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型时期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演进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进入转型时期，由于经济体制的转型，中国工业化的路径开始发生了变化，在制度变迁与结构转化的双重演进背景下，工业化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由国家工业化的方式演变为国家工业化与民间工业化同时并存的二元工业化模式。因此，新型工业化是以现有工业化为出发点的，分析经济转型时期的工业化进程及其影响因素，对新型工业化的政策制定与路径选择具有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工业结构的演变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工业化的加快推进,珠江三角洲的工业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文章在对其工业总产值和工业增加值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轻重工业结构、支柱工业结构和区域内部工业结构差异等诸多方面,对演变进行实证、动态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珠江三角洲工业结构优化过程明显,已进入到工业化中期阶段,呈重化工化趋势。     

我国工业结构变迁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我国工业化建设带动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但与此同时伴随的是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本文利用1978～2010年全国工业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时间序列数据检验城乡收入差距与工业结构的协整关系,分析工业结构的变迁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结果显示,重轻工业固定资产净值比值与城乡收入差距呈正相关关系,并且在1％显著水平下前者是后者的单向Granger原因;城市化水平和城镇失业率与城乡收入差距呈负相关关系.     

中国乡村工业发展的制度分析

笔者旨在分析中国乡村工业发展与制度变迁的关联性,以增强对制度变迁因素重要性的认识.文章回顾了中国乡村工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结构改善以及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巨大贡献,分析了廉价劳动力资源、农业剩余积累和市场环境等重要条件,在此基础上,强调了制度变迁对中国乡村工业增长与发展的根本性作用,为中国乡村工业化乃至国家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实现提供可选择的路径.     

中国地区工业化进程的综合评价和特征分析

本文旨在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工业结构、就业结构、空间结构等多方面对我国大陆所有省级区域的工业化水平进行评价。基于经典工业化理论选定了地区工业化综合评价体系的构成指标和相应的标志值,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了各个指标的权重,采用最新的第一次经济普查数据测算出各地区工业化水平,并用主成分分析对评价结果予以检验。本文的基本结论是:2004年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地区结构是一个典型的金字塔型,有向橄榄型结构演变的趋势;1995—2004年的10年中,绝大部分地区处于加速工业化阶段,但先进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的工业化差距在不断拉大;2000年以后,工业结构升级代替产业结构调整成为大部分地区工业化的主要动力。     

结构改革与中国工业增长

1978年以来,中国工业在持续的结构改革中经历了强劲的增长和生产率水平的不断提高。本文估算了工业分行业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发现1992年后,TFP增长超过了要素投入增长,但是TFP对工业增长的贡献在2001年后出现了下降。进一步对TFP增长分解后发现,由工业结构改革引致的行业间要素重置显然对改革开放期间中国工业生产率的提高乃至工业增长起到了实际推动作用,即结构红利是显著存在的,而2001年后要素配置效率的下降也成为同期TFP增长贡献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因素回归分析显示,中国要素市场的改革和工业行业的结构调整主导了要素配置效率变化的总体走势,并造成了不同行业要素配置效率的显著差异。     

中国工业结构变迁的驱动因素:1985-2010

本文在测度工业结构合理化和工业结构高度化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工业结构变迁驱动因素的理论分析框架,并运用VAR模型对工业结构合理化和工业结构高度化的驱动因素进行了经验分析。研究表明,自主创新能力、技术吸收能力、居民收入增长、国际贸易和市场化进程是驱动中国工业结构变迁的重要因素;但这些因素对工业结构合理化和工业结构高度化的影响存在着显著差异。在此基础上,实证考察了工业结构合理化和工业结构高度化的长短期关系,结果发现,中国工业结构高度化是引导工业结构合理化演进的长短期原因,但反向的因果关系却不存在。     

中国经济衰微与复兴的历史大转型分析

中国经济衰微与复兴的动态变迁过程是一系列多层次、大规模、不均衡转型的外在反映。本文构建"制度变迁—技术进步—结构转变"的理论分析框架对中国经济衰微与复兴的历史形成机制进行深层次解释。认为由盛转衰是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型的必然结果;建国以后经济复兴的重启得益于近代市场经济向计划经济的转型;1978年以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源自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而包容性制度环境的构建、经济开放度的提高、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以及供需结构的调整是中国经济由衰微走向复兴带来的重要启示。     

中国工业生产力“数量革命”的经验解释

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的基本原因是工业生产力革命,工业产品的数量增加超过了任何国家。制造业的市场规模每隔7年翻一番,其中劳动生产率的成倍增长是制造业产出成倍增长的最根本原因。对工业制成品的实际需求是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而增长的,那么以人均产出数和消费数来衡量工业产品增长的前景时,工业生产力将进一步扩大,中国也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化国家。     

中国工业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化取得了巨大成就。工业总产值保持持续快速增长,1978年～1996年平均增长15.10％,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已居世界前列;工业产业结构的重心实现了由轻工业向重工业的转移,1996年独立核算工业企业总产值中,重工业所占比重已达到56.97％;工业竞争力不断提高,在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每年发表的世界竞争力排名中,中国已由1994年的第34位逐年上升到1995年的第31位和1996年的第26位。     

数字经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机制与效应研究

剖析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经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机制，构建门槛效应模型，收集2011—2020年我国内地30个省份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升级相关数据，测度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经济的效应，并对各地区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水平的协同性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表明，数字产业化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倒U型递增影响效应，产业数字化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正向递增影响效应，相较于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效应更强；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正向递增影响效应；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协同水平可分为双高型、双低型、数字产业化加强型、产业数字化加强型。在此基础上，提出有效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针对性建议。     

中国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本文对我国1978～2002年产业结构变化状况和产业结构变化趋势进行定量分析,考察产业结构变动引起各产业部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作用的相应变化.实证检验表明,这一时期我国产业结构变动基本符合工业化发展的演变规律,但从我国经济发展的要求看,产业结构转换仍滞后于总量增长的要求;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需要着力解决"三农"问题、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加快发展第三产业.     

集群对低碳工业化自主创新的创导机制研究

能源短缺和气候变化的全球化问题促使低碳经济成为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发展低碳经济的关键在于走低碳工业化道路,而实现低碳工业化的突破口在于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低碳工业化自主创新程度直接影响低碳产业竞争力和碳减排目标的实现程度,但是我国低碳自主创新能力薄弱成为制约低碳工业化进程的重要瓶颈。文章阐述了低碳工业化与自主创新的关系,分析了集群对低碳工业化自主创新的创导作用及交互作用机理,构建了集群与低碳工业化自主创新的耦合螺旋模型,通过探讨制约集群导向进行低碳工业化自主创新的各种因素,进而得出结论,以集群为导向构建低碳工业化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机制是实现低碳工业化的重要途径,建议应积极推动传统产业结构向低碳产业结构转型、促进低碳产业链或低碳产业集群的形成、宣传低碳观念,营造低碳技术创新文化环境,构建低碳技术创新激励机制。     

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变动趋势、环境变化和调整思路

本文首先根据大量数据分析指出 ,90年代以来西部产业结构变动过程明显加速 ,专业化水平有所上升 ,变动方向基本正确 ,但产业竞争优势较弱 ,产业结构的综合素质普遍较低 ,与东部的差距继续拉大。其次 ,从工业化加速、市场格局巨变、市场化改革、全国产业布局重组等方面 ,分析了西部产业结构变动的成因和机理。最后提出 ,国内外市场需求变化和经济全球化加速对西部产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西部迫切需要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结构调整的新途径 ,走适合区情的产业发展新路子。     

新型工业化道路中的产业结构变动与就业效应分析

文章对改革开放后我国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变动的一般规律进行了实证分析,对工业化道路新阶段产业结构的特征进行了国际比较,通过产业结构变动的视角分析了就业结构变动的规律。     

工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基于中国经济数据的分析

经济增长过程中伴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工资不但可以通过工资差异激励劳动力从低效率产业向高效率产业流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而且可以通过改变消费结构和投资结构进而影响产业结构演变,并为产业结构升级储备高级人才。本文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工资与产业结构的经济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得出:工资与产业结构之间是正向的相关关系,且两者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因此,工资水平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武汉市城市化进程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武汉市1990年、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和各乡镇、街道1949～2002年户籍人口统计资料,对武汉市城市化历史进程、现状、市内城市化差异进行综合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从1949～2002年,武汉市城市化进程曲折缓慢,武汉市城市化水平较低,城市化水平明显落后于工业化和非农就业水平,城区与郊区之间城市化进程差异明显.变"在控制中发展"为"发展中控制"是武汉市城市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创新要素流动与产业结构变迁关系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创新要素流动既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关键，又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内在动力，反之，产业结构变迁又会通过微观效应推动创新主体创新。基于1998-2018年内地30个省市面板数据，研究了创新要素流动与产业结构变迁的互动关系及空间溢出效应。回归结果表明：R&D人员流动对本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以及其它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具有促进作用，同时，抑制了本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与溢出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R&D资本流动对本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以及其它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具有抑制作用，但是对本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以及其它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促进作用；产业结构合理化对R&D人员及R&D资本流动具有促进作用，但是抑制了其它地区的R&D资本流动。     

工业适度重型化背景下的低碳路径选择：基于广东工业的实证分析

对工业适度重型化背景下的高碳发展惯性特征进行分析和预测,并以广东为重点,利用对数平均权重分解法（ LMDI）研究工业能源消费历史碳排放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广东工业重型化和高碳化在未来一段时期仍将处于惯性高位区间,工业碳排放峰值预计出现在2025年左右;由技术进步诱发的能源效率提升是过去十多年来碳排放增长减缓的主要影响因素,而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尚未发挥足够的降碳效应。结合广东工业适度重型化发展特征,研究认为,能源效率提升仍是现阶段广东工业碳减排的主要途径。随着技术进步效应的边际递减,中远期碳减排的主要动力源于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优化。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工业结构变化

理论分析显示经济全球化能通过固定资产投资、制度变迁和劳动力等因素引发中国工业结构变化。运用协整分析和ECM等方法实证检验显示长期内经济全球化增长1%将促使我国工业结构变化0.27%,固定资产投资、制度变迁和劳动力均能促进我国工业结构变化,而短期内经济全球化和劳动力可能制约工业结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