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货币政策搭配理论综述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宏观调控的两大政策工具,二者的紧密搭配对于实现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具有重要意义。从理论上阐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的必要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一致性是二者协调配合的客观基础,两者的差异性是二者协调配合的现实必要性。封闭经济的IS-LM曲线、米德冲突、丁伯根法则以及蒙代尔有效市场细分等理论是财政货币政策搭配理论的基础。     

试析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

在不同的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搭配方式选择的正确性及其协调形式的合理性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的理论基础出发,针对我国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采取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在不同的政策组合下,搭配形式选择的合理性。面对宏观经济高位运行及不稳定因素的存在,从财政政策方面、货币政策方面和两大政策搭配方面给出了具体建议,我们仍应继续实行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加强宏观调控,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强化宏观调控应注意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强化宏观调控应注意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财政部汪兴益要强化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要十分重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把分力变合力，充分发挥其调控作用：（１）为了实现经济目标，应实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合理搭配。货币政策的最终...     

政策协调、产业结构升级及宏观经济效应分析

不同模式的宏观政策协调不但会对产业结构优化产生差异性影响,也会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带来的宏观经济效应。本文在新凯恩斯框架下构建理论模型,并基于贝叶斯参数估计和数值模拟分析政策协调对产业结构优化以及宏观经济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数量型货币政策比价格型货币政策更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收入型财政政策比支出型财政政策更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价格型货币政策和收入型财政政策的政策协调更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对消费、就业和产出的促进作用,数量型货币政策和支出型财政政策的政策协调更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对通货膨胀的稳定作用;货币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一目标与稳定经济波动这一目标存在着Trade Off现象,财政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一目标与促进经济增长这一目标存在着Trade Off现象。因此,建议采取货币政策为主、财政政策为辅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具体操作体现在减息为主结合降低税率水平为辅的政策协调组合来应对经济增速下滑和产业结构升级。     

财政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协调配合

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存在一些结合部,深入研究这些结合部对于充分发挥财政货币政策作用,减少政策摩擦,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认为,我国政府已经能够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的需要主动选择适当的政策组合,运用间接手段调节供求关系,并初步建立了适应市场运行机制的宏观调控体系。文章强调,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一直是宏观调控的核心问题之一,随着我国政府“财政货币双稳健”宏观调控思想的确立,两大政策的协调配合将从以总量调控为主转向以结构或制度配合为主。     

财政：2007财政收支分析与政策取向

2006年，国家适时出台了多项宏观调控政策，更加有针对性地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我国经济保持了快速增长势头，速度和效益同步提高，财政收支状况良好。2007年，为巩固和发展宏观调控的成果，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协调的增长，一方面，要加大制度层面上的改革力度，着力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着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着力解决民生问题。另一方面，要在短期调控政策层面上继续实行“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一步完善政策内容，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土地政策和社会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在促进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方面的独特功能。     

财政：财政政策真正发挥优化结构稳健功能

为了巩固和发展宏观调控成果,实现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2008年将继续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进一步完善落实政策内容,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土地政策和社会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在促进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方面的独特功能。     

财政政策真正发挥优化结构稳健功能

为了巩固和发展宏观调控成果,实现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2008年将继续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进一步完善落实政策内容,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土地政策和社会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在促进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方面的独特功能。     

当前经济形势与宏观调控主要政策取向分析

2004年中国经济形势总体良好，在中央加大宏观调控力度的情况下，呈现出速度快、效益好的局面，但经济运行中还存在一些突出矛盾和隐患，国民经济仍面临从局部过热向整体过热蔓延的危险。2005年宏观调控丝毫不能放松，但要改进调控方式，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加强各项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配合。在总量调控上，注重运用货币政策，防止高通货膨胀爆发；在结构性调控上，注重运用财政政策，加强薄弱环节发展。同时要积极采取措施，大力促进消费、增加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维护社会稳定。     

宏观经济调控政策配合研究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传统计划调控手段功能作用的削弱,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已成为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主要工具,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是否稳定的必要条件,直接影响到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均衡和国民经济稳定、快速、健康地发展。研究正是对理论体系的梳理,并以中国宏观经济调控为背景对政策搭配必要性并采用了理论和实践有效的研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运用问题。     

对外直接投资提高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吗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否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已成为中国学者及政策制定者迫切需要深入研究的命题。本文利用2009—2013年的省级数据和工业企业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分别从地区和企业两个维度实证考察了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总体上,对外直接投资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质量水平的提升;考虑控制变量后,对外直接投资仅对经济增长效率产生抑制作用;(2)相较于未实施对外投资的企业,对外投资企业对自身经济增长质量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3)考虑到企业异质性特征后,不论企业的投资深度如何,向发达国家进行的投资行为都更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经济增长质量。以上这些发现不仅为全面理解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中国发展“质量型”经济提供了有现实意义的参考依据。     

中国城市的经济韧性及由来:产业结构多样化视角

面对诸多来自内外部环境的不利因素,中国经济的"韧性"变得尤为重要。本文开创性地将经济韧性引入对中国现实情况的实证研究中,在反事实实验的框架下运用GMM-SL-SAR-RE模型分期测度230个城市的经济韧性,同时构建涵盖工业与服务业44个大类的产业结构多样化指标和产业结构调整指标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差异性进行解释。研究结论显示,面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中国各城市间的经济韧性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拥有多样化产业结构的大城市更能抵御风险。更为重要的是,当经济进入恢复调整期后,越多样化的城市就越具有调整能力,这些城市通过发展"新经济",激励新一轮更高效的生产活动,从而获得长久和坚实的经济韧性。由此可见,多样化的产业结构不仅有助于城市抵御外部冲击,而且能够为冲击后的适应性结构调整提供更大的空间,是中国城市经济韧性的关键所在。     

基金网络关系强度与公司非效率投资

本文以我国2012—2017年持有A股上市公司的公募基金为样本,研究基金网络关系强度对公司非效率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基金网络关系越强,越有可能导致公司的非效率投资行为,且该现象在短期持股基金样本组中更显著。进一步研究表明,股票错误定价在基金网络关系强度与公司非效率投资之间发挥了中介作用,即较强的基金网络关系加剧了股票市场的错误定价,导致了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的产生;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的完善和信息透明度的提高,能够缓解较强的基金网络关系对公司非效率投资的不利影响。本文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社会网络理论在基金信息效应领域的应用,相关研究结论可为监管层引导基金投资行为提供有益参考。     

城市房价与全要素生产率:“挤出效应”与“筛选效应”

本文主要关注城市房价对整体全要素生产率和企业个体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差异性,重点分析城市房价上涨对工业企业的"筛选效应"与"倒逼效应"。利用230个地级市数据和微观工业企业数据,采用工具变量法分别检验了房价对城市整体以及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性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城市高房价显著抑制了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升,这种抑制效应主要来自房地产投资对实体经济资金的"挤占效应"和"资源错配效应"。城市房价快速上涨对工业企业的"筛选效应",使房价快速增长城市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一般会较高。如果对留存企业的"倒逼效应"难以抵消房价上涨带来的效率损失时,房价快速上涨累积形成的高房价与工业企业生产率之间会存在一种"倒U型"曲线关系。城市房价快速上涨对服务业企业的"锁定效应"与生产率的"侵蚀效应",使房价快速上涨及高房价城市中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较高,但城市整体生产率水平较低。稳健性分析也支持了以上研究结论。     

财政转移支付是“输血”还是“造血”——基于国定扶贫县的实证研究

文章以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为研究对象,分别基于收入角度、支出角度以及客观经济结果指标系统研究财政净转移支付及各类财政转移支付对贫困地区自身“造血”能力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1)财政转移支付既有“输血”作用,也有“造血”作用,地方财政支出有利于提升贫困地区自身“造血”能力;(2)财政转移支付可以有效拉动地方经济发展以及地方财政收入,同时提升贫困地区农户机械总动力,财政转移支付总体效果较好;(3)相对贫困地区自身“造血”能力较强,极度贫困地区财政转移支付更偏向“输血”。根据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首先,应优先安排和保障贫困地区财政转移支付支持力度,同时对财政转移支付资金进行“精细化”管理,提升财政转移支付使用绩效;其次,财政转移支付结构方面,应保障专项转移支付比重,以准确实现上级政府的减贫目标;最后,对贫困地区要分类施策,既要注重财政转移支付“输血”能力,更要注重“造血”能力。     

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与碳排放强度——基于WIOD跨国面板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WIOD的世界投入产出表和环境账户数据,测算了制造业完全碳排放强度,并分析了投入服务化对制造业完全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投入服务化可以降低制造业完全碳排放强度,但其对完全碳排放强度的作用要小于其对直接碳排放强度的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投入服务化可通过提高制造业生产效率、替代能源要素和优化制造业结构等途径降低完全碳排放强度。分组检验发现,投入服务化对降低污染密集型制造业碳排放强度的效果大于非污染密集型制造业。从生产性服务类型来看,金融、租赁和商务服务化对降低制造业碳排放强度的作用最大,其次是邮电服务化等。分地区来看,投入服务化对降低中国制造业碳排放强度的作用明显大于发达经济体。本文结论说明,提高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水平是协调各国制造业发展和资源环境约束的可行路径。     

地方官员晋升激励与河长制演进:基于官员年龄的视角

已有研究认为当前中国环境治理收效甚微,主要原因在于地方政府消极执行中央政府的环境政策,相对忽视了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政策上的自主行为。深入探究地方自主性环境治理政策演进的内在机制,对于破解环境治理难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河长制这一地方自主性水污染治理政策为研究对象,将2004—2010年手工整理的河长制演进数据、地级市官员数据与国控断面水质监测数据进行匹配,从地方官员年龄角度,研究河长制演进的官员激励机制。研究发现:地方官员年龄与河长制推行概率呈正相关关系。随着地方官员年龄的增长,晋升概率的下降,污染的边际回报也随之降低,但在中央政府加强环境事件问责的背景下,潜在惩罚成本却不断增加,从而使年长的地方官员更有动力推行河长制政策,以避免潜在的惩罚成本。因此,加大官员晋升考核中的环境指标权重,并将环境违规问责常态化是破解地方环境治理难题的不二法门。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增长的动力源泉——基于动能解构视角的研究

立足中国经济新旧动能亟待转换的时代背景,本文选取2005—2016年省级服务业数据,使用随机前沿模型,设定超越对数生产函数,以考察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增长的动力源泉,研究发现,中国生产性服务业TFP呈多阶段的变动特征,技术进步是主要的正向源泉,行业增长属于“技术主导型”;以TFP为代表的创新驱动是生产性服务业增长的主要动力,行业动能结构相对合理;细分行业动能结构差异较大,新旧动能的结构性调整必须兼顾行业特征;发达地区应对外部冲击及政策刺激的能力较强,创新驱动是主要的增长动能,其他地区新动能疲弱,旧动能又陷入粗放式增长,动能结构有可能向不合理状态演进。为此,需要紧抓时代机遇,提升行业创新驱动力,以生产性服务业为新动能培育的“主战场”,并特别兼顾行业及区域的异质性特征,“量体裁衣”,制定针对性的新旧动能转换战略。     

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波特效应”的中国证据

在我国环境规制实现区域污染治理的过程中,会遭遇污染产业转移、投资领域变迁等规避问题。为检验有关规制措施的有效性,本文基于省际面板数据考察了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研究发现,与环境行政处罚和颁布地方性法规相比,收缴排污费和增加环境保护财政支出更加有效,这说明依靠环境规制推动绿色技术创新的关键在于规制工具的选择。总体而言,财、税、费等市场调控类环境规制工具更适合我国国情。中介效应检验发现,收缴排污费和环境保护财政支出倒逼企业提高研发强度,进而推动绿色技术创新,且二者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均呈现由弱变强、由不显著到显著的门槛效应。值得注意的是,严厉的行政处罚阻碍绿色技术创新,且不管规制强度如何,地方性法规对绿色技术创新并无显著影响。因此,为加强环境治理,促进绿色技术创新,需要构建市场化环境规制体系、注重环境规制顶层设计的落地,并适当提高环境规制强度。     

人才为何流向公共部门——减速期经济稳增长困境及人力资本错配含义

长期经济增长离不开公共部门提供的公共服务,但低效率的公共部门在减速过程中仍可以很好地生存,减速后果由生产性部门来消化,这将使人力资本进一步向无效率公共部门集中,导致人力资本错配,从而造成内生增长动力缺失。本文理论研究表明,在长期经济增长过程中,公共部门存在一个最优的人力资本配置比。借助OECD国家和中国例证也发现,如果公共部门人力资本配置偏离这个最优比例,将导致经济稳增长受阻。此外,相比美国、英国等OECD国家,中国公共部门人力资本强度较大,而生产性等市场化部门人力资本强度相对较小。当前中国经济正处在从要素投入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的时期,大量优秀人才配置到非市场的公共部门而非生产性部门,会给中国经济稳增长带来严重挑战。因此,本文的政策含义是,改变不利于经济减速时期能有效淘汰非效率部门的制度结构,引致人力资本进一步向生产性部门集中,优化人力资本配置,最大限度释放人力资本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