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值税税率改革能否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基于多期DID的经验证据

增值税税率改革是降低企业税负的重要措施，而这一举措能否遏制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间差异性投资收益率所导致的经济“脱实向虚”风险，不但事关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实现，更关系到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本文以财税[2017]37号文、财税[2018]32号文以及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公告[2019]39号文的出台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2017～2019年增值税税率改革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增值税税率改革能有效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且对非国有企业、处于市场化水平较高地域的企业治理效应更明显；增值税税率改革能有效弱化企业的“投资替代”动机促进经济“脱虚还实”，而对于“预防性储蓄”动机影响效果不明显；增值税税率改革对企业金融化的治理效应能促使实物资本投资和企业创新投资的增加，有助于优化企业投资结构。     

企业金融化程度问题研究 ——基于金融边界视角

企业金融化一方面对我国实体企业的发展产生了十分有利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该企业进行各方面的短线投资,影响其经营方针,给企业发展带来巨大的挑战.基于此,文章从企业金融化的动机研究出发,分析企业金融化会给非金融企业带来正负双重效应,构建非金融企业金融化边界指标评价体系,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金融错配对宏观经济下行风险存在异质性冲击吗?——基于规模效应与效率效应的维度

近年来随着我国宏观经济下行压力的不断加大，金融错配是否对宏观经济下行风险构成异质性冲击成为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在阐释金融错配规模效应和效率效应引致宏观经济下行风险逻辑机理的基础上，以2005—2019年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金融错配规模效应和效率效应对宏观经济下行风险的异质性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随着对外开放和金融体系改革，我国金融资源配置中的所有制歧视已得到有效缓解，金融错配的效率效应显著改善。然而，由于规模效应在风险链条传导过程中的累积反馈，规模歧视已成为引发宏观经济下行风险的主渠道。这些研究结果为构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政策框架和防范化解宏观经济下行风险提供了有益启示。     

共同机构所有权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促进还是抑制

基于2003—2021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共同机构所有权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共同机构所有权发挥了合谋同群效应，促进了企业金融化；机制检验发现，共同机构所有权通过加快金融化同步性、加剧代理问题来促进企业金融化，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债权人监督削弱了共同机构所有权的合谋同群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共同机构所有权的合谋同群效应在同行业势力强、非国有企业的样本中更为显著，且在促进企业金融化的同时更倾向于对投机性短期金融资产的配置。研究不仅为共同机构所有权的合谋同群效应提供了新的证据，也为政府引导企业“脱虚向实”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ESG表现

生态文明建设理念不断深入人心，ESG作为企业绿色发展和长期价值创造的关键，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本文基于2015～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微观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ESG表现具有负向影响。具体而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加剧了信息不对称，导致企业面临更强的融资约束和更低的风险承担水平，进而减少ESG投入以规避风险和资源的双重压力。进一步分析发现，企业管理者可以通过获取政府支持以及迎合投资者情绪来有效缓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ESG表现的负向影响，而这种负向影响在行业景气度较低的企业中会更加突出。     

减税能否弱化实体企业金融化?

经济下行压力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致使陷于低迷期的实体企业发展遭遇瓶颈,脱实向虚成为众多实体企业路径选择中的占优选项.本文立足税收负担维度下的企业金融化问题,利用中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这一准自然实验,系统考察减税对企业金融化的引致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减税总体上对企业金融化产生显著的抑制效应,这种抑制作用主要源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有利于激发企业专注创新研发、助力实体税负调减,从而使实体企业形成专注实业经营的内生激励;进一步研究显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政策效应在高杠杆企业和大型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从企业成本负担端着眼,以期为把握企业金融化的内生机理、弱化实体企业脱实向虚倾向提供新视角和新思路.     

实体企业金融化与投资效率:蓄水池效应还是挤出效应？

实体企业金融化行为既可能改善企业投资环境从而促进经营生产，也有可能挤出实体投资降低投资效率。以我国2012—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非线性模型与面板门槛模型检验企业金融化对投资效率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看，企业金融化对投资效率呈倒“U”形的影响效应，当小于最优金融化程度时，表现出促进的“蓄水池效应”，当企业出现过度金融化时，表现出抑制的“挤出效应”。从不同产权性质上看，国有企业的倒“U”形影响效应更为显著，对投资效率的“挤出效应”大于非国有企业；从不同行业性质上看，制造业具有显著的倒“U”形影响效应，而非制造业并未表现出这种特征。进一步引入企业规模和企业成长性门槛变量分别检验发现，大规模企业存在进一步金融化即加杠杆的空间，而小规模企业表现出过度金融化的投资效率抑制影响；成长性小的企业金融投资有助于投资效率的提升，高成长性企业过度金融化负面效应严重。据此，提出应该加强政府有效引导、健全市场管理机制、优化金融结构体系、完善金融监管体制、规范公司治理体系等针对性建议。     

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企业效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融资约束的门槛效应

近年来,实体企业"弃实投虚"现象愈演愈烈,资产金融化趋势逐渐涌现,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越来越明显.文章以2007—2018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将企业效率分为综合效率和主业效率,分别考察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二者的影响,并检验了实体企业金融化与企业效率的关系是否受到金融资产流动性差异的影响.结果表明:实体企业金融化对综合效率和主业效率均具有抑制作用;相比短期金融资产而言,配置长期金融资产对企业效率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考虑到金融投资决策受融资约束的影响,采用面板门槛回归方法进一步探讨了不同融资约束下实体企业金融化与企业效率的关系,发现实体企业金融化与综合效率间不存在融资约束门槛,但实体企业金融化与主业效率间会因融资约束的差异呈现显著的倒"U"型非线性区间效应.研究结果可为监管层规范实体企业金融投资行为以及企业制定金融投资战略提供决策依据.     

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企业效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融资约束的门槛效应

近年来,实体企业"弃实投虚"现象愈演愈烈,资产金融化趋势逐渐涌现,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越来越明显.文章以2007—2018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将企业效率分为综合效率和主业效率,分别考察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二者的影响,并检验了实体企业金融化与企业效率的关系是否受到金融资产流动性差异的影响.结果表明:实体企业金融化对综合效率和主业效率均具有抑制作用;相比短期金融资产而言,配置长期金融资产对企业效率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考虑到金融投资决策受融资约束的影响,采用面板门槛回归方法进一步探讨了不同融资约束下实体企业金融化与企业效率的关系,发现实体企业金融化与综合效率间不存在融资约束门槛,但实体企业金融化与主业效率间会因融资约束的差异呈现显著的倒"U"型非线性区间效应.研究结果可为监管层规范实体企业金融投资行为以及企业制定金融投资战略提供决策依据.     

减税降费与实体企业金融化抑制——兼论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调节作用

以2007～2019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实证检验减税降费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以及内部控制有效性对上述效应的影响.研究表明,减税降费能够有效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内部控制有效性越高,越能够强化减税降费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减税降费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提高投资效率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本文拓展了减税降费经济后果的研究,对企业提高内部控制有效性以提高减税降费政策的抑制金融化效果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企业成长理论与我国旅游企业并购的路径策略

企业并购的不同路径选择会带来不同的并购效应.企业的横向并购有利于实现规模经济,纵向并购可以降低市场交易的不确定性风险,而混合并购则是实现范围经济和规避经营风险的重要手段.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数字化战略：效应与机制

在不确定性常态化背景下，企业数字化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日益凸显。理论上，企业数字化转型兼具“降本增效”的功能，能够有效应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负面影响。本文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是否会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每提高1个标准差，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平均提高16.32%。机制检验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通过提高企业的经营成本和经营风险，进而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倒逼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化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所导致的经营成本和经营风险的负向冲击，且效果优于金融化和现金持有等财务策略。此外，对于成本、风险转嫁能力较低的企业，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进行数字化转型的意愿更强。相较于行业间，数字化转型在行业内的溢出效应加强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正向作用。本文揭示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作用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在逻辑，为企业以降成本和去风险为目的采取数字化战略的理论推断提供了经验证据。     

境外施工企业如何规避汇率风险

境外施工企业所面临的汇率风险,一方面来自境外注册地国家的本位币(一般是软货币);另一方面来自国内货币(人民币).这双重汇率波动的风险加大了企业规避风险的难度.随着海外市场规模的不断拓展,如何通过规避汇率变动风险来保障企业正常的经营成果,已成为我国境外企业所面临的无法回避的大问题.     

风险管理与企业内部审计

风险是指未来不确定性对目标的影响(正面影响与负面影响).风险是双刃剑,既能给人们带来风险损失,又能带来风险收益.企业只要存在一天就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风险.如: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调控风险、经营风险、环境风险、市场竞争风险、战略风险、合规性风险、财务风险、内部管理失控风险、信息风险、商誉风险、投资决策失误风险和关键人才流失风险等等.忽视这些风险,企业就难以应对突如其来的各种风险因素的冲击,不堪承受难以估量的财务损失和经营困境.     

ESG表现与企业金融化——内外监管双“管”齐下的调节效应

以2011—2018年A股非金融、非房地产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环境、社会责任及公司治理（ESG）表现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ESG表现抑制了企业金融化,而企业内部监管会放大ESG表现对企业金融化的负向效应,外部金融监管则弱化了两者之间的负向关系。抑制效应、放大效应和弱化效应在环境、社会责任方面体现较为明显,而在公司治理方面不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ESG表现以及环境、社会责任能通过融资约束抑制企业金融化行为,融资约束在公司治理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中不具有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ESG表现以及环境、社会责任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效应在国有企业、研发能力较强企业中较为显著,而公司治理在非国有企业和研发能力较强的企业中表现出正向的金融化效应。研究结果丰富了ESG表现影响企业金融化的理论机制,为完善上市公司监管制度体系、夯实实体经济发展根基提供了依据。     

差异化利息政策能否有效治理实体企业金融化

对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发现,作为国家扶持实体企业的政策,利息优惠能提高实体利润率,促进资金向实体经济回流,减少企业金融资产持有比率,治理实体企业金融化问题。同时,我国推进企业国际化并未带来实体企业金融化与经济“脱实向虚”,反而能促进企业实体投资。然而,利率优惠政策要对症下药,降低本土企业贷款成本,积极治理效果显著,但对国际化企业提供优惠治理效果较差,因为国际化改善了企业利润水平,与信贷优惠政策存在替代效应,政策实施效率低,带来过度融资,浪费信贷资源。因此要采取针对性的差异化利息优惠政策,治理金融化问题。信贷优惠要向本土企业倾斜,服务经营困难的企业,提升利润率;避免对国际化企业过度贷款,要加强监管,合理融资,鼓励其加快国际化步伐。     

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机制与效应

本文从金融化影响企业市场势力和劳动力市场竞争的角度出发,通过理论推导将金融化与劳动收入份额联系起来,分析实体企业金融化如何通过成本加成渠道和利润分成渠道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影响。并利用2008—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金融化程度加深使实体企业成本加成率与利润分成下降,最终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抑制作用,并且在东部地区、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以及货币政策紧缩时期金融化程度加深对实体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影响更强。进一步,本文还对金融化不同动机以及不同配置方式的差异性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实体企业金融化与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关系在融资约束不同的企业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差异,而基于市场套利动机下的实体企业金融化则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影响更明显;实体企业金融化抑制劳动收入份额主要是通过发放贷款及垫款与投资性房地产发挥作用。     

防范风险之盾——金融衍生工具

金融衍生工具被发明以来,发生了许多因对其使用不当而导致破产的商业失败案例。随着美国橘郡的破产,随着巴林银行、中航油、法国兴业银行一个个庞大商业帝国的巨亏甚至坍塌,伴随着新闻媒体的极力渲染,金融衍生工具被视为洪水猛兽。人们似乎忘记了,金融衍生工具被创造出来并且获得迅猛发展,是因为其卓越的避险功能。在风险和不确定性日益膨胀的今天,利用衍生金融工具规避风险、套期保值已成为企业必修的功课。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机制研究

数字化转型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2008—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讨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和进行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企业经营效率降低、融资约束增加、系统性风险提升三条压力传导路径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异质性研究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促进高科技企业、非国有企业、东部地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效果更加明显。根据研究结论，从发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积极作用、多渠道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重视企业间数字化协同转型等角度提出了有价值的政策建议。     

金融合约风险配置内在冲突的权衡与合约选择

金融合约设计的核心问题是优化资金供求双方对投资项目经营风险的分配格局。合约主体的风险配置受到"风险分担"与"提供激励"双重动机的驱动,二者彼此冲突。本文基于对合约设计和选择理论相关争议的分析,推导金融合约优化风险配置的基本准则和风险分担的约束条件,剖析合约交易的多维背景因素对风险配置效应的影响和权衡,进而比较代表性金融合约的风险配置模式和不同交易背景下的合约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