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以来中国经济是否存在快速的效率改进?

本文利用Klenow and Rodriguez-Clare(1997)发展的核算方法对1952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因素进行了分解。我们有如下三个主要发现:首先,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效率提高非常迅速,对产出增长的贡献接近70%;其次,1990年之前效率提高最主要的因素是二元结构转换,1990年之后则为净效率提高;最后,改革前的增长是要素驱动的,扣除人力资本和结构转换因素之后的净效率是快速下降的。敏感性分析表明,我们的结论是稳健的。     

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及测算

笔者运用标准的计量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结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特征事实,测算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要素投入贡献和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结果显示,中国的经济增长是要素投入和包括人力资本、制度变迁、技术进步等全要素生产率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做出了大约三分之一的贡献.因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并不完全是投入驱动型的,而是真实可靠的增长.     

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变迁：2000—2019

厘清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培育和壮大发展新动能,对构建新发展格局至关重要。基于行业视角的增长核算框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分析发现,考察期内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达8.99%,三次产业的增长贡献占比分别为4.63%、46.32%和49.05%,其中又以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为主。从要素贡献视角看,资本、劳动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贡献占比分别为60.52%、15.17%和24.31%,资本（尤其是传统资本）驱动型增长模式面临资本投入和资本贡献双重下降的挑战,劳动投入质量提升有望提高劳动要素的增长贡献。伴随着新旧动能转换和数字化转型的快速推进,资本要素中新型资本规模不断扩大,数字经济与新经济相关行业产出快速增长但TFP增长相对有限。以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实现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动力变革,应进一步挖掘资本与劳动要素的增长潜力,大力提升各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巩固深化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发展,持续壮大新经济产业规模。     

中国省级区域经济增长及差距的经验研究

在考虑人力资本要素的基础上,将中固30个省份1990-2005年的经济增长分解为效率变化、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分别考察了三者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然后使用绝对收敛方程分析了它们的收敛效应.结果显示,1990-2005年中国30个省份的技术效率为0.8;经济增长的77%是由要素投入增加推动的,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23%左右;技术进步是推动TFP增长的重要因素,也是地区问经济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缩小地区之间经济增长的差距不仅需要要素积累,还需要增强落后区域的技术进步能力.     

结构改革与中国工业增长

1978年以来,中国工业在持续的结构改革中经历了强劲的增长和生产率水平的不断提高。本文估算了工业分行业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发现1992年后,TFP增长超过了要素投入增长,但是TFP对工业增长的贡献在2001年后出现了下降。进一步对TFP增长分解后发现,由工业结构改革引致的行业间要素重置显然对改革开放期间中国工业生产率的提高乃至工业增长起到了实际推动作用,即结构红利是显著存在的,而2001年后要素配置效率的下降也成为同期TFP增长贡献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因素回归分析显示,中国要素市场的改革和工业行业的结构调整主导了要素配置效率变化的总体走势,并造成了不同行业要素配置效率的显著差异。     

未来5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和预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长。1978～2000年,中国GDP年均增长9.5％。从增长核算来看,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得益于资本投入的高速增长和生产率的提高。根据资本投入、生产率和劳动力供给的变动趋势,可以判断,未来50年中,前20年中国经济仍可     

人力资本对中国1987年～2000年经济增长率的贡献研究

本文运用超越对数的指数方法,对人力资本对中国1987年￣2000年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做了量化的实证研究,运用经济增长核算的方法,将我国经济总体和分行业的增长率按投入要素进行分解,从而可以在数量上明确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本文把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的中国劳动者的增长称为中国人力资本的增长,也即把劳动投入分解为人力资本的增长和非人力资本的增长,从而可求出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     

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变迁和技术进步

本文将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迁从要素生产率中分解出来,实证度量了产业结构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并将其与技术进步的贡献相比较。实证研究表明,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中,虽然产业结构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一度十分显著,但是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呈现不断降低的趋势,逐渐让位于技术进步,即产业结构变迁所体现的市场化的力量将逐步让位于技术进步的力量。此外,研究也发现,结构变迁效应的减弱并不表明市场化改革的收益将会消失,某些发展和体制的因素仍然阻碍着资源配置效率进一步提高。从这个层面来看,我国完善市场机制的工作仍然任重而道远。     

经济增长的规模经济效应：从增长奇迹到新发展格局

本文根据产出核算理论和具有外部性的内生增长模型，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奇迹进行了理论和经验分析。研究发现，1978年以来，中国进入具有规模经济效应的内生增长路径，在这一阶段，增加要素投入可以获得更高的产出，即使控制了人力资本和制度等变量，结果仍然是稳健的。宏观经济结构与产出函数的性质密切相关，中国的规模经济效应主要得益于制度改善，以及市场广度和深度的提高。今后，中国要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构建开放合作的新发展格局，充分发挥超大市场优势的规模经济效应，以便更好地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工业绿色化发展绩效测评——以河南省为例

利用绿色经济增长核算模型,将河南省各辖市2008—2014年的工业产出分解为环境技术进步、环境技术效率、环境管制效应、产业环境结构效应和要素投入五个部分,并分析了它们对地区工业增长的贡献。研究结果表明,要素投入是拉动河南省工业增长的主要力量,其次是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河南省工业增长的环境约束性不强,产业环境结构的恶化阻碍了工业增长。最后,在河南省工业绿色增长源泉影响因素计量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提高河南省工业绿色化发展绩效的对策建议。     

中国经济要素的空间配置效应

本文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和基本统计资料为依据,运用传统的增长模型以计量的方法分解了引致中国经济增长相关因素;并在空间层面上研究了中国28个省份的生产函数性质,验证了劳动力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存在严重过剩的事实;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劳动生产率、资本生产率以及综合要素生产率的空间配置效应问题,最后运用"增长的核算"框架分析了劳动力、资本与TFP之间的相互关系.     

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及前景分析

中国经济在过去26年间持续快速增长,高增长的动力是什么?未来10—20年,能否继续保持这种态势?引起了国内外广泛的关注。本文通过建立中国经济增长的综合因素模型,得出如下基本结论:资本投入增加是中国经济增长最主要的源泉,包括结构升级、人力资本效率提高、制度变迁等在内的技术进步的贡献也较强,劳动投入增加的贡献相对较弱,这与中国劳动力供给相对过剩、劳动边际效率较低有关。未来16年,中国经济仍可望继续保持适度较快增长,但要达到目前的高速度,将面临投资率继续增高,能源约束加大等矛盾。大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解决这一症结的根本途径。     

R&D资本化改革、创新驱动与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增长

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R&D)支出核算方法改革为更加科学地核算R&D资本奠定了基础,进一步于全要素生产率中剥离出R&D资本体现型技术进步,为更好地识别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提供了契机。鉴于此,论文基于《国民账户体系2008》,对中国两位数制造业R&D资本存量和工业增加值进行准确核算,进一步构建拓展的C-D生产函数模型,考察创新对中国制造业增长的贡献。结果表明：制造业R&D资本存量总体呈快速增长,年均增速达20.38%,但行业间差异显著,增长主要聚集于高技术产业。制造业创新驱动效应正逐步显现,2019年创新和全要素生产率对制造业增长贡献率超过60%,正逐渐成为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主导力量,对我国制造业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推动产业升级发挥了重要的支撑和促进作用。     

要素投入、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

要素投入、技术进步都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随着国际竞争的日益激烈,单纯依靠要素投入规模增加推动的经济增长难以保持持续性。运用OECD推介的增长核算方法,对我国1995-2007年的经济增长要素贡献进行估算,指出我国近年来的经济增长更大程度上是依靠投入要素的增加,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产业结构变迁、要素重置与中国经济增长

笔者应用偏离-份额法(SSA)将要素重置效率从生产率中分解出来,实证研究了1978年～2008年中国产业结构变迁过程中要素重置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在此基础上,利用分行业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分别对1990年～2008年中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变迁的要素配置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产业结构变迁带来的要素重置效应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随时间的变动呈现出三阶段的变化趋势;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内部结构变迁过程中,轻工业和服务业增长的要素重置效应更为明显.     

资源错配的行业根源及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基于涵括全部行业的中国经济行业生产率数据库,Jorgenson增长核算模型被运用于测算中国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率,资本和劳动投入的重新配置效应被纳入核算框架以考察其对TFP的影响.随后,资本和劳动重新配置效应被分解为要素投入增长率与服务价格两项以探索其行业来源及其成因.测度结果显示,1978-2018年,中国TFP年均增长率为0.90％,其中0.32％来自资本和劳动重新配置的净效应,后者贡献了 36％的中国TFP增长率.将资本和劳动重新配置效应分解至行业层面,结果显示,中国资本市场存在错配现象主要是因为大量资本流入回报率较低的服务业部门,劳动配置效率较高的主要原因是大部分劳动从回报率较低的农业部门流入回报率较高的工业和服务业部门.     

改革开放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与资本投入

运用索罗的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法,通过实证检验1978年以来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变动,定量分析改革开放进程中资本、劳动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笔者发现,我国的经济增长仍属于要素投入型增长模式,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低,近年还呈现下降趋势。今后,我们必须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实现效率型经济增长。     

ICT与中国经济增长:资本深化、技术外溢及其贡献

目前,信息通信技术已被视为一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推动"第三次工业革命"和"互联网+"的支柱性产业,有望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信息通信技术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主要体现在资本深化效应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两方面.本文将系统构建涉及信息通信技术资本的经济增长相关核算数据,同时,利用新经济增长理论建立信息通信技术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理论模型,并将其扩展为合乎中国国情的分析框架,以此测算信息通信技术资本深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信息通信技术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结论表明,1987—2010年信息通信技术资本投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并不大,而信息通信技术的技术外溢效应对经济增长贡献极大.可见,对中国这样技术后发的国家而言,"推广信息通信技术"比"发展信息通信技术产业本身"更有效.     

效率体现式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

要素生产率提升是技术进步的效用结果和完整体现。本文引入效率体现式技术进步概念,以资本生产率与劳动生产率的综合指数来体现总体技术进步水平,构建经济增长中资本规模、劳动力规模和总体技术进步三因素贡献的分解模型,并利用中国1980-201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期间的技术进步贡献及其结构进行了实证分析。本文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源于资本规模增长,劳动力投入规模贡献不大,技术进步贡献不小。技术进步贡献主要源于生产技术质量和生产技术效率,产业间劳动力构成和其他管理技术进步贡献微小。     

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效增长——展望2013年及后5年的中国经济

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再次下滑,此次经济增速下滑是内外部环境变化的结果,并由于全球经济重新整合、中国人口结构变化、中国经济存在的结构性质等因素将持续影响中国经济增长,此次减速是不同于周期性减速的结构性减速。这意味着中国赶超式增长模式即将终结,发展阶段演进和发达地区增长乏力,预示中国经济将迎来增长模式转型。为应对结构性减速带来的挑战,中国经济可通过结构化改革和促进内生经济增长实现稳速增效,即通过结构化改革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通过鼓励创新、促进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提高以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