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财政教育支出与人力资本积累 ——基于我国"政府—市场"二元作用的思考

从现代人力资本理论投资视角出发,基于我国"政府—市场"二元作用,将金融发展与财政教育支出纳入同一研究框架,选取2003—2018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使用系统GMM方法,实证探讨我国金融发展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效用.研究发现,金融发展显著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且在此过程中,财政教育支出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即金融发展能够通过影响财政教育支出对人力资本积累产生促进作用;此外,金融发展与财政教育支出在促进人力资本积累过程中表现为互补关系.这表明,要充分发挥"政府—市场二元协同"经济理性,健全现代金融体系,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加大公共财政教育投入,优化教育投入结构,为我国早日实现人力资源强国目标,提供强有力的人力资本支撑.     

财政分权对黑龙江省教育支出规模的影响研究

在新一轮东北振兴的关键时期,教育仍应摆在重要位置.长期以来,黑龙江省教育支出存在着投入规模不足、县级政府支出压力过大、事权划分不明晰等问题,这与财政收入分权及财政支出分权的不完全匹配有一定的关系.通过黑龙江省2011至2018年的数据,构建TAR门限自回归计量模型,得出了财政收支分权均对教育支出规模存在正向影响的结论,即增大财政分权度有利于地方政府增加对教育的投入力度,财政支出分权对教育支出规模有显著的门限效应,门限值为0.8023.     

河南省助推农业经济发展的财政支农政策研究

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保障。鉴于农业的弱质性,财政支持成为推动农业发展的主要手段。近年来,河南省财政支农支出稳定增长,但增长率波动缺乏稳定性,农业产出的增速也呈现波动趋势,财政支农政策对于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助推作用仍需进一步研究。为发现财政支农政策与农业经济发展的关系,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并对河南省地级市的数据进行异质性分析。结合河南省实际,应健全财政支农法规、财政支农有法可依,合理增加财政支农投入、扩大财政支农规模,大力扶持地方农业特色产业、优化财政支农结构,明确各级部门监管责任、提高财政监管力度,提高支农资金利用效率、缓解政府财政压力,以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农政策,确保河南省农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我国财政科技支出结构分析

政府资金是科技资金的主要来源之一,对财政科技投入结构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科技支出结构的分析,发现我国财政科技支出结构存在着如基础研究投入不足等不合理问题,据此出一些建议。     

财政科技支出竞争是否促进了区域创新绩效提升?——基于研发要素流动的视角北大核心CSSCI

基于研发要素流动的视角,系统阐述了财政科技支出竞争影响区域创新绩效的内在机理,采用2007-2015年中国333个地级行政区域的面板数据,借鉴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分析思路,并基于地理邻接、空间距离、行政邻接和经济空间距离四个维度的地方政府竞争关系,实证考察了地方政府财政科技支出竞争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地方政府财政科技支出竞争对区域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呈现出显著的时间特征。研发人员流动能够有效地发挥地方政府财政科技支出的竞争激励效应,从而促进区域创新绩效的提升,但是研发资本流动的影响路径是不显著的。地方政府财政科技支出竞争也是影响区域创新差距及其空间格局演变的重要因素。研究结论对优化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促进创新型国家建设提供启示。     

财政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以安徽省为例

随着我国国民综合素质水平的提高,教育成为了影响人力资本的一个重要因素。安徽省作为我国大陆东部省市,经济水平和教育发展水平与其相邻的东部沿海省市相比,还存在着较大差距,因此,有必要对安徽省财政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进行具体研究。本文通过查阅资料,搜索相关文献,整理出相关数据,利用EVIEWS计量软件进行回归,得出了财政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作用效果,分析了财政教育支出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从而提出与财政教育支出相关的建议,促进安徽省经济更好发展。     

我国财政科技支出结构分析

政府资金是科技资金的主要来源之一,对财政科技投入结构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科技支出结构的分析,发现我国财政科技支出结构存在着如基础研究投入不足等不合理问题,据此出一些建议.     

新中国政府财政教育支出基本矛盾的研判

纵观新中国50多年政府财政教育支出的历程，其基本矛盾表现为政府财政教育支出供应紧缺与社会公众受教育需求日益膨胀之间的矛盾。它实质上是社会基本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在教育财政中的具体反映。从生产力的角度来看，主要体现在教育财政资源配置的层面上；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看，重点反映在利益关系调整的层面上。本文以教育财政资源配置和利益关系调整为线索，对建国以来中国政府财政教育支出基本矛盾进行了回顾和分析，并预计了未来政府财政教育支出矛盾变化趋向。     

财政竞争与地方政府的政策选择——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1997-200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利用交互项系数符号的估计来研究财政竞争下地方政府税负、公共投入支出和公共服务支出三种政策工具之间的相互影响。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地方政府的三种政策工具是相辅相成的,同时交互项的作用也存在着地区的差异,最后我们计算并比较了税负、公共服务支出和公共投入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边际影响。上述研究结果为我们理解当前地方政府间财政竞争的特征和今后构建合理的财政制度提供有益的参考。     

财政分权、政府竞争和地方公共卫生投入

本文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计量经济方法,探讨了中国式财政分权及建立于此基础上的政府竞争对地方政府公共卫生投入的影响。结果表明:财政分权本身对地方政府公共卫生支出有一定的正向作用,政府竞争本身的影响存在着地区异质性差异,而较高的财政分权与政府竞争结合在一起时,会对地方政府公共卫生支出产生负向激励。此外,本研究还发现了地方政府公共卫生投入在中西部地区存在着较显著的库兹涅茨倒U曲线现象,以及人口老龄化、城镇化过程中公共卫生配套投入不足等问题。     

消费信贷与家庭人力资本投资

已有丰富的文献考察了消费信贷对家庭消费和投资行为的影响，但少有研究关注其对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对于人力资本积累、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基于此，本文考察了信用卡使用对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主要发现如下：信用卡使用显著增加了家庭人力资本投资，且这一效应具有长期动态影响并对城市、高收入、高教育程度家庭影响更为显著，这意味着信用卡消费信贷可能会增加人力资本不平等。进一步研究发现，家庭会增加劳动力供给来应对人力资本支出的增加。机制分析表明，信用卡使用主要通过增加家庭消费投资、促进消费升级、缓解家庭预算约束三种途径促进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引导消费信贷流向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领域，可助力于消费升级与人力资本积累，从而为经济发展提供新动能。     

普惠金融与创业:“授人以鱼”还是“授人以渔”？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推进的关键时期,本文考察了普惠金融对创业的影响和作用。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创业具备显著的增进效应。考虑多种模型设定、不同自变量和因变量度量方式以及内生性问题讨论的稳健性检验均不改变本文的主要结论。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普惠金融影响创业的作用机制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普惠金融并没有通过缓解家庭资金约束来促进创业,普惠金融对创业的增进作用主要来源于对居民金融能力的提升。随后,本文实证检验了金融教育对普惠金融影响创业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随着金融教育的普及,普惠金融发展对创业的促进作用将加强。区分普惠金融不同维度可以发现,金融教育对普惠金融影响创业的调节作用,是通过提高金融服务使用度对创业的增进效应实现的。本文的研究表明,相较于传统金融发展,实现金融广化更有助于居民创业精神的激发。     

产业结构、储蓄对教育财政的挤出效应分析:空间计量方法

通过空间计量实证方法发现,工业比重和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呈负向显著关系,表明了产业结构对教育财政投入会形成挤出影响,当中国大多数县还处于工业化初期发展阶段,需要把资源更多地配置到工业发展上,进而对教育投入产生了挤出效应。居民储蓄行为也会对教育财政产生挤出影响,人均储蓄额越高,那么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越低。这是因为存在预防性储蓄,导致了对教育投入的挤出效应。     

房价预期与城镇居民家庭股市参与——理论探讨与微观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和实证检验分析了房价预期与家庭股市参与的关系,考察了行为金融偏差在房价预期影响股市参与过程中的作用,并根据背景风险、社会网络和户主特征进行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1)房价上涨预期通过降低居民家庭的股票收益率预期和增加住房资产,进而降低居民家庭的股市参与概率和参与程度;(2)“心理账户”以及“有限关注”的存在显著弱化了房价上涨预期对家庭股市参与的负向作用;(3)房价上涨预期对股市参与概率和参与程度的负向作用在收入风险更高、健康状况更差、社会网络水平较低以及受教育程度偏低的家庭中更大。因此,稳定房价预期能够通过提升家庭股市参与,进而从需求角度促进股票市场的健康发展。     

Human capital and optimal positive taxation of capital income

This paper analyzes optimal linear and non-linear taxes on capital and labor incomes in a life-cycle model of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financial savings, and labor supply with heterogenous individuals. A dual income tax with a positive marginal tax rate on not only labor income but also capital income is optimal. The positive tax on capital income serves to alleviate the distortions of the labor tax on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The optimal marginal tax rate on capital income is lower than that on labor income if savings are elastic compared to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substitution between verifiable and non-verifiable inputs in human capital formation is difficult, and most investments in human capital are verifiable so that education subsidies can directly reduce the tax wedge on learning. Numerical calculations suggest that the optimal marginal tax rate on capital income is substantial.     

Inflation,wealth and interest rates in an intertemporal optimizing model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rowth of the money supply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 in a monetary optimizing model.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we show that a large intertemporal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 makes the nominal rates of interest undershoot its long-term value, that a low elasticity gives rise to overshooting, while a unitary elasticity is shown to make the nominal rate of interest a constant. These considerations plus explicit attention paid to the income and substitution effects induced by the changes in the nominal rates of interest provide us with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growth of money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     

产假政策与子女长期人力资本积累

本文使用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以1988年9月中国历史上最大一次产假延长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通过RD方法克服断点前后个体异质性,估算了产假政策变动对子女长期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结论显示,产假时间的延长对子女长期人力资本积累具有积极影响,显著增加了他们的实际受教育年限。排除相关改革的干扰后,这种影响仍显著存在。然而,这种影响存在较大的异质性,经济地位相对更高的女性以及本地女性子女的受益程度相对更大。产生这种现象的内在机制,并非是通过改善个体的健康或家庭经济资源这种间接方式,而是通过正式照料的直接方式。因此,适当延长产假对中国增加代际人力资本积累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下一阶段的人口政策调整,需要认识到产假政策在长期人力资本积累中的重要意义,进而实现从数量型的扩张转变为质量型的改善。     

移动支付对中国家庭储蓄率的影响

中国的高储蓄问题由来已久,降低家庭储蓄率、提高消费有助于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本文基于2017年和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实证研究了移动支付对中国家庭储蓄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移动支付显著降低了家庭储蓄率。进一步研究发现,缓解流动性约束、信贷约束和扩大社会网络是移动支付降低家庭储蓄率的主要途径。此外,移动支付显著降低家庭为应对健康风险、医疗风险、失业风险、收入风险等不确定性而进行的预防性储蓄。地区异质性分析显示,移动支付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在西部地区、四五线城市、农村地区更大。家庭特征异质性分析显示,移动支付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在农业户口家庭、中低收入家庭、低受教育水平家庭中效果更加突出。本文研究为理解中国高储蓄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可为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基础设施投资、教育支出与经济增长——基础设施投资“挤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把基础设施投资和教育支出放入到理论模型中进行分析,得出基础设施投资和教育支出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假定,来判断我国基础设施投资是否存在对人力资本积累的"挤出效应",以及这个"挤出效应"是否阻碍经济持续有效增长;利用1980～2010年的数据通过误差修正模型进行验证,实证结果显示:基础设施投资已经对人力资本积累产生了"挤出效应";人力资本投资显示出比基础设施投资更强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性。     

数字普惠金融与未预期风险应对:理论与实证

本文构建理论模型刻画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未预期风险应对的影响,并基于世界银行2014年和2017年中国普惠金融微观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提高居民风险应对能力,增强贫困人口抵抗风险冲击的韧性。但考虑个体多重借贷行为后发现,适度借贷有益于改善居民风险分担,过度借贷则会损害其风险防御能力,进而弱化数字普惠金融的风险平滑效应,这意味着数字普惠金融增强居民风险应对能力是建立在理性借贷基础之上。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还能帮助遭受风险冲击的家庭平稳消费,这一影响主要来源于对非耐用品支出的促进作用。此外,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在扩大风险分担网络、增进信任机制、培养金融习惯以及提升服务效率等方面带来重要影响。本文为我国推进数字技术与普惠金融融合创新,营造健康数字普惠金融生态圈提供了一定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