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参与湿地保护对家庭减贫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基于自然保护区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

[目的]试图从微观层面农户参与视角分析保护区建立对多维贫困的影响,以期为我国类似地区改进扶贫政策、创新农户生计策略选择提供实证支撑。[方法]文章以云南省大山包黑颈鹤自然保护区为例,基于2019年收集的364份有效问卷,构建“农户参与—生计策略—家庭贫困”的理论分析框架,采用二项Log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了农户参与湿地保护对减贫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1）受访农户贫困发生率超过75%,非参与农户贫困发生率比参与农户高约29%。（2）收入偏低、脆弱性大,信息闭塞,难以获得金融支持是关键致贫因素。（3）农户参与湿地保护显著利于多维减贫,并对收入、生活质量、就业及发展单维度减贫具有显著影响。（4）生计策略多样化和非农化对减贫具有显著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分别为24.48%和17.26%。[结论]建议提供多样化生计模式,对参与和非参与农户精准施策,完善保障机制,提高生计能力。     

多维贫困视角下土地整治的减贫成效评价

土地整治的扶贫脱贫功用已在实践创新中得到充分体现。国际上将土地整治作为农村发展的重要工具,中国亦不外如是。在农村贫困地区开展土地整治,具有经济、社会等多个维度的减贫成效。本文选取河北、四川、贵州、云南和江西五省贫困村典型土地整治项目及其受益农户,通过田野调查和入户访谈获得一手数据和资料,并对土地整治前后农户多维贫困指数作了测度和分解,研究发现:土地整治能有效降低农户多维贫困程度,贫困发生率和平均剥夺份额均得到缓解;收入、住房、生活和生产条件等维度的贫困程度较土地整治前均得到改善;土地整治完成后,收入和耕地资源禀赋对农户多维贫困仍具较大影响。为进一步提升土地整治减贫成效,应灵活安排贫困地区土地整治项目,将土地整治与产业开发和乡村振兴深度融合。     

农地流转的多维减贫效应分析——基于5省1218户农户的调查数据

本文首先基于贫困的多维特性分析了农地流转促进贫困减缓的理论机理,然后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5省1218户农户3年的跟踪调查数据,分析了家庭的农地流转行为及其减贫效应。研究表明,农地流转具有显著的多维减贫效应。其中,收入维度和就业维度的减贫效应尤为突出,教育维度减贫效应逐渐显现。但是,农地流入和农地流出的减贫效应具有明显的差异,农地流出的就业减贫效应、收入减贫效应要更显著,农地流入具有极不明显的教育减贫效应。本文研究的重要政策意义在于:推进农地流转可能是增加家庭收入、提升农民可持续发展能力并保障其权利进而促进全面脱贫攻坚的一个新思路。     

农地流转的多维减贫效应——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样本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从多维贫困视角出发,实证检验农地流转行为对缓解农村地区贫困状况的作用效果,并探究其区域异质性。结果发现:农地流转具有较为显著的多维减贫效应。对多维贫困指数进行分解,观察到农地流转使农户在收入、健康和主观感知维度的贫困状况得到了缓解,但在教育和生活水平维度并不存在显著的减贫效应;不同流转行为的减贫效应存在不对称性,农地转出更能改善农户的贫困状况;不同区域农地流转的减贫效应存在明显差异,西部地区的减贫效应最大,中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减贫效应最弱,但相比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农户的多维贫困现状也更为严峻。因此,因地制宜地推动农地流转是缓解农村地区多维贫困进而消除相对贫困的有效路径。     

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来自准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

目的 科学评估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方法 文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4期追踪数据,运用VEP法测算了我国农户的贫困脆弱性,然后运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了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效果及中介效应机制。结果 （1）近年来我国农户的贫困脆弱性显著降低,中西部地区农户的贫困脆弱性比东部地区高;（2）精准扶贫政策显著降低了农户贫困脆弱性,政策效应明显,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效果愈发显著;（3）实证估计结果通过了连续型DID法与PSM-DID法的稳健性检验;（4）异质性分析表明,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户脆弱性的作用在中西部地区比在东部地区更为显著,对贫困户脆弱性的影响大于对非贫困户脆弱性的影响;（5）中介效应机制分析表明,精准扶贫政策可以通过提高农户社会资本的方式降低其贫困脆弱性。结论 在贫困状况较为严重的地区,应保持帮扶政策持续稳定,降低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在识别贫困户和制定扶贫政策时,需关注未来可能陷入贫困的农户,提升其应对外界风险冲击的能力,同时应注重发挥各种社会组织与非正式制度的作用,形成多方面减贫合力。     

农户家庭人力资本减贫效应实证研究：基于非农就业的中介效应

全面脱贫之后,我国扶贫重点目标变为解决相对贫困,缓解贫困脆弱性。基于人力资本理论,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四期数据,分析对比教育、经验与健康等人力资本在消除绝对贫困、减少相对贫困、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方面的效果,实证分析农户非农就业在相关路径中产生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教育、经验与健康等人力资本均有利于促进农户减贫,防止返贫;对农户减贫边际作用最大的人力资本是经验,其次为教育;在教育与经验促进农户家庭减贫的过程中,非农就业起到了中介作用;在非农就业的中介效应占比中,教育降低农户家庭返贫风险的中介效应最大,其次为经验。因此,未来仍可通过提高农户家庭人力资本有效防止农村居民返贫,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社会资本对多维贫困的影响研究——来自陕西省延安市513个退耕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

研究生态脆弱区多维贫困的产生原因及影响机理,对农村地区减贫和长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以黄土高原退耕还林区为例,对农户的多维贫困进行了测度和识别,并利用微观调查数据和Probit、Tobit模型,实证研究了社会资本对贫困地区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研究表明,黄土高原退耕还林区农户贫困发生率较高,37. 82%的农户陷入多维贫困,25. 93%的农户收入维度贫困;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社会参与均对多维贫困指数和多维贫困识别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社会声望对多维贫困识别影响显著,但对多维贫困指数影响不显著;总社会资本量能显著抑制农户多维贫困的发生概率和减轻贫困程度。此外,家庭成员是否居住在一起对农户多维贫困产生负向影响,相对于男性为户主的家庭,女性户主家庭更易产生贫困缺失。     

农民合作社减贫的农户收入效应及其异质性——基于内生转换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

[目的]农民合作社具有“天然的”益贫特征，在精准扶贫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研究合作社减贫的农户收入效应及其异质性对于完善和优化合作社产业减贫政策，健全贫困治理长效机制，助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方法]文章基于2018年云南、贵州、陕西和甘肃4省欠发达地区1 551份农户的调研数据，利用内生转换回归模型（ESRM），通过构建“反事实”分析框架，实证分析了合作社对农户所产生的收入效应及其异质性特征。[结果]（1）与未入社的农户相比，入社为其家庭总收入带来了约32.26%的收入增幅。合作社对非贫困农户、高收入分位数农户、中青年农户的减贫增收作用最明显。（2）除了对贫困农户财政性收入影响不显著外，合作社对不同贫困属性农户其他不同来源的收入均有提高，对贫困农户的农业经营性收入影响最明显，对非贫困农户的财产性收入影响最明显。（3）土地面积、生产性资产值、人情往来支出、户主受教育年限、是否参加专业培训、建档立卡户、是否有合作社、主要地理环境均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入社决策；学生数量显著负向影响农户入社决策。[结论]在积极培育和发展合作社，鼓励合作社由“重数量轻质量、重服务轻规范”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同...     

基于能力贫困理论的新疆连片特困地区主要民族多维贫困分析

[目的]考察新疆连片特困地区主要民族多维贫困的程度和特征,为新时期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方法]基于能力贫困理论构建新疆连片特困地区多维贫困识别指标体系,利用AF法,基于新疆连片特困地区农户生计调研数据测度汉族、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多维贫困的程度,利用对比分析的方法,并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研究各主要民族多维贫困的特征,剖析其产生原因。[结果]连片特困地区各主要民族都面临着多维贫困问题,且非收入贫困比收入贫困严重;与汉族相比,维吾尔族和柯尔克孜族的多维贫困覆盖率高,贫困程度严重;从各维度对多维贫困指数的贡献率来看,汉族的教育维度贫困对多维贫困的贡献最大,维吾尔族和柯尔克孜族的收入、教育和健康维度贫困对多维贫困的贡献较大。[结论]收入低下和人力资本积累不足是新疆连片特困地区主要民族摆脱多维贫困的重要障碍,新时期反贫困工作应充分考虑各主要民族贫困的差异性和多维性特征,尤其要重视从人力资本方面提升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     

农业技术进步会降低农户的相对贫困吗——基于节本增产和外出务工的视角北大核心

厘清农业技术进步减贫的贡献及机理对相对贫困治理和乡村振兴意义重大。本文基于湖北省1119个农户实地调研数据,采用超越对数形式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SFA)测度农业技术进步,运用贫困脆弱性方法计算农户相对贫困,并基于IVTobit模型和门限模型分析农业技术进步对农户相对贫困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表明:(1)农业技术进步能显著提高农户人均收入的2.397%和降低农户相对贫困0.338%,样本选择偏误和内生性问题会低估农业技术进步的减贫效应;(2)从异质性分析来看,农业技术进步对农户相对贫困存在一个门限效应,农业技术进步更能降低门限后土地经营面积较大农户的相对贫困,且农业技术进步的减贫效应存在明显的群体差异,减贫效应由大到小依次为高、中、低学历组农户;(3)从作用机制来看,农业增产、农业节本和外出务工在农业技术进步减贫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大小分别为20.92%、18.2%和18.97%;(4)未考虑家庭内部结构会使农业技术进步的增收和减贫效应被严重低估,从而造成“虚假贫困”问题,家庭等值规模系数能较好处理此问题。     

全面脱贫后农村多维贫困测量研究

对农民家庭的贫困进行多维测量和识别是解决2020年后农村相对贫困问题的前提。使用修正的A-F多维贫困测量法,以"能力—权力"框架构建评估维度和指标体系,评估全面脱贫后中部农村地区的多维相对贫困状况,结果显示:农户的多维贫困指数和多维贫困发生率依然较高,脱贫户与非建档立卡户的多维贫困指数差异较大,但两者的贫困强度接近。进一步分解发现,中部农村地区呈现出两极差异化的减贫成效。一方面,社会权力对农户多维贫困贡献率较低,贫困群体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社会权力得到极大彰显;另一方面,表征农户发展能力的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维度对农户多维贫困贡献率达到84.4%,且脱贫户与非建档立卡户之间并不存在明显差异。     

农户多维贫困及致贫机理研究——以甘肃省840份农户为例

贫困是人的可行能力在收入或消费、教育、就业、医疗卫生、社会保障、获取信息和技术的机会等多个维度被剥削的现象,多维贫困指数反映了贫困人口或家庭的多维贫困发生率及承受的剥削强度。借鉴Alkire and Foeter开发的多维贫困测量方法,并以此方法为基础设计调查问卷,采用分层随机抽样选取甘肃省13个村子进行调查研究,然后利用对甘肃省部分农户家庭的实地调研数据,从收入、教育、健康、生活水平和社会关系5个维度对贫困地区农户的多维贫困状况进行了测算与分解。结果表明,1~5个维度的多维贫困指数分别为28.8%、21.7%、16.3%、7.6%和1.1%;甘肃省农户家庭的"基本可行能力"被剥削的情况严重,贫困发生率高,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均高于其它省份或地区。从农户所处贫困的维度状况梳理出了甘肃省农户致贫的机理:受教育水平不足导致的"能力贫困"导致家庭普遍陷入多维贫困和低收入均衡水平,其贡献率随着贫困维度增加而递减,对绝对贫困的贡献较小;而收入和健康的贫困贡献率随着贫困维度的增加而上升,在绝对贫困家庭中,家庭成员不理想的健康状态,尤其是主要劳动力残疾或患有重大疾病使得家庭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未来政府扶贫政策制定和执行应根据致贫维度状况进行有效瞄准,更加关注农户遭受的"能力贫困"困境,提高扶贫效率。     

多维贫困视角下农户脱贫的指标构建与分析

精准识别的最终目标是保证有效的精准脱贫,多维贫困视角下的精准脱贫主要包括政策维度、发展维度和主观维度。研究发现:贫困农户脱贫的未来发展能力较低;贫困农户对于脱贫的认同度较低;五保贫困户相对于一般贫困户和低保贫困户而言更易发生"错退"现象。因此精准扶贫工作在保证有效脱贫的前提下,更要保证长期脱贫,通过建立多元化的贫困退出机制、融入社会力量关注扶贫问题等措施实现农户真正"摆脱贫困"。     

农户退耕意愿影响因素的贫困尺度差异分析——基于新疆阿克苏地区的调研数据

以新疆阿克苏地区为例,应用多元有序Logit模型,对比分析贫困农户与非贫困农户的退耕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为强化新一轮退耕还林工程的精准扶贫效用提供信息支持。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林业生产经营技能、退耕补偿满意度等是影响农户退耕意愿的重要因素,且不存在显著的贫困尺度差异;第二,亲戚中是否有乡(村)干部、同村人的退耕效果、退耕风险感知、退耕预期收入等对贫困农户与非贫困农户退耕意愿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应规范并强化乡(村)干部的引导作用,建立退耕还林的典型经验推介机制,提升退耕农户的林业生产能力与非农就业技能,以切实增强工程区贫困农户的退耕意愿,有效凸显退耕还林工程的扶贫减贫效用。     

项目制扶贫下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研究——基于新疆疏勒县的调查数据

[目的]探究贫困农户生计资本变化及其与生计策略关系,有助于民族贫困地区项目制扶贫的精准实施,对调整生计资本结构,维持农户可持续生计,促进民族贫困地区稳定脱贫,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方法]文章基于新疆疏勒县225户调查问卷数据,测算精准扶贫项目实施前后生计资本变化,并构建多元无序Logistic模型探讨其对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结果]精准扶贫项目实施后,农户生计资本水平整体得以提高,生计资本结构有所改善,但是各项生计资本发展不均衡,生计脆弱性依旧存在;同时生计资本是决定农户选择生计策略的重要影响因素,自然资本是决定农户选择纯农型生计策略的基础,而金融、人力、社会、物质、民族文化等资本决定了该地区农户生计策略由纯农型向非农型的转变。[结论]政府需要加大自然、物质、社会、教育等生计资本方面的扶贫项目投入、提升农民组织化水平、注重金融资本、民族文化资本等生计资本方面扶贫项目投入的精准化并加大监控力度以维持贫困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     

不同模式农地整治的减贫增收效应研究 ——基于匹配倍差法估计

研究目的:探讨PPP模式农地整治和政府主导模式农地整治分别对建档立卡户和非建档立卡户的减贫增收效应及其差异。研究方法:可持续生计框架、问卷调查法、匹配倍差法。研究结果:政府主导模式农地整治对两类农户家庭总收入、农业收入的增加有显著影响且对非建档立卡户影响更大,对非建档立卡户财产性收入、工资性收入的增加有显著影响但增加值较小;PPP模式农地整治对两类农户家庭总收入、财产性收入及工资性收入的增加有显著作用,且对非建档立卡户影响更大;PPP模式农地整治对农户总收入、财产性收入及工资性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远大于政府主导模式。研究结论:应重视农地整治在扶贫工作中的重要作用,积极推进PPP模式农地整治的扶贫,完善相关政策并引导社会资本积极参与,同时加强农地整治扶贫与其他精准扶贫手段相结合,以促进农地整治项目区内农户全部脱贫。     

地理资本视角下村级多维贫困测度及贫困类型划分*——基于重庆市1 919个市级贫困村调研数据

[目的]精确测度村级多维贫困以及划分贫困类型,是当前提高贫困识别精准度,进一步推进农村精准脱贫的战略需求。[方法]文章基于重庆市1 919个市级贫困村的调研数据,构建地理资本视角下村域多维贫困测度指标体系,并采用多维贫困测度模型、指标贡献度模型和最小方差方法系统揭示了重庆市贫困村多维贫困程度、贫困类型及其空间分布特征。[结果](1)重庆市贫困村多维贫困程度呈两端大中间小的"哑铃状"结构,贫困程度极化特征显著,区域发展具有不平衡性。空间分布上,贫困村多维贫困程度呈从渝东北、渝东南分别向渝西地区逐渐减轻的特征,贫困村多维贫困程度存在明显的地域性差异;(2)重庆市贫困村贫困类型主要分为单资本缺失型、双资本缺失型、三资本缺失型、四资本缺失型4个类型,其占比分别为9.07%、20.27%、66.91%、3.75%,三资本缺失型是最主要的贫困类型。[结论]重庆市贫困村致贫因素复杂多样,需要根据各自的贫困特征,因地制宜地开展差别化的帮扶工作。科学推进精准扶贫战略,力争实现2020年全面脱贫。     

中国农村的贫困特征与动态转换: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的对比分析

为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脱贫攻坚战须精准识别贫困人口。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农户数据,从收入和多维角度对比分析了我国农村2012—2016年的贫困程度和动态转换。研究发现,2014年我国农户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的重合度仅为18%,收入贫困概念遗漏了76%的多维贫困户,多维贫困概念遗漏了64%的收入贫困户。相对而言,低教育程度户主家庭和中西部家庭更易同时陷入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从动态转换看,这两种贫困测量之间也存在很大的偏差,2012—2014年收入脱贫户中仅16%的农户同时实现了多维脱贫,2014—2016年也仅为18%,但是,处于深度多维贫困状态的农户比例几乎没有下降。基于上述测算结果,本文主张结合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评价指数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政策,同时要高度关注深度贫困人群和新增贫困人群,使得这些贫困家庭在收入、教育、健康、卫生等多方面实现脱贫。     

精准扶贫时期财政扶贫与金融扶贫的绩效比较——基于扶贫对象贫困程度差异和多维贫困的视角

缺乏资金是贫困户的核心特征,财政扶贫和金融扶贫作为为贫困户提供资金的两种主要手段,被广泛应用于各国的减贫事业。本文基于扶贫对象贫困程度差异和多维贫困的视角,从理论上比较了财政扶贫和金融扶贫的减贫绩效,并使用11228户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数据,运用分位数回归、有序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对假说进行验证。研究发现:财政扶贫和金融扶贫均能显著增加贫困户的收入,且在精准扶贫时期,无论是否考虑政府公共财政投入,财政扶贫促进贫困户增收的效果均显著好于金融扶贫;财政扶贫和金融扶贫促进增收的效果因扶贫对象不同而存在差异,财政扶贫短期内更有利于边缘贫困户增收,而金融扶贫则更有利于深度贫困户增收且具有长期效应;金融扶贫能显著改善贫困户的多维贫困状况,但财政扶贫会使多维贫困状况恶化;财政扶贫可以提升金融扶贫缓解多维贫困的效果,金融扶贫也可以抑制财政扶贫带来的多维贫困状况恶化。     

宅基地退出降低了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吗？ ——来自安徽金寨的证据

研究目的：探究宅基地退出在脆弱性视角下的减贫效应,厘清宅基地退出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作用路径。研究方法：基于2019年安徽金寨的微观调研数据,构建广义可行最小二乘法模型,基于期望贫困对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进行测度,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检验宅基地退出的减贫效应,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宅基地退出影响贫困脆弱性的传导机制。研究结果：（1）在现行贫困标准下,有18.66%的农户面临未来陷入贫困的风险;（2）宅基地退出具有显著减贫效应,能够有效降低农户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通过PSM方法消除“自选择”偏误后结果依然稳健;（3）宅基地退出通过增加农户生计资本和改善生计策略来降低贫困脆弱性。研究结论：未来应进一步深化宅基地制度改革,完善宅基地退出与扶贫的联动机制,改进返贫预警的识别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