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商业养老保险参与的影响——基于CHFS微观数据的研究

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养老成为重要问题。文章基于数字普惠金融新视角,探究其对商业养老保险资产配置的影响,利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省级截面数据,建立了Probit模型、Tobit模型。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在1%的水平上显著影响家庭商业养老保险参与意愿与投资深度,并且存在总资产及金融知识中介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有助于缓解居民家庭经济脆弱性？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助于缓解家庭经济脆弱性，经济机会和数字素养是其缓解效应发挥的中介渠道。随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提升，攀比效应的干预使得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缓解效应逐渐递减，呈倒“U”型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西部、农村地区及低资本家庭经济脆弱性的缓解效应更强，这与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性和包容性相契合。本文为制定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政策提供参考，以更好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真正普惠于民，实现家庭增收致富。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民增收——基于农户创业中介效应的再考察

数字普惠金融是数字化技术赋能金融的新产物，也是促进农户创业、提升农村居民收入的重要手段与方式。基于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市面板数据，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存在显著的正向增收效应；农户创业在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中，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但中介效应不高；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和收入结构的异质性。因此，在共同富裕目标下，强化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推动数字普惠金融支持政策与农户创业扶持政策重点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引导农户创业类型的多元化成为当前进一步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增收效应的现实选择。     

普惠金融有助于提高居民幸福感吗？

本文从普惠金融的视角切入，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熵权法构造微观个体层面的普惠金融指数，利用有序概率模型研究普惠金融服务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具体影响及其异质性。实证结果表明，普惠金融可以显著提升我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表明研究结果稳健。从收入层面和信心层面的中介机制检验发现，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升居民家庭收入以及对未来的预期，进而提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相较于西部地区而言，我国东、中部地区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更显著；且提高普惠金融水平可以显著提升城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但对农村地区居民影响不显著。     

传统家庭观念抑制了城镇居民商业养老保险参与吗？———基于金融信任与金融素养视角的实证分析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和金融产品的不断创新,以商业养老保险为代表的个人养老金逐步成长为我国养老金体系的第三大支柱,为解决养老问题提供了重要渠道。但现阶段我国城镇居民的商业养老保险参与度不足,养老金融市场发展缓慢。区别于既有研究的经济理性视角,本研究从影响金融发展的文化观念视角为这一“有限参与”现象提供新的理论解析。利用CHFS 2015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本文发现“养儿防老”等传统家庭文化观念会抑制我国城镇居民的商业养老保险参与,这一影响在控制了内生性后依然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传统家庭观念(养儿防老等)会削弱居民的金融信任,减少居民对金融信息的关注,不利于居民金融素养的提升,进而降低其商业养老保险参与度;异质性分析表明,传统家庭观念(养儿防老等)对商业养老保险参与的负向影响在中西部地区和受教育水平偏低的群体中更加突出。本研究揭示了影响居民商业养老保险参与和我国养老金融市场发展的深层文化因素,对推进我国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的建设也具有政策启示意义。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中国家庭金融风险资产配置

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不断优化家庭资产配置结构,对中国家庭资产保值增值和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中国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显著提升了中国家庭配置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概率和配置规模,其中金融知识在两者关系中起到了部分中介的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随着家庭金融知识水平和互联网参与程度的提高,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效应凸显。因此,应当加强数字普惠金融的促进作用,不断提升家庭金融知识水平和降低金融投资风险,通过提高中国家庭的互联网参与程度等来优化金融风险资产配置结构。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居民杠杆率吗? ——来自2011—2018年30个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随着数字技术更迭推新,数字普惠金融迎来了跨越式发展,其零距离接触长尾客户群体、提供低价便捷的服务,延伸了金融服务半径,满足了中低收入家庭的借贷需求,对居民杠杆率的传导效应不容忽视.本文利用2011—2018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与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相关经济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杠杆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杠杆率产生正向影响.分维度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主要通过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居民杠杆率产生正向影响.(2)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杠杆率的影响随着杠杆率分位数水平的上升而下降;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西部地区和中高收入群体影响程度较大.本研究的发现为认识居民杠杆率成因提供了新的证据,也为有关部门分类施策管控居民杠杆率提供了经验证据.     

数字金融、家庭财务脆弱性与返贫风险——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研究数字金融对家庭返贫风险的影响以及家庭财务脆弱性的非线性中介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金融对家庭返贫风险的影响呈U型特征，随着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返贫风险先下降后上升。第二，数字金融防返贫非线性效应的中介机制是通过家庭财务脆弱性实现的，数字金融的适度运用有利于降低家庭财务脆弱性，防止家庭陷入贫困，但滥用会加剧家庭财务脆弱性，增加返贫风险。第三，金融素养较低、收入较低以及处于低市场化水平地区的家庭更容易遭受数字金融带来的负面影响。上述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在推广应用数字金融的同时，注重防范金融风险；坚守数字金融的普惠本质，充分发挥数字金融对促进共同富裕的正向效应；加强金融消费者教育，提升居民的金融素养和抗风险能力。     

数字普惠金融推动共同富裕的理论及实证研究

文章采用熵值法对13个影响共同富裕的指标进行赋权,得到各省份共同富裕程度的综合得分并据此进行排名。利用2011~2020年我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就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共同富裕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且其使用深度亦能显著促进共同富裕。区域异质性分析显示,除了东部地区以外,中西部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均促进了共同富裕,且尤以西部地区最为明显。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有效地打破融资壁垒,对推动共同富裕具有积极影响。基于此,应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提升农民的数字金融素养;制定差异化的数字普惠金融区域政策,因地制宜地促进共同富裕;优化金融结构,有效打破融资壁垒,从而促使数字普惠金融更好地推动共同富裕。     

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传统普惠金融的延续和发展,能够有效提升金融服务效率,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基于2011—2019年中国大陆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综合运用熵权TOPSIS、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机制和影响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但存在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享受数字金融技术红利更充分,而西部地区则享受了数字金融政策红利.此外,不同维度的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城镇的影响也呈现出异质性,金融数字化还不能发挥正向影响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资本错配、产业升级和环境规制是数字普惠金融影响新型城镇化的重要中介渠道.     

金融素养与居民财产性收入——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实证检验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数据,采用Probit和Tobit模型分析了金融素养对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影响.结果显示:金融素养对居民财产性收入获得和规模提升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在财产性收入结构方面,金融素养显著提高居民金融资产收入占比,而对土地房屋收入影响不显著.机制分析发现,居民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在金融素养影响财产性收入的过程中发挥中介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金融素养对居民财产性收入规模的影响呈现"马太效应",金融素养对城镇居民和风险偏好者财产性收入影响效应显著更大.     

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影响的差异性——基于地区与城乡视角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评析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家庭金融结构变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显著提高家庭配置风险金融资产的概率,并且对家庭配置风险金融资产的比例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结果在使用工具变量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影响在中西部地区和农村更为明显,可见数字普惠金融的包容性和普惠性对缩小城乡和地区差距有一定作用。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增收效应"来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家庭的收入,通过"教育效应"来提高家庭的金融素养,从而实现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     

居民数字金融素养度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22年中国居民数字金融素养问卷调查数据的实证检验

数字金融素养是数字经济时代体现金融素养的新维度和新领域,也是在微观层面衡量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指标。本研究以Lyons和Kass-Hanna对数字金融素养的分析框架为基础,利用1 506位中国居民数字金融素养问卷调研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确定了中国居民数字金融素养的构成维度,并通过多元回归分析实证检验了个体因素与家庭环境因素对居民数字金融素养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居民数字金融素养由金融知识、数字知识、数字金融可得性意识、数字金融参与性意识、数字金融使用技能和数字金融维权意识等六个维度构成;性别、教育水平、经管课程学习、个人收入、身体健康水平、家庭财商培养和家庭金融氛围等因素对居民数字金融素养水平存在正向影响,年龄因素对居民数字金融素养存在负向影响。本研究拓展了数字金融素养理论的应用边界,丰富了中国居民数字金融素养的相关文献,研究结论可以为提升我国居民数字金融素养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效应研究

数字普惠金的发展为实现“双碳”背景下绿色农业提供了可行的数字化路径。本文选取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碳排放强度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以上结论依然成立。(2)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碳减排通过农业技术进步效应得以实现,存在部分中介效应。(3)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对农业碳排放强度起负向影响,但影响程度大小存在差异。覆盖广度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4)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碳减排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数字普金融的抑制效应最高,其次是西部地区,而中部地区的抑制效应最低。本文丰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碳减排的理论机制和实践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市场化程度与共同富裕

本文基于2011—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共同富裕的影响及影响机制。运用熵值法测算我国各地区的共同富裕指数，通过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对影响机制进行相关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共同富裕存在着显著的正向作用，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南方的共同富裕的促进程度高于北方，而且市场化程度在数字普惠金融和共同富裕之间发挥了显著的中介效应，通过稳健性检验，以上研究结果仍然成立。该研究有助于探索共同富裕的影响机制，并对我国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提供理论依据。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

随着数字产业化的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正成为推动现代消费的重要元素之一.本文基于我国2011—2018年居民消费支出和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所带来的普惠效应有利于促进居民提高发展与享受型消费占比,实现消费结构升级;不同维度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差异,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都能促进消费结构升级,但使用深度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通过影响金融可及性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中介效应占比41.7％,而对于城镇居民来说直接效应比间接效应显著.     

社会互动、养老观念与居民商业养老保险参与

本文利用2015年和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混合截面数据,从内生互动和情景互动两个维度考察了社会互动对居民商业养老保险参与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社会互动对居民商业养老保险参与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这种促进作用主要通过情景互动产生。内生互动对城镇居民、从事金融投资群体及党员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其他群体的影响不显著。情景互动对所有群体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尤其对农村、中老年人、不从事金融投资群体及非党员的促进作用更大。作用机制分析表明,社会互动通过促进居民养老观念由传统依赖养老向现代独立养老转变,从而提高商业养老保险参与水平。本文的研究为在人口老龄化现状下促进商业养老保险发展提供了新的政策视角,即通过社会互动、改变居民传统养老观念来推动我国商业养老保险健康快速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企业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质量

本文基于中国数字金融研究中心2019年发布的省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利用全要素生产率指数衡量经济增长质量,运用工具变量法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并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机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呈现"U"型曲线关系,二者存在以企业技术创新为中介渠道的传导机制,即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企业的创新融资约束,激励创新研发活动,进而间接影响经济增长质量。此外,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表现在对中东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程度显著高于西部地区。     

数字普惠金融能促进共同富裕吗?

本文基于CHFS数据和北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提升家庭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差距,有利于促进共同富裕。家庭创业和金融市场参与是重要的作用机制。数字普惠金融对东部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更显著。为了进一步促进共同富裕,应完善中西部农村偏远落后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数字普惠金融业务和产品创新,加强低收入群体的金融素养教育及数字技能培训。     

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创新的影响机制——基于不同创新层次的维度

基于全国278个地级市2011—2020年的数据,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创新有显著的增益效果。分维度看,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对区域创新的促进效果最为显著,其次是使用深度,再次是数字化程度。分地区看,数字普惠金融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对区域创新的效果存在一定差距,对中部地区的区域创新活动增益效果显著大于东部、西部地区。分创新层次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各个层次的区域创新水平有突出的正向驱动效果。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提升金融效率和市场化水平进而促进区域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