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收入与中国城镇已婚妇女劳动参与决策分析

在中国经济的转型期间女性劳动参与率出现了明显下降,这种下降趋势在年龄较大以及教育程度较低的妇女群组中表现更为突出。与此同时我国的男女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然而丈夫收入并不能充分解释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变动。已婚妇女劳动参与率下降最大的家庭并不是丈夫收入增长最快的家庭。1995—2002年间丈夫收入仅仅解释了整体已婚妇女劳动参与率变动的12.87%,以及低收入家庭中已婚妇女劳动参与率变动的7.74%。与其说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下降是家庭收入提高从而家庭重新分工的自主选择,不如说是严峻的就业形势所迫。     

人口老龄化视角下家庭照料与城镇女性就业关系研究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女性在家庭劳动与职业劳动之间的角色冲突日益凸显。文章利用1991-2009年"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CNHS)数据及面板数据分析和工具变量方法,实证检验了老人家庭照料责任对城镇女性职业劳动参与决策的影响,以期为女性就业、养老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研究发现,照料老人显著降低了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尤其是长时间、高强度的照料活动。与无照料责任的女性相比,与父母(公婆)同住、有照料责任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将下降0.215;高强度照料活动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更大,劳动参与率将下降0.695。     

家庭债务变动与居民消费的过度敏感性:来自中国的证据

通过引入家庭债务变量对LC-PIH模型进行扩展,并运用动态最小二乘(DOLS)方法、误差修正模型、暂时性-持久性因子分解和脉冲响应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家庭债务、收入和财富的持久性变动对消费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收入的持久性变动影响最大,财富和家庭债务次之;不同于传统分析框架结论,不但财富的持久性变动会影响消费,而且其暂时性变动也会影响消费,但收入的暂时性变动对消费影响并不显著;在家庭债务和财富的持久性和暂时性变动共同作用下,消费变动更为剧烈。     

西方家庭债务变动的地区差异与敛散性分析:1995-2009

采用1995 -2009年美国、英国等7个国家家庭债务数据,从家庭债务规模与增长速度方面,考察了西方国家家庭债务变动的地区差异.家庭债务变动的收敛性研究结果表明,西方国家家庭债务从整体上存在σ收敛,债务的规模会趋于一致;家庭债务增长存在β绝对收敛,家庭债务规模偏小的国家增长速度较快;家庭可支配收入与储蓄是影响西方国家家庭债务变动的最主要因素,但是影响的方向可能会随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改变;相对于美洲与亚洲,欧洲国家家庭债务变动的俱乐部收敛更加显著.     

女性劳动参与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

中国家庭的高储蓄是一个广受关注的问题,本文试图从女性劳动参与的角度对中国家庭的高储蓄给出解释。首先从理论上探讨了女性劳动参与和家庭储蓄率之间的关系,然后利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对此进行了实证检验。为克服内生性的影响,采用同一社区、同一年龄段的其他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率作为家庭中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的工具变量,实证检验已婚女性劳动参与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已婚女性劳动参与显著增加家庭储蓄率。异质性分析发现,已婚女性劳动参与对20岁到30岁女性家庭、大学及以上教育水平和有二孩意愿家庭的储蓄率有显著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已婚女性劳动参与促进家庭储蓄率增加的原因是,家庭的收入水平显著增加,而家庭消费水平未发生显著性改变。同时,现阶段中国女性劳动参与没有显著降低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反而进一步提升了家庭储蓄率。本文为理解中国家庭的高储蓄提供了新的视角,可以为未来制定政策提供参考。     

家庭老年照料对女性劳动就业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1991—2011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采用面板数据和工具变量方法,实证检验了为父母公婆提供家庭照料对女性劳动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照料活动与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和提前退休决策之间存在内生关系;每周提供20小时以上高强度照料会使女性难以兼顾照料和工作,产生"门槛效应",劳动参与率显著下降7.31%;对于仍然劳动的女性,照料责任会使其每周减少劳动时间2.8—4.8小时;每月劳动收入减少7.21%;对于45—49岁的城镇女性,家庭老年照料并没有显著提升其提前退休的概率。此外,照料责任对劳动力市场供给的影响在居住安排和劳动力自身竞争力方面存在异质性。据此本文推断,家庭老年照料对于女性劳动力供给产生抑制作用。这些经验发现为今后我国制定家庭照料者支持政策及劳动就业政策提供了依据。     

基于媒体关注度的碳风险对企业债务成本的影响分析

当前,企业的碳排放行为受到诸多利益相关者的关注,尤其是当大众媒体参与到监督队伍中,将给企业带来巨大的风险压力。本文以我国A股上市的重污染型行业的76家公司2012—2018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媒体关注下碳风险变化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结果表明:(1)碳风险的加大会提高企业的债务成本;(2)媒体的报道情况与企业的债务成本具有正向的变动关系,即负面报道因增加企业负担而使得债务成本上升,反之亦然;(3)进一步的检验二者的交互效应,发现媒体正面报道削弱了碳风险对债务成本的影响,而负面报道加剧了这一影响。     

后工业时代从福利国家到社会投资转型及启示

后工业化时代,欧洲福利国家面临去工业化和第三产业就业带来的失业、女性劳动参与率提高、家庭结构不稳定、无法协调家庭与工作等新社会风险。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后工业化进程中福利国家或多或少转向社会投资政策。北欧社会民主主义国家在此过程中走得最远,成功地将积极的社会投资政策与传统福利国家"消极补偿型"福利政策相结合。借鉴欧洲福利国家经验,我国应该大力推动人力资本投资,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劳动力市场安全性,鼓励终身教育与延迟退休或灵活退休政策相结合,并系统策划、实施针对儿童的社会投资政策。     

数字金融发展与城乡家庭债务风险差异

数字金融的蓬勃发展正深刻地影响着家庭经济行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数字金融发展在给家庭带来“数字红利”的同时，也很可能导致家庭债务风险的累积。因此，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金融发展对城乡家庭债务风险的影响差异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首先，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债务风险具有正向影响，且与城镇家庭相比，其对农村家庭债务风险的影响更大。其次，数字金融发展对中西部地区、金融素养低和收入差距高的农村家庭债务风险的影响更大。最后，数字金融发展通过提升家庭信贷可得性和家庭支付便利性从而加剧了家庭债务风险，且与城镇家庭相比，其对农村家庭债务风险的影响更大。上述结论对于防范城乡家庭债务风险和推进我国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家庭部门债务、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

基于135个国家和地区1960年至2016年的跨国数据,探究了家庭部门债务变动对经济体未来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家庭部门债务变动对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的作用效果是否存在差异。研究发现,总体上,前期家庭部门债务扩张行为会导致未来经济增速放缓,同时加剧金融不稳定程度,加大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而言,上述结论均成立,但发达国家家庭部门债务扩张对金融稳定的负面影响更大。政府和宏观监管部门应当采取适当的干预政策,做好事前风险防范,防止家庭部门债务扩张行为引发的不良经济后果。     

旅游企业工资变动模式和员工劳动供给量的关系研究——以张家界市旅游企业为实证研究对象

本文针对旅游业的就业模式具有很强季节性这一特殊性,将旅游企业工资划分为一般工资和加班工资,建立数学模型来分析旅游企业选择不同工资变动模式对员工劳动供给量的影响.从模型推导可知增加加班工资一定会提高员工的劳动供给量,而提高一般工资水平则有可能增加或减少员工的劳动供给量.当旅游企业工资水平较低时,工资变动模式应该是改变一般工资水平,而不是实行加班工资制度;当其工资水平较高时,应该实行加班工资制度,以克服提高一般工资水平所产生的收入效应的负面影响,并以张家界市旅游企业对此进行了实证检验,为旅游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决策提供理论与实证依据.     

地方政府债务违约风险传导机制及最优债务置换

建立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长效机制,建立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机制是新时代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近期,地方政府债务迎来集中置换期,但在置换中最优比率该如何确定？理论分析层面,本文构建了包含同业拆借市场的异质性商业银行的三期模型,分析地方政府债务违约风险向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转移的传导机制。地方政府债务违约减少了商业银行的流动性,推高短期资金利率,带来了银行的流动性风险和破产风险。债务置换政策能够缓解这种不利影响,然而,过高的债务置换率反而会增加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和破产风险。因此,债务置换政策存在收益与风险的权衡,最优债务置换率应该等于地方政府债务违约率。本文进一步论证了债务置换率的合理区间和地方政府融资能力对债务置换的影响。实证检验层面,本文采用2015—2019年地方政府债务置换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了地方政府债务违约可能性对债务置换强度的影响和地方政府融资能力的调节效应,进一步佐证了理论分析,为当前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工作提供参考和借鉴。     

家庭结构对青年群体劳动参与率的影响

家庭结构对青年群体劳动参与率有影响。基于CGSS2008数据,通过Probit和IV Probit模型实证分析发现:从总体看,多代同堂的家庭结构对青年群体的劳动参与产生抑制作用,而男性青年的就业参与受家庭结构的影响程度却高于女性青年劳动参与的影响程度;从户籍看,农村青年的就业参与受家庭结构的影响程度高于城市青年劳动参与的影响程度。重视青年群体的家庭特征差异,配套实行就业促进措施,是我国政府解决青年群体就业难的着力点。     

数字金融、居民劳动参与及家庭财务脆弱性

国内居民劳动参与不足、家庭财务风险隐现,发展数字金融能否破局？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本文从微观视角探究数字金融对居民劳动参与及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与数字金融使用程度的加深,有助于促进居民劳动参与,降低家庭财务脆弱性。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通过增加居民创业、吸引劳动力流动促进居民进行劳动参与,居民劳动参与的增加有助于降低家庭财务脆弱性,另外,数字金融降低家庭财务脆弱性的效应还可通过提升家庭金融素养、提高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比例来实现。异质性分析表明,不同特征的个体、家庭与地区,数字金融促进居民劳动参与、降低家庭脆弱性的边际效应既存在“数字红利”,也存在多维“数字鸿沟”。本文的结论为优化数字金融发展,利用数字金融来破解居民劳动参与率不足和家庭财务风险激增两大难题提供了政策参考。     

房地产价格波动对企业债务风险的影响及异质性分析

本文系统梳理了房地产价格波动对企业债务风险的影响渠道,并利用2007-2019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面板数据对理论假设进行实证检验.结果 显示,房地产价格与企业债务风险呈正相关关系,房价上涨主要通过抵押约束渠道作用于企业债务风险,该结论在处理内生性问题后依旧成立.企业融资约束异质性检验表明,房价上涨不会明显影响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债务风险,但会显著提高非国有企业和中小微企业贷款杠杆率.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渠道检验显示,房价上涨引致的抵押品价值上升可通过降低融资约束的渠道增加企业杠杆率.本文的研究一方面有助于深入理解房价波动对实体企业债务风险的影响渠道,为宏观模型构建房地产"抵押约束"机制奠定了微观实证基础;另一方面能够为合理解决企业高杠杆、防范和化解债务违约风险等现实问题提供理论支撑.     

中国农村老人的劳动供给研究

本文利用2000年农户抽样调查数据,测算了中国农村50岁及以上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并分析了影响农村老年劳动力劳动供给的因素。研究发现,农村老人的劳动参与率较高;影响老人是否工作的因素主要是年龄、健康状况、所承担的责任、性别、居住方式和土地等家庭因素,与经济因素关系不大。分析结果表明,随着农村家庭的核心化和青壮年劳动力向城镇流迁,农村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正面临冲击,必须在农村建立社会养老保障机制。     

地方政府债务融资、挤出效应与企业劳动雇佣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本文以2007—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地方政府债务融资对企业劳动雇佣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融资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劳动雇佣。影响机制分析表明,地方政府债务融资加剧了企业融资约束和企业金融化,进而抑制了企业劳动雇佣。进一步检验发现,地方政府债务融资对企业劳动雇佣的影响主要存在于民营企业、融资需求较大的企业以及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研究结果还发现,地方政府债务融资主要抑制了企业对高学历员工的劳动雇佣。本文一方面从企业劳动雇佣的视角拓展了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的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另一方面从地方政府债务的角度为金融资源配置如何影响企业劳动雇佣提供了新的证据。本文的研究结果有助于为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促进就业稳定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参考。     

家庭决策、教育体系与劳动参与率——从劳动力供给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失业问题

失业问题既可从劳动力需求不足的角度分析,又可从劳动力供给过剩的角度分析;文章尝试从劳动力供给的角度来研究我国的失业问题,通过家庭决策、教育体系两个方面来分析我国劳动参与率特别是19岁以下人口劳动参与率过大的原因,进而找到改善我国劳动力供给状况的有效途径,以缓解目前日益严峻的失业问题。     

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劳动力供给的影响

文章基于布拉斯相关生命表方法构建分年龄、性别的劳动参与率模型对未来劳动力劳动参与率进行预测,通过设计多种方案,将不同政策变量纳入预测过程,并结合劳动年龄人口预测数据,探讨了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劳动力供给的影响。结果表明,单纯的年龄结构变动倾向于减少未来中国劳动力供给;渐进式的延迟退休年龄政策能够从一定程度上缓解劳动力供给减少的趋势。     

家庭债务周期、总需求与中国出口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个别霸权国家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并公然挑起贸易争端,遏制中国发展。这都是建立在中国出口增长是外生供给冲击基础上的观点,均未从进口国国内经济角度深入剖析中国出口增长的原因。文章从家庭债务冲击引起总需求扩张的视角为中国的出口增长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即进口国家庭债务扩张导致的总需求增加传导到国际贸易中,刺激了中国出口。文章首先构建了一个理论模型,阐述了家庭债务扩张向外贸的传导路径,然后利用1979-2018年的跨国信贷数据和中国出口数据,实证检验了进口国家庭债务扩张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实证结果验证了中国出口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进口国家庭债务扩张驱动其国内消费需求增长,家庭债务每增加1个百分点会使得同期中国出口增长约0.428个百分点；并且这一结果在中国加入WTO前后和金融危机前后均成立。文章不仅有利于重新认识中国出口增长的成因,而且对于理解国内国际双循环实施过程中外循环与内循环间的联动以及重塑双循环的意义,都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