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企业进口关税优惠政策的取消对外资流入的影响分析

对进口关税优惠政策的取消是否显著地减少了外资流入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外资企业进口关税优惠政策取消当年.流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额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显著增加.增加的外资额更多地流入了那些未曾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地区,这有利于外资在中国各地区的均衡分布.由于进口关税优惠政策是唯一经历了实施和取消过程的外商投资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因此对它的研究有助于我们预测即将实行的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对流入中国的外资额的影响.     

疫情改变了我国FDI流入的影响因素吗?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的统计数据,疫情对FDI的影响程度已经远超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在此背景下,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探讨疫情对中国FDI流入的影响、疫情是否改变了我国FDI流入的影响因素和疫情常态化下我国FDI流入恢复的支撑因素等。断点回归模型结果显示,新冠疫情对各样本省市FDI流入的影响属于中短期效应,疫情并没有导致影响样本省市FDI流入的因素发生本质变化,且各样本省市FDI流入受疫情影响不同、恢复快慢也不同。进一步的统计分析和实证检验显示,FDI流入在样本省市均具有较强的惯性,中部地区的湖北和江西FDI流入受经济变量的影响比较显著,而东部地区的广东、江苏和上海FDI流入的影响因素应更多地考虑营商环境、产业结构特征和人力资本等,此外基础设施对样本省市FDI流入的影响并不显著。     

FDI对我国碳排放效应的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随着低碳经济被提上议事日程,作为全球第二大FDI流入国和第二大CO2排放国,中国FDI的流入对其碳排放量究竟起何作用?本文就这一问题,利用我国30个省2003-2010年的数据,对FDI对我国的碳排放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全国范围内,FDI的流入对我国碳排放量的增长不具有明显的正相关性。进一步对东中西三个地区的考察发现,FDI碳排放的影响呈由东至西递增的特征。     

外国直接投资大量流入对我国国际收支的影响分析

在中国显著的经济增长中，FDI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FDI的大量流入从中长期来看潜在着不容忽视的风险，仍将有诱发危机的可能。本文通过对近年来我国FDI发展速度与增长规模的考察，着重分析了FDI的大量流入对我国国际收支乃至金融经济安全的某些负面影响。     

金融发展促进中国技术创新的空间面板计量分析

本文运用空间面板计量方法研究了金融发展与中国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技术创新具有明显的空间相关性。非国有部门贷款／GDP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股票市场对技术创新的正向促进作用不明显;保险市场对技术创新具有较大的推动作用;科研经费投入和人力资本水平均是推动技术创新的主要因素;但是,FDI对我国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     

所得税优惠政策对浙江省企业R&D影响的量化分析

浙江省是高科技民营企业较为集中的省份.国家所得税优惠政策重在扶持引导高新技术企业持续进行科技研发,提高企业科技竞争力.通过量化分析,找出所得税优惠政策与企业R&D投入的相关性结论,对于国家改进和完善税收优惠政策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基于对浙江省上市高新技术企业2014-2018年公布的R&D投入年度数据的分析,发现所得税优惠政策总体上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对企业申请的专利数并无显著影响.多因素,多角度考虑企业创新的要因,有针对性地综合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可以更有效地促进企业创新和发展.     

FDI、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互动关系实证分析——以1984～2010年江西省时间序列为例

江西作为我国欠发达省份,FDI、城市化与经济实力一直处于较低水平,如何提升三项指标,加速江西崛起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本文根据江西省1984~2010年时序数据,用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构建联立方程模型,分析上述三个指标的关系及各自影响因素。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工业化是推进城市化的主要手段;第二,市场规模及市场开放度是吸引FDI的主要原因,城市化的推动对FDI的流入有反向作用;第三,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在于城市化和地区投资。     

FDI的溢出效应:基于江苏制造业面板数据的估计

一直以来,FDI的溢出效应备受理论界的关注。由于各地区数据生成过程差异很大,利用全国数据来估计溢出效应会产生较大的偏误,而缩小考察范围是一个可行的思路。江苏省作为全国FDI流入最多的省份,其FDI溢出效应问题理应得到深入分析。本文基于江苏省2位数制造业行业数据,分别建立静态面板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并依据数据生成过程特征主要使用了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结果表明,通过动态模型控制了FDI内生性后其对内资企业的溢出效应大大变弱;高外资比重行业的FDI存在较强的竞争性挤出效应。     

长三角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实证分析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外商直接投资在长三角经济中的作用日益突出。文章利用1995-2007年长三角地区城市面板数据,检验了市场规模、城市化水平、政府干预程度等因素对长三角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文章发现,市场规模和城市化水平对长三角各市FDI的流入具有正向的显著影响;政府干预程度对长三角各市FDI的流入具有负向的显著影响。     

环境规制与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变化——基于DEA多重分解的实证研究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产能过剩和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国际投资环境不容乐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必要举措。本文探索环境规制下我国FDI变化的影响因素,通过FDI的子向量距离函数定义“环境规制生产技术”和“非环境规制生产技术”,以此构造环境规制的成本效应,测度中国30个省份1999-2015年的环境规制成本,并在此基础上对实际FDI的变化进行分解。本文的主要结论有:2001年后,中国各省份的环境规制成本呈现整体上升趋势,东部地区的环境规制效果最为明显;环境规制下,中国各省份的实际FDI增速先加快后减缓,2015年之前,第二产业对FDI的吸引力最强,2014年开始,第三产业对FDI的吸引显著增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初显成效,促进了我国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反事实检验显示导致各个时期FDI变化的影响因素不尽相同,但随着改革开放的力度不断加大,全要素生产率和产业结构对FDI分布的影响显著增强。     

长三角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实证分析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外商直接投资在长三角经济中的作用日益突出。文章利用1995-2007年长三角地区城市面板数据,检验了市场规模、城市化水平、政府干预程度等因素对长三角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文章发现,市场规模和城市化水平对长三角各市FDI的流入具有正向的显著影响;政府干预程度对长三角各市FDI的流入具有负向的显著影响。     

中国吸收FDI对港台地区的挤出效应分析

本文利用FDI流入量的决策模型,根据1984-2005年美国对中国和香港、台湾的FDI的相关数据,发现中国大陆的FDI流入没有对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造成挤出效应。相反,中国每年的FDI流入反而促进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吸引外资的流入。根据格兰杰因果分析的结果,我们还发现,中国的FDI流入与中国台湾的FDI流入量之间存在单身的格兰杰因果效应,也就是说,中国的FDI流入确实是导致中国台湾的FDI流入量增加的格兰杰原因。但是中国的FDI流入与中国香港的FDI流入量之间却不存在任何的格兰杰因果关系。     

汇改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我国FDI流入的影响

本文利用2005年3季度到2011年4季度数据,运用误差修正模型对汇率改革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我国FDI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检验,得出结论:在长期中,我国FDI的流入主要由于我国GDP的高速增长,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化对其影响并不显著;从短期看,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对FDI流入有负面影响。因而,稳定的人民币汇率将有助于我国短期FDI的流入。     

汇改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我国FDI流入的影响

本文利用2005年3季度到2011年4季度数据,运用误差修正模型对汇率改革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我国FDI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检验,得出结论:在长期中,我国 FDI的流入主要由于我国GDP的高速增长,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化对其影响并不显著;从短期看,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对FDI流入有负面影响.因而,稳定的人民币汇率将有助于我国短期FDI的流入     

FDI、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中国大陆30个省份(除西藏外)2005-2014年数据,通过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FDI和环境规制对于碳排放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首先,FDI与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具有正相关性;其次,环境规制与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具有显著负相关性.最后,我国整体二者交互作用二氧化碳排放系数为负,结果显著.因此应该加强对FDI的甄选,制定不同的环境规制标准.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错位与FDI流入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的月度数据测算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错位程度,并在此基础上考察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错位与我国FDI流入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长期内,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错位是FDI流入的显著影响因素;短期内,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错位对FDI流入产生滞后的影响效应。     

汇率波动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本文运用GARCH模型分析了实际汇率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影响,结果表明实际汇率对我国FDI流入有正效应,即实际汇率上升(人民币贬值)会增加FDI流入;而实际汇率不确定性增大对我国FDI流入有比较显著的负效应,即实际汇率不确定性提高会导致FDI流入减少。虽然这两种效应都比较弱,但在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之后,重要的是确保汇率在合适的范围内波动,减少不确定性,以免对FDI的流入产生负面的影响。     

中国外汇储备的结构性风险和规模适度性的分析

本文从中国外汇储备的结构性现状入手,剖析了外汇储备高速增长的阶段性特点和结构性影响因素,通过相关性分析,指出FDI流入、外债增量和贸易差额依次是三个影响力较强的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对外资流入的外汇储备做了成本-收益分析,指出外汇储备相对过剩的结论。最后提出了在既定外汇储备规模下降低外汇储备风险的直接和间接措施。     

汇率、工资和经济增长对我国FDI流入的影响——基于全国与地区层面的实证检验

本文首先采用1983-2010年的全国总体数据,构建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实证研究汇率、工资和经济增长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影响的长期均衡与短期动态关系。从检验结果来看,人民币升值和工资上涨无论长短期内均会抑制FDI流入,而经济增长会促进FDI流入;汇率和经济增长为外商直接投资单向的Granger原因,而工资和外商直接投资之间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同时,通过对1990-2010年各地区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人民币升值对东北地区FDI流入的影响最小,其影响程度远小于平均水平;工资上涨对东部FDI流入的影响最小;经济增长对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FDI流入的影响程度均大于平均水平,而对东部FDI流入的影响程度小于平均水平。     

FDI的流入与我国国际收支关系的分析

在中国显著的经济增长中,外商直接投资(FDI)发挥了重要的作用。FDI是直接进入一国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股权投资,它对一国的国际收支有着直接影响。本文通过对近年来我国FDI发展速度与增长规模的考察,着重分析了FDI的流入对我国国际收支的影响,及根据国际收支状况的风险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