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视角的意识形态理论分析

诺斯的意识形态理论和哈耶克的道德进化论,都研究道德和伦理。两者的区别在于:意识形态概念的个体性与群体性,基本假设的“完全理性”和“有限理性”,制度变迁的主体意识性和自发秩序,意识形态的作用权重,不同的基本方法论等。前者对后者有明显的借鉴,两者相似之处有:理论出发点上均重视“文化”和“学习”的作用,基本假设上对“有限理性”的认识趋同,具体方法论上都注意博弈论的运用,哲学基础均是自由主义的世界观,一致认为意识形态是影响制度系统稳定与变迁的重要因素,得出了正式制度变迁应在意识形态框架内进行的结论。本文认为两者有综合的可能,并对制度变迁视角下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做了进一步的思考。     

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理论渊源

意识形态源于柏拉图的“理念世界”，但出自特拉西的《意识形态原理》。自意识形态概念被发明以后，它被赋予了丰富多彩的含义。然而，意识形态仅仅代表某种价值观念。统治阶级除了利用国家政权强制约束人们的行为方式之外，还需要借助话语体系。意识形态只有与话语权相结合才能表达出统治者的意愿。     

崔之元:彻底的自由主义者必须关心人民民主和卢梭的“公意”

“冷战”的恶果之一是造成世界范围的意识形态僵化,卢梭被曲解为“极权主义”的先驱,就是“西方”意识形态僵化的一个例证。1952年,以色列哲学家雅各布·托曼(JacobTalmon)发表了《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一书。他认为民主可分为“自由主义民主”和“极权主义民主”两类。“极权主义民主”的定义是“将完全是社会的存在方式强加在个人上……是基于群众热情的专制”。托曼若用“极权主义民主”来刻画希特勒主义,自然不无道理。但是,当他说:“卢梭的公意概念是极权主义民主的原动力”时,他却大错特错了。那么,“公意”是什么呢?它无非是每个人…     

总体主义背景下的时尚——“文革”时期广东民众着装时尚分析

西方学界主要从社会、市场和文化三个维度，阐释市场化条件下时尚的产生和传播机制，本研究引入国家新变量，从民众的日常着装入手，着重探讨“文革”期间广东民众着装时尚的类型，总体性社会中国家及其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对个体着装时尚的影响，以及非市场化条件下时尚的产生与传播机制。研究发现：国家在时尚建构中的作用显著，它型塑了合法性时尚，并自上而下地建立起一整套政治化的日常着装秩序。它遵从权力和资源的垄断逻辑，力图借助特殊的着装制度将普通民众的思想彻底革命化，其产生和传播的背景是列宁式政党、军队和国家政权。总体主义的社会控制系统、密不透风的国家意识形态和计划经济三者共同造就了“文革”着装时尚。     

浅析“三个代表”思想的哲学意蕴

作为新时期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三个代表”思想包含着深刻的哲学内涵，它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理论成果，体现着辨证唯物主义哲学观：“三个代表”相互联系，相互促进，辨证统一，充满唯物辨证法思想；坚持科学的生产力论，意识形态论，历史主体论，创造性地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     

意识形态与国企经理“道德风险”的规避

为了规避国有企业经理人员的“道德风险”,理论界强调运用西方委托代理理论的激励约束机制,然而却忽视了非正式制度主要是意识形态的运用,结果致使这套激励约束机制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本文先分析了意识形态的经济功能,即它能改变经理人员的成本———收益计算,进而改变其偏好体系和效用体系。然后分析了激励约束机制本身存在的几大缺陷,并具体探讨了这套机制在我国国有企业中实施存在的问题。最后结合意识形态的经济功能和激励约束机制本身的局限性,强调把二者结合起来使用,尤其是在目前情况下,更要充分发挥意识形态的配合与补充作用     

沃勒斯坦世界体系论与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

世界体系论作为一种理论和方法主要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它是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特别是在意识形态斗争弱化,经济竞争加剧,多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形成的国际背景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打破了战后西方以现代化为研究对象形成的主流学派经典现代化理论与非主流学派依附论之间的二元对立,具有融合性的特征。中国走的是一条和平发展道路,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为中国的发展研究提供了一个“全球性”的新视角,因而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注生活世界 以自己的头脑去思考——致21世纪的哲学家

哲学在当代中国呈现出非常复杂的形态,要么用作意识形态的结论,要么是个人追求名利的工具。即使是号称“纯粹”的哲学研究,也不过是对思想大师的转述或解释。     

“我们”的道德意识结构——从小说《羊的门》说起

我们一向认为,这种“集体”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物,是需要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来维持的。我们现在也许需要修正这种看法,这种集体性的存在原来与我们古老的传统是相合的。     

传统农村社区社会治理的历史思考

中国乡村自治的历史久远 ,具体情形因朝代而异 ,各个地区也有所不同 ,但中央集权国家组织的介入和渗透都是不可避免的。即使就维持地方秩序所依据的“礼”而言 ,它也是国家藉以控制民间的一种意识形态工具。把农村社区社会治理的一般特征归纳为“以礼治为主 ,礼法兼治” ,似应更符合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