流通企业经营效率的影响,并以品牌价值为中介变量进行机制检验.研究发现,承担社会责任对流通企业经营效率产生间接促进作用,即承担社会责任会带来流通企业品牌价值...     

内部控制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机制

本文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的中介效应,以沪深两市A股主板上市公司2013—2017年的数据为样本,分析内部控制、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价值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良好的内部控制质量能够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能够促进滞后一期企业提升价值;企业社会责任也对滞后一期的企业价值存在显著的积极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内部控制对滞后一期企业价值有促进作用,部分经由企业社会责任得以实现,即企业社会责任在内部控制与滞后一期的企业价值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关系探究

本文基于江苏省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状况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问题,股利政策在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作用,检验得出,这种中介作用和传导机制作用确实存在。     

当前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

按照西方财政学的观点,公共企业的社会责任在于提供公共服务,促进社会公平与效率目标的实现,最终提高全社会的福利水平。然而当前在中国,部分国有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越位与缺位的现象,并没有真正担负起自己的职责。政府需要改革国有企业的经营体制,改变现有的国有资本管理制度,让国企在社会责任履行方面回到正轨上去。     

我国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证分析

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主体,强化其社会责任是增强企业和国家竞争力的客观要求,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以2009年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为背景,选取部分国有上市企业,应用多无线性回归模型,研究企业内部治理、成长性、盈利能力、规模以及公众压力与社会责任履行度的关系,为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机制体制提出建议.     

政府补贴是否提升了粮食流通效率？——基于企业层面微观数据的验证

在粮食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政府补贴作为支持和引导粮食行业转型发展的直接手段,对于粮食企业转变发展方式、提高经营效率具有重要作用。文章利用我国粮食企业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政府补贴对粮食企业流通效率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政府补贴有助于提升粮食企业流通效率;异质性检验表明,政府补贴对粮食企业流通效率的促进效应在非国有粮食企业以及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表现更为明显,同时新一轮粮食流通改革强化了政府补贴的激励效应。面板门限回归结果显示,在市场化发展处于高水平、一般水平和低水平阶段时,政府补贴对粮食企业流通效率均会产生正向影响,但影响程度存在差异,处于高水平阶段时最大,处于一般水平阶段时次之,处于低水平阶段时最小。因此,现实中应该重视政府补贴的有效激励效用,以最大化政府补贴对于粮食企业流通效率的贡献;应充分考虑不同地区的市场化发展水平,以及针对企业性质和地区异质性,实施差异化的补贴方式,以最大化政府补贴的政策效果。     

政府补助、研发投入与公司绩效——基于农业上市公司研发投入的中介效应研究

文章以2010-2017年农业上市公司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以公司研发投入为中间变量,通过实证检验我国农业上市公司政府补助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并分析研发投入在政府补助与公司绩效间所起到的中介效应。通过实证分析得出:政府补助与公司绩效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政府补助与研发投入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研发投入在政府补助与公司绩效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     

政府研发补贴、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绩效——基于所有权性质视角

政府研发补贴是克服研发市场失灵，促进企业研发活动的重要手段之一。然而，目前鲜有关于考察政府研发补贴、融资约束以及所有权性质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复杂关系研究。基于2001-2018年间我国上市制造业企业数据分析，结果表明：首先，政府研发补贴和融资约束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取决于企业所有制性质，国有企业的创新绩效受其影响最为显著。其次，企业在接受政府研发补贴后，其融资约束的程度都会被减缓；与国有企业相比，政府研发补贴对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更强。最后，对任何所有权性质的企业而言，政府研发补贴都会挤出企业的研发投资。     

政府就业补贴、劳动保护政策的就业促进效应——基于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的分析

就业是民生之本,关乎人民生活福祉和社会稳定。为了让企业吸纳更多就业,政府对企业进行了大量补贴。基于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本文聚焦政府就业补贴、劳动保护政策与就业这个主题进行探讨。研究表明,政府补贴有助于推动企业吸纳更多就业,劳动保护能够协同政府补贴促进就业,政府补贴通过“政治许诺效应”和“融资效应”影响就业,地方人力资本积累强化了政府补贴对就业的正向影响;与资本密集型企业相比,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政府补贴强化就业的效应更明显;政府补贴增加了企业产生冗余雇员的可能性,冗余雇员在政府补贴对企业生产率的负向影响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     

党组织参与治理对上市公司慈善捐赠的影响

利用我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2008—2017年数据，采用“双向进入”、“交叉任职”两个指标衡量党组织参与企业治理的情况，实证检验其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党组织“双向进入”和“交叉任职”与企业是否捐赠、捐赠水平均呈显著正向关系。此外，上述作用在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中均存在，但与中央国有企业相比，党组织参与治理对企业捐赠的促进效应在地方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研究还发现，党组织参与治理对企业慈善捐赠的促进作用并不以损害企业价值为代价，反而会提高公司经营绩效和价值，并且党组织参与治理对企业捐赠的促进作用并非以获取更多的政府补贴为目的。研究表明，党组织参与治理促进了企业的捐赠行为，这一结论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党组织在公司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     

政府规制与流通企业多种所有制竞争均衡

随着我国流通领域全面对外资开放，流通企业的产权制度和所有制形式发生剧烈变革，流通领域经济成分的复杂性也进一步增强。在此市场背景下，文章构建了涵盖政府、国有流通企业、民营流通企业和外资流通企业多方参与的混合寡占竞争模型，其中，政府作为一个行为主体对多种所有制竞争主体进行规制机制设计以及实施规制，并通过内嵌于国有流通企业目标函数中的规制参数来实现。研究发现多种流通所有制的竞争框架内，最优的政府规制机制应结合不同所有制流通企业的效率比较、国有经济的微观效率损失以及社会整体福利等进行具体设计并保证其稳定性和可预期性，这对流通市场秩序的塑造、整个产业链条的价值实现以及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着先导性作用。     

WTO背景下改革补贴政策研究

近年来,国际社会对我国政府补贴的质疑甚嚣尘上,政府补贴特别是对国有企业的补贴,在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下面临变革。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及做法。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对政府补贴提出了进一步规范的要求。本文通过梳理分析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补贴情况,从理论和实践角度讨论补贴在国际范围内所具有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得出补贴是政府支持产业发展,激发市场活力的重要政策工具。对我国政府补贴和对国有企业补贴的情况进行梳理研究,结合国际实践经验,探索符合WTO规则的,促进我国市场经济健康快速发展的补贴政策体系,并针对补贴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深化改革的对策建议。     

《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公平竞争规则:关切、安排与应对

《中欧全面投资协定》旨在取代中国与26个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双边投资协定,在中欧之间构建全面、综合、高水平、自由化的双边投资制度安排,其谈判完成具有历史性意义。公平竞争规则涉及国有企业、补贴、产业政策等敏感领域,曾一度是谈判难点。竞争中立在一些区域自贸协定中扩展到投资领域,表现为对国有企业的投资母国施加特殊规制性安排。中国对特殊安排做出重要承诺,但并未接受有实质影响的额外约束,既促成谈判收官,也能够保障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核心利益。欧盟近期的外资和法律政策呈现阶段性保守的新动态,以国家安全为名的《欧盟外资审查条例》对高科技、战略性领域的关切具有所有制歧视色彩,针对外国补贴可能引起内部市场扭曲的《关于外国补贴方面建立公平竞争环境的白皮书》对国企的海外投资有潜在风险。为此,我们应在国内层面进一步厘清政企关系,对“国家安全”进行清晰界定,在多边、双边、区域层面继续推进新一轮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同时加快升级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机制,并完善公平竞争审查机制,标本兼治,内外兼修,趋利避害。     

生产商-零售商双边垄断中的所有权配置效应研究

文章在生产-流通-消费框架下,在供零双边垄断这一纵向关系中考虑了所有权配置效应问题。发现所有权配置会对市场绩效或配置效率产生重大影响。均衡分析表明,无论所处哪一个环节,国有企业的存在具有内部化垄断外部性、减轻或消除双重加价、稳定市场均衡价格和销售量的作用。这一模型可为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在流通领域保留部分国有企业,采用渐进式改革提供了一定的理论解释。当市场处于严重的不完全竞争,或生产-流通环节的某一端处于垄断状态时,适当地保留国有企业或对有关企业进行严格监管,有利于整体社会效益的提升和保障消费者的权益。文章从纵向生产和流通关系的角度,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部分流通经济学家们曾经提出的“国有商业具有稳定市场作用”的观点。     

我国国有企业的环境责任问题研究

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也是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方面的重要主体,其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应践行保护生态环境的社会责任。目前,由于我国国有企业对社会责任的研究起步较晚,还存在社会环境责任意识淡薄、权责不明确、缺乏有效的监督体系、执法力度薄弱等问题,导致一系列严重的环境污染,阻碍了经济社会的良性运行。我国应加强国有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意识,明确企业相关环境责任,加快建立完善的内外监控体系,加大执法力度,以有效促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     

Unemployment governance,labour cost and earnings management: Evidence from China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effect of labour cost on earnings management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listed firms in China. We use the average wage of employees in firm level as the proxy for labour cost. Firms with rising labour cost become more likely to engage in negative earnings management to conceal profits or report losses. The effect becomes more significant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labour-intensive enterprises, firms in high unemployment-rate regions and firms with political connections. Further research finds that, under the institutional background of Chinese unemployment governance, firms get more government subsidies and tax preferences and reduce the excessive employment through negative earnings management. To a certain extent, this weakens the policy effect of unemployment governance. Overall, our conclusions are meaningful to the reform of unemployment governance, the standardisation of earnings management behaviou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government subsidy policie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efficiency of public resource allo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