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与政治(下)

正六、价值观与数据解读李若建:制造迷雾——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口统计数据的产生与不同价值观的解读198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历年人口统计数据存在着一个明显的问题,那就是无论你如何根据封闭人口和开放人口推算,你也推不出与公布数相吻合的数据。于是,这个矛盾导致两个极端观点的产生:一个是把官方数据的缺陷最大化,从而将人口损失最大化;一个是最小化,认为没有损失那么多人口。大家都围绕官方数据打转转。那么,到底1983年数据的可信程度怎么样?     

裤脚上的阶级斗争——“文革”时期广东的“奇装异服”与国家规训

本文通过访谈案例归纳出了“文革”时期广东出现的“奇装异服”的主要类型及其特点,分析了国家对个体着装实践的规训机制,并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维度探讨了它得以实施的深层次原因。研究的基本结论是：服装秩序和着装政治是统治者赖以规范社会,建立社会共识及其政治合法性的一项重要手段。     

总体主义背景下的时尚——“文革”时期广东民众着装时尚分析

西方学界主要从社会、市场和文化三个维度，阐释市场化条件下时尚的产生和传播机制，本研究引入国家新变量，从民众的日常着装入手，着重探讨“文革”期间广东民众着装时尚的类型，总体性社会中国家及其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对个体着装时尚的影响，以及非市场化条件下时尚的产生与传播机制。研究发现：国家在时尚建构中的作用显著，它型塑了合法性时尚，并自上而下地建立起一整套政治化的日常着装秩序。它遵从权力和资源的垄断逻辑，力图借助特殊的着装制度将普通民众的思想彻底革命化，其产生和传播的背景是列宁式政党、军队和国家政权。总体主义的社会控制系统、密不透风的国家意识形态和计划经济三者共同造就了“文革”着装时尚。     

上海照相机厂:折翼的『海鸥』

1989年是一个分水岭.倪先生1981年进入上海照相机总厂(以下简称"上照"),历任党委委员、纪委书记、监事会副主席(改制后)等职,2009年退休.倪先生见证了"海鸥"的辉煌和衰落.他说1988年公司利润3800万元,达到顶峰.上世纪90年代初,国内市场需求扩大,相机产销达到顶峰.但上照面临的风险也在加剧:体制弊端、技术薄弱、产品单一和人才流失,再加上国门敞开,竞争激烈,在进口和走私相机的夹击下,下坡路无以避免.1990年美国和东南亚订单为零."海鸥"的国内市场份额开始锐减,占有率降至10％,1992年累计亏损1700万元.1989年前国内有43家品牌,到1996年,国产品牌只剩下"海鸥"和"凤凰".     

电子元器件行业国际化程度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本文以深沪A股196家电子元器件上市企业为样本,采用2014-2016年的数据分析我国电子元器件行业国际化程度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发现,现阶段我国电子元器件行业国际化程度较低,且与企业绩效呈现负相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