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公共服务可获得性的农村贫困效应检验：基于增长效应与分配效应的双重审视

基于2000～2016年国家重点贫困县的数据,从收入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双重视角探讨基本公共服务可获得性对农村贫困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显示:总体上,基本公共服务可获得性不仅可以显著提升贫困地区居民的收入水平,还能明显改善贫困地区居民收入分配不利的局面。但在不同贫困群体中,基本公共服务可获得性对农村贫困的影响效应存在明显差异,资本投入越多、劳动力投入越多、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贫困地区,其基本公共服务可获得性的减贫增收效应与收入分配改善效应越大。农村扶贫开发应关注使基本公共服务减贫增收效应得以最大限度发挥的制度设计与政策配套。     

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对农村贫困变动的影响

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对农村贫困变动的影响国家统计局办公室盛来运本文旨在宏观的层面上从动态的角度测量中国农村贫困变化，并将这种变化通过模型进行分解，以说明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变化对贫困状况变化的贡献度。在此基础上，简议我国扶贫战略转型的必要性。一、１９８...     

新疆农村“效率与公平”的贫困变动效应分析

新疆作为我国少数民族聚集的边疆省份,贫困问题的妥善解决至关重要。文章通过测试新疆农村地区1988-2012年间FGT贫困指数发现,新疆农村地区贫困程度呈现阶段性波动,而近几年贫困人口内部收入分配状况有恶化趋势。新疆农村地区经济增长水平较高,但同时收入分配状况却不容乐观。状态空间模型的计量结果显示:经济增长具有贫困变动负效应,可以降低贫困,而收入分配状况具有贫困变动正效应,加重了新疆农村贫困程度。相比之下,经济增长的不断提效虽然有助于改善地区发展状况,但是随之带来的收入分配问题却使新疆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大大降低了经济增长的减贫作用。在此结论基础上,提出了相应建议。     

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减贫效果研究:1987—2006

本文在回顾我国扶贫发展战略与贫困变化逻辑的基础上,利用1987—2006年统计数据实证分析了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对于贫困以及与贫困密切相关的农村人均收入和收入分配状况的影响效果。研究发现:(1)我国扶贫战略的发展是随着贫困概念内涵的变化而变化的;(2)基础设施的数量(存量)方面和质量方面对于贫困和农民收入的相关影响都非常重要,二者应同时受到关注;(3)基础设施数量与质量独立指标的实证效果与其综合指标的实证效果间存在着差异,综合指标的拟合效果优于独立指标的拟合效果;(4)分析表明,基础设施数量的增加及质量的改进同时起到降低贫困、提高农村收入并改变收入构成的作用,但对于农村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影响却存在差异。     

新疆经济增长的反贫困效应分析

本文运用FGT贫困指数,基于Lorenz曲线对新疆农村贫困的变动进行测算,实证研究了1995年～2009年新疆农村贫困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进行测算,同时将贫困变动的原因归结为经济增长因素和收入分配因素。结果表明,经济增长通过提高农村居民收入,使贫困发生率大幅度下降,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减贫作用,伴随近年来收入不平等的加剧,收入不平等部分的抵消了经济增长的减贫作用。     

家庭劳动力就业结构与缓解相对贫困

文章基于CFPS2018年微观农户数据,从相对贫困发生率、相对贫困深度和相对贫困强度三个角度测度了农村贫困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利用Probit和门槛模型分析家庭劳动力就业结构对相对贫困的减缓效应。结果表明,家庭劳动力分配中增加非农就业人数能够明显减缓相对贫困,但其减贫效果具有明显的门槛特征,当家庭劳动力非农就业占比较低时(14.29%~20.00%),其对这部分家庭的相对贫困减缓效应较高,超过这一占比,减贫效应有所减弱;分析影响机制发现,家庭劳动力分配中增加非农就业人数可以促进收入增加、降低收入不确定性进而减缓相对贫困。因而,应重视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拓宽非农就业渠道,持续做好低收入家庭的就业帮扶工作。     

中国经济增长对农村贫困的影响研究

近些年来,我国经济不断发展,农民的收入也不断增加,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数量也随之减少。然而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也越来越大,使得经济增长对减少农村贫困人口的作用变弱。本文将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对我国农村贫困的影响,以及我国经济增长对减少农村贫困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进行探究。     

经济增长、收入不平等对贫困变动的影响研究——基于新疆农村的数据分析

文章利用新疆1988-2013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组数据,运用洛伦茨曲线确定的广义二次法,估计该阶段新疆农村基尼系数和贫困发生率,采用Hendry"从一般到特殊"的建模方法建立误差修正模型,考察新疆农村贫困变动、收入增长与不平等之间的长期协整关系和短期动态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无论从长期或短期来看,经济增长对贫困减缓产生积极的影响,即经济增长减少贫困。但收入不平等对贫困减少产生消极的影响,即收入差距的扩大降低经济增长减缓贫困的效应。研究结果还显示,经济增长对贫困减缓的积极影响大于收入不平等对贫困减少的消极影响。因此,为了有效解决新疆农村贫困问题,在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收入的同时还要注重收入差距的缩小,使贫困群体从经济增长中获得更多收益。     

经济增长与收入再分配对湖北省农村贫困变动的影响

本文通过对湖北省否受益并相关结论贫困变动由人均收入水平和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两个因素共同决定。贫困变动的增长再分配分解，考察1997—2003年间如上两个因素村贫困变动的影响方向和程度，进而分析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穷人是算和比较基尼系数，考察在此期间农村居民的收入分配状况，得出对农测。     

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村减贫:门槛、空间溢出与渠道效应

本文在阐明农村普惠金融减贫机制的基础上,采用2007—2016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分别从发展深度、空间广度及渠道维度三个方面,实证检验普惠金融减贫的门槛效应、空间溢出效应及渠道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在门槛与空间层面,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的抑制作用随着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呈现边际效益递增的特点,且普惠金融发展整体对农村贫困减缓表现出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在渠道层面,普惠金融减贫的直接渠道与间接作用渠道并存,直接路径中可获得性渠道发挥主要贫困减缓作用、服务质量渠道的作用尚未显著发挥,间接路径中的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渠道均得以有效验证。     

多重排斥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收入增长和分配双重视角

包容性增长是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路径,是改善收入分配格局的必然选择。文章系统梳理了多重排斥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机制,并建立动态面板模型实证考察了多重排斥的收入增长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研究发现：（1）多重排斥对收入增长效应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教育排斥和金融排斥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具有更强的抑制作用,而医疗排斥对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具有更强的抑制作用。（2）教育排斥和金融排斥对居民收入的分配效应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会拉大居民收入差距,而医疗排斥对居民收入的分配效应不显著。（3）城乡融合在多重排斥影响包容性增长过程中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同时其在农村地区缓解作用更明显,在城镇地区缓解医疗排斥与包容性之间无显著的调节作用。因此,推动城镇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重点解决多重排斥问题,加速城乡融合对于实现包容性增长的意义重大。     

1989—2009年我国农村贫困演变及指数分解研究

本文通过对我国农村贫困指标的分解分析了近20年农村贫困的演变规律。结果显示,1989—2000年人均收入显著增长、贫困率逐年下降,减贫成效显著;1997—2000年不同收入水平群体所享受的减贫效果不对等,极端贫困群体更少享受到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减贫效应;2000年后我国农村极端贫困者的贫困缺口率增加,处于更加劣势地位;2004—2006年涓流效应被显著削弱。     

中国农业在缓解贫困中的作用

作为农村贫困地区收入的主要来源和就业的重要途径，农业在中国消除贫困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第一产业的增长在农村消除贫困中发挥着积极和显著的作用；非农就业的增加，由于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因而对消除农村贫困也具有显著的影响；如果非农部门的增长能够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那么它们也将对消除贫困产生重要影响。农村地区高素质人力资本的不足和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自由流动的限制，则是主要障碍。为了提高农业生产力、减少贫困，政府应大力促进农村灌溉、教育和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农业增长在消除农村贫困中也具有间接的作用，农业增长、农业食品系统相关投资的增加，也将会通过食品零售价格的降低使农村贫困地区获得更好的商业机会。     

收入结构、收入不平等与农村家庭贫困

本文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项目2010年和2014年的数据,通过对贫困指标的测算和分解,研究发现:农村家庭贫困发生率在下降,但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趋于恶化;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恶化了贫困状况,对贫困的影响效应增大。基于不平等的收入结构分解,研究发现:工资性收入对农村家庭总收入不平等的贡献最高,以下依次是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工资性收入主要集中于高收入组家庭,而家庭经营性收入主要集中于贫困等低收入组家庭。基于收入和不平等的回归分解,研究发现:包括自然生态条件等村庄特征变量、家庭人口结构等家庭特征变量、户主受教育水平和健康状况等个体特征变量,对家庭总收入、不同来源收入和收入不平等都存在有差别的影响。未来扶贫工作的难度增大,在构建公平收入分配体系的同时,要基于精准扶贫的理念,因地制宜、因户因人而异,采取有差别的扶贫措施。     

宁夏农民收入分配差异及原因透视

农民收入分配问题同增加收入一样，是发展农村经济、引导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内容。收入分配同增加收入是同一经济问题的两个方面，收入分配建立在增加收入基础上，如果不同个体收入仍保持在既定水平上，均没有增长，也就不存在收入分配的变化。相反，收入的增加也离不开合...     

中国农民创业与农村多维减贫——基于“目标导向型”多维贫困模型的探讨

基于2004—2013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本文构建了目标导向型多维贫困指数以测度收入、健康、生活、教育和资产等目标导向的中国农村多维贫困,并采用最小二乘法和工具变量法实证研究了农民创业对农村多维减贫中的影响以及区域差异性。研究发现,中国农村的收入导向型多维贫困改善明显,但生活、资产和健康导向型多维贫困则改善较为缓慢;农民创业对收入、健康、生活和教育导向的多维贫困指数均存在显著的减贫效应;农民创业仅在东部和东北地区会促进农村多维减贫,而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减贫效应不显著。未来中国农村扶贫工作的重心应是教育、健康和生活等非经济收入领域;充分发挥创业在农村多维减贫的重要作用,特别是鼓励农村创业企业为所雇的农民提供商业保险,更好地预防农村的健康导向型多维贫困。     

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与贫困:估计贫困的增长弹性

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类反贫困的进程,探讨增长、分配和贫困之间的关系,估计贫困的增长弹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采用60个发展中国家(地区)在过去20多年的数据对贫困的增长弹性进行了估计。     

农业发展、劳动力转移与农村贫困状态的变化——分地区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度下降。一般认为总体的经济增长对贫困的改善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认为,一般的经济增长可能大幅度降低贫困发生率,但也可能导致剩余贫困人口的贫困状况更加恶化,而且这种可能的副作用会因地而异。本研究使用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作为测度贫困的三个指标,以贫困地区为研究对象并按照农业资源禀赋和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为特征选取两个样本,探索并验证农村地区人均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与贫困的三个指标变化影响的内在机制和关系,并提出不同地区扶贫政策取向的建议。     

不同收入阶层农村居民的膳食质量演变:1997—2018年

了解不同收入阶层农村居民膳食质量分布的变动状况，明晰收入对农村家庭膳食质量的影响程度，有助于政府相关部门制定营养干预政策。本文基于1997—2011年中国营养健康调查数据与2015—2018年全国农村微观经济数据，采用随机优势法测算了中国不同收入阶层农村家庭膳食质量分布的变化情况，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收入增长及其他社会经济因素对农村家庭膳食质量改善的影响，并重点关注了收入影响的非线性特征。研究发现：(1)1997—2018年，不同收入阶层农村家庭膳食质量在不同分位数处均显著改善，但总体来看，农村居民的膳食质量水平仍然偏低；(2)低收入群体总体改善程度较高，高收入群体改善程度较低，不同阶层膳食质量差异呈现缩小趋势，其中，高收入组的膳食质量改善主要发生于1997—2006年，低收入组的膳食质量改善则主要发生于2011—2018年；(3)农村家庭膳食质量评分的收入弹性仅在0.2左右，并随膳食质量评分的提升而下降；家庭人口特征变量、食物价格、食物消费习惯及食物环境等因素均会影响农村家庭膳食质量的改善程度。     

精准扶贫视角下县域农村收入差距问题研究——基于四川省88个贫困县的分析

[目的]为测算四川省贫困县农村收入差距并探析其影响因素,以期为缩小其农村收入差距提出有效的对策。[方法]文章使用2013年《四川省农村贫困监测报告》数据,运用离差法对贫困县农村收入差距进行了测度,并通过分位数回归,对贫困县农村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受教育程度在所有分位数上均具有显著缩小农村收入差距的作用;在0.25分位数上,劳动能力及道路交通便捷度对农村收入差距具有非常显著的缩小效应,但随着分位数的提高,道路交通便捷度对收入差距的缩小效应逐渐减小,劳动能力的收入贫困差距缩小效应也变得不再显著。[结论]无论是在农村收入差距小还是大的贫困县,实施农村教育振兴政策均有助于缩小农村收入差距;在农村收入差距较小的贫困县,在农村地区加大道路交通基础设施投入和积极组织劳动力技能培训将有助于减小农村收入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