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居民杠杆率吗? ——来自2011—2018年30个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随着数字技术更迭推新,数字普惠金融迎来了跨越式发展,其零距离接触长尾客户群体、提供低价便捷的服务,延伸了金融服务半径,满足了中低收入家庭的借贷需求,对居民杠杆率的传导效应不容忽视.本文利用2011—2018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与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相关经济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杠杆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杠杆率产生正向影响.分维度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主要通过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居民杠杆率产生正向影响.(2)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杠杆率的影响随着杠杆率分位数水平的上升而下降;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西部地区和中高收入群体影响程度较大.本研究的发现为认识居民杠杆率成因提供了新的证据,也为有关部门分类施策管控居民杠杆率提供了经验证据.     

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影响的差异性——基于地区与城乡视角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评析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家庭金融结构变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显著提高家庭配置风险金融资产的概率,并且对家庭配置风险金融资产的比例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结果在使用工具变量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影响在中西部地区和农村更为明显,可见数字普惠金融的包容性和普惠性对缩小城乡和地区差距有一定作用。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增收效应"来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家庭的收入,通过"教育效应"来提高家庭的金融素养,从而实现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能否抑制企业委托理财？

本文匹配了省级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和上市公司数据,将2011-2020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委托理财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抑制企业委托理财行为。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可以减少超额银行信贷、降低金融回报率、缩减影子银行规模,从而抑制企业委托理财;异质性分析发现,在融资约束较低、企业内部风险较低、外部市场竞争程度较低、国有企业以及制度环境较差地区中,该抑制效应更加显著。     

普惠金融与创业:“授人以鱼”还是“授人以渔”？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推进的关键时期,本文考察了普惠金融对创业的影响和作用。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创业具备显著的增进效应。考虑多种模型设定、不同自变量和因变量度量方式以及内生性问题讨论的稳健性检验均不改变本文的主要结论。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普惠金融影响创业的作用机制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普惠金融并没有通过缓解家庭资金约束来促进创业,普惠金融对创业的增进作用主要来源于对居民金融能力的提升。随后,本文实证检验了金融教育对普惠金融影响创业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随着金融教育的普及,普惠金融发展对创业的促进作用将加强。区分普惠金融不同维度可以发现,金融教育对普惠金融影响创业的调节作用,是通过提高金融服务使用度对创业的增进效应实现的。本文的研究表明,相较于传统金融发展,实现金融广化更有助于居民创业精神的激发。     

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研究

面对深刻变化的国际环境，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强化消费的基础性作用，既是促进经济复苏的重要手段，也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现实需要。本文选取2013—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通过面板门槛效应模型，研究在数字普惠金融作用于居民消费升级过程中居民杠杆率是否能起到门槛值的作用，以此实现在控制家庭负债风险的同时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效果。结果表明，当居民杠杆率超过某一门槛值时，数字普惠金融对消费升级的促进作用增强，削弱作用衰减，并且存在区域异质性。基于此，本文提出推进数字普惠金融个性化定制、推进城镇化建设、改善基础设施建议、缩小收入差距、提升居民借贷信心等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农村劳动力就业与农村居民消费

当今时代,数字经济不仅是社会发展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也成为影响居民生活方式的重要因素。本文基于2011-202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会显著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分项消费的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主要作用于基本生活资料消费。分区域的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在西部地区更明显。从影响机制看,数字普惠金融会对农村劳动力就业产生正向影响,从而提高农村居民消费。     

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面板数据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和机制.研究发现,当前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表现为促进效应,但存在一定程度的结构性矛盾.数字普惠金融的数字化程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表现为倒N形,具有抑制效应;进一步的影响机制检验表明,经济结构不合理是抑制效应产生的深层次原因.     

数字普惠金融、收入分配与居民消费升级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一种新兴的金融服务,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具有重要的促进居民消费升级的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平台可以为居民提供更加灵活、便捷的金融服务,同时促进金融服务的普及和使用,从而提高居民的购买能力和消费水平,推动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对于完善金融服务体系、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取2011-2020年我国281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通过双向固定效应的面板回归,并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作为中介变量分析数字数字普惠金融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和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具有明显的促进效果,且通过影响收入分配间接影响居民消费升级;在区域异质性分析中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不平均对居民消费升级产生不利影响,且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受到人口条件和消费水平的制约。     

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市民金融健康的影响:促进还是挤出?

本文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市民金融健康的影响,并重点探讨金融素养在其中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市民金融健康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同时新市民的金融素养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桥梁纽带作用。但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市民金融健康的影响存在地区和人口特征的差异,但无论是地区整体还是新市民个体,并不是其发展程度越高,数字普惠金融对其金融健康的促进效应就越大,相反,真正需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来提升金融健康的新市民往往是微弱群体,这也证明了数字普惠金融的数字普惠性。对此,建议持续拓展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夯实新市民金融健康提质基础,同时加强金融素质教育,建好新市民金融健康的提升桥梁,并完善风险防控机制,筑牢新市民金融健康风险屏障。     

数字普惠金融能降低影子银行规模吗?

通过研究数字普惠金融政策对国内影子银行的影响,基于2011—2019年我国173家商业银行非平衡面板数据,利用系统GMM和DID模型实证分析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政策的推行降低了国内影子银行规模;(2)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加强"风险约束"和缓解"融资约束"途径可以降低国内影子银行规模;(3)宏观货币政策环境的调节机制表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弱化了数字普惠金融降低影子银行规模的效果;(4)微观银行特征异质性表明,大型、高资产规模、低资本充足率的银行更能降低影子银行的规模;(5)相比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实施数字普惠金融政策对影子银行的约束作用更明显.     

数字金融发展是否存在马太效应？——贫困户与非贫困户的经验比较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存在马太效应,贫困户和非贫困户之间的收入不平等是否会因此而加剧值得深入研究。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从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来考察数字金融发展是否存在马太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贫困户可借助数字金融平滑生存型消费和积累发展型要素,但效果并不显著,而非贫困户在有效利用数字金融功能防范风险、平滑消费、积累要素的同时,还能休闲娱乐,数字金融发展的马太效应明显;不同数字金融产品的马太效应具有显著差异,数字征信的效应最大,数字信贷、数字支付次之;数字金融发展对不同收入差距类型的影响具有显著异质性,对经营性收入差距的影响最为明显。本文为研究数字普惠金融提供了新的视角,可为未来数字金融缩小收入差距政策的制定提供有益参考。     

债务杠杆、财务脆弱性与家庭异质性消费行为

本文通过引入财务脆弱性来描述家庭无法及时或完全履行偿债义务而发生的财务困境,实证分析了债务杠杆对家庭消费的异质性影响。理论机制分析和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家庭债务杠杆会提升财务脆弱性,从而弱化跨期消费平滑能力,强化消费预算约束,导致家庭落入“高边际消费倾向、低消费支出水平”的低层次消费路径上。进一步分析发现,对于通过负债投资多套房的家庭而言,高债务杠杆会明显增加不确定冲击下的财务脆弱性,进而对消费产生更大的抑制效应;亲友民间借贷的履约机制相对灵活,可以缓解财务脆弱性对家庭消费的抑制效应;债务杠杆上升引致的财务脆弱性,对耐用消费品支出的压缩效应大于非耐用消费品,对农村家庭消费支出的挤占效应大于城镇家庭。本文的研究为我国“不宜依赖消费金融扩大消费”“规范发展消费信贷”等提供了理论解释,对金融服务促进消费发展具有一定政策启示。     

购房借贷约束与缴存家庭消费——基于公积金运营流动性视角的分析

研究制约住房公积金制度效率的因素及作用机制,对保障国民安居、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鉴于此,本文首先通过构建理论模型,阐述了流动性压力下,公积金对缴存家庭贷款决策与消费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对理论假说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借贷约束会显著降低缴存家庭使用公积金贷款的概率;流动性压力是公积金管理机构提高贷款门槛,从而降低借贷受约束家庭使用公积金贷款概率的重要原因;未获得公积金贷款支持的缴存家庭因购房成本的增加,家庭的非耐用品消费受到显著抑制。本文进一步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处理内生性问题,识别结果显示上述结论稳健可靠。本文研究表明:改善运营资金流动性不仅有助于提高公积金制度的运行效率,完善我国的住房保障体系,还有助于促进居民消费,提振内需,并为企业减费降负提供有效支持。     

差别化存款保险费率与银行风险承担——基于我国农村银行的经验证据

本文拓展了Freixas and Rochet(2008)的理论模型,证明存款保险差别化费率机制对银行风险承担具有抑制作用,在此基础上选取我国农村银行为研究对象,运用2015—2019年某省119家法人投保机构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引入差别化费率设计显著降低了农村银行的风险承担;这一作用存在异质性,对于自身风险承担水平较低、资产规模较大的农村银行来说,抑制作用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差别化费率机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农信社改制短期内对农商行风险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本文结论对加强存款保险制度的早期纠正功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以及深化农村金融机构改革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参考价值。     

中国家庭偿债能力:衡量与影响因素

居民部门债务的快速增长和过度累积可能导致经济体系产生潜在的金融风险。本文以2011-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为研究样本,选取了综合衡量家庭偿债能力的指标,并根据宏观层面的不良贷款率对该指标进行校准。进一步地,本文基于衡量结果分析了我国家庭偿债能力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第一,2011-2017年期间我国金融脆弱性家庭占比呈逐年上升趋势,且现阶段我国金融脆弱性家庭变动状况存在明显的人群异质性和地区异质性。应警惕居民部门杠杆率过快上升的透支效应和潜在风险,关注低收入家庭的偿债风险。第二,购房预期收益上升使家庭产生加杠杆行为,导致家庭过度负债从而使家庭偿债能力进一步恶化。本研究对我国居民部门的金融风险监测、评估和预警有一定启示。     

消费信贷与家庭人力资本投资

已有丰富的文献考察了消费信贷对家庭消费和投资行为的影响，但少有研究关注其对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对于人力资本积累、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基于此，本文考察了信用卡使用对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主要发现如下：信用卡使用显著增加了家庭人力资本投资，且这一效应具有长期动态影响并对城市、高收入、高教育程度家庭影响更为显著，这意味着信用卡消费信贷可能会增加人力资本不平等。进一步研究发现，家庭会增加劳动力供给来应对人力资本支出的增加。机制分析表明，信用卡使用主要通过增加家庭消费投资、促进消费升级、缓解家庭预算约束三种途径促进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引导消费信贷流向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领域，可助力于消费升级与人力资本积累，从而为经济发展提供新动能。     

中国的“影子保险”:来自监管自然实验的证据

影子保险在金融稳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现有文献较多关注影子银行,对影子保险关注不足。“影子保险”即保险公司通过再保险方式将保险业务转移给不受监管或者受监管较弱的关联企业的活动,这会推高其真实的杠杆水平,增加金融体系脆弱性。然而,由于影子保险的不透明性和缺少自然实验,现有研究仅基于有限数据或模型给出简单的特征事实或结构性估计,很少能从因果关系上清楚地识别影子保险活动及其机制。本文利用中国加强对中资保险公司(处理组)再保险关联交易监管的政策冲击这一自然实验,使用微观数据和双重差分方法,识别了中国金融体系中的影子保险活动。研究发现,相关监管有效降低了影子保险活动,这一效应对集团公司的影响尤为显著;在机制方面,相关监管通过影响中资保险公司资产负债表两端的结构性调整进而降低了其风险承担行为,提高了经营稳定性。本文方法对识别金融机构的监管套利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住房价格、金融稳定与宏观审慎政策

本文通过建立包含异质性家庭、异质性厂商和金融机构的DSGE模型,分析对预期房价作出反应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传导机制和政策效果,研究不同政策的选择和协调问题。研究发现,首先,由于政策的作用范围不同,不同政策会对金融稳定和经济稳定产生不同影响。对预期房价作出反应的货币政策能够抑制住房需求和信贷供给,但也会抑制消费需求和产出;而对预期房价作出反应的逆周期LTV政策和逆周期资本充足率政策在应对房价波动导致的金融稳定问题时更加有的放矢。其次,外生冲击的来源会影响政策的选择和协调——当经济波动来源于需求冲击时,固定LTV政策搭配逆周期资本充足率的宏观审慎政策、不对预期房价作出反应的货币政策表现最优;当经济波动来源于供给冲击时,固定LTV政策搭配逆周期资本充足率的宏观审慎政策、对预期房价作出反应的货币政策表现最优。     

金融素养与家庭储蓄率——基于理财规划与借贷约束的解释

金融科技的发展使得人们参与金融市场的门槛与成本迅速降低,金融产品也不断丰富,金融市场参与者的异质性增加,金融素养对家庭金融决策的影响越来越明显。本文研究发现:(1)家庭在安排储蓄与消费时,金融素养有显著影响,金融素养与家庭储蓄率呈倒U型关系。(2)理财规划和借贷约束是影响家庭储蓄率上升的两个渠道。(3)金融素养由低逐渐升高时,家庭的理财规划意识增强,通过提高储蓄率来保障资金充足。当金融素养增加到一定程度,理财规划意识优化资产配置的作用增强,抑制消费的作用减弱,同时借贷约束缓解会帮助家庭增加消费。本文的发现有助于厘清家庭储蓄率差异的成因,对提升居民福利,增强金融教育政策的针对性,有积极意义。     

货币政策、消费品和投资品通货膨胀——基于金融加速器视角

本文建立一个包含消费品和投资品生产的两部门新凯恩斯DSGE模型,并且引入金融加速器以分析货币政策对消费品和投资品通货膨胀的影响机制,同时使用1999Q1至2015Q4的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对模型进行贝叶斯估计。估计结果表明,两个部门的菲利普斯曲线都具有较高的价格粘性。外部融资溢价对两个部门企业投资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投资品部门的金融加速器效应更加明显。脉冲响应分析表明货币政策扩张时,投资品部门的产出和通胀膨胀上升幅度比消费品部门更大。理论模型的脉冲响应与VAR实证分析得到的经验事实相一致。金融摩擦导致的消费品和投资品部门需求结构的异质性是解释货币政策对两个部门影响差异的关键。数值模拟分析发现金融加速器机制主要改变货币政策对投资品产出和通货膨胀的影响,对消费品部门影响改变较小。方差分解结果表明加总技术冲击、投资边际效率冲击和货币政策冲击是经济波动的主要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