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关键驱动因素:逐利还是避险? ——基于多层因子交互效应面板模型的宏微观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多层因子交互效应面板模型,利用沪深两市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综合分析企业微观个体逐利和避险动机以及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边际驱动效应,并对不同经营状况和不同规模企业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对于经营状态较差的企业,其金融化的关键驱动因素是风险规避;经营状态一般的非制造企业则是逐利和避险的双重驱动结果;而经营状态较好的企业主要受到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从规模来看,小型非国有和大型非制造业企业金融化的关键动机是风险规避,规模一般的非国有企业体现出逐利和避险的双重效应.通过模型估算的宏观影响因子,其总体趋势与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为吻合.总的来说,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风险的增加,主导了实体企业的金融化.     

金融包容性发展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及区域异质性

本文从金融服务可获得性、使用效用、可持续性、创新性和经济金融协同性5个维度构建金融包容性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中国2005—2015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测算金融包容性发展指数，并实证研究金融包容性发展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及其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中国金融包容性发展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作用效应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在全国和东部地区显著为正，而在中、西部地区显著为负，主要原因是金融包容性发展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存在基于自身水平、政府干预和市场化程度的门槛效应；金融包容性发展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主要通过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使用效用和可持续性来实现。     

实体企业金融化与投资效率:蓄水池效应还是挤出效应？

实体企业金融化行为既可能改善企业投资环境从而促进经营生产，也有可能挤出实体投资降低投资效率。以我国2012—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非线性模型与面板门槛模型检验企业金融化对投资效率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看，企业金融化对投资效率呈倒“U”形的影响效应，当小于最优金融化程度时，表现出促进的“蓄水池效应”，当企业出现过度金融化时，表现出抑制的“挤出效应”。从不同产权性质上看，国有企业的倒“U”形影响效应更为显著，对投资效率的“挤出效应”大于非国有企业；从不同行业性质上看，制造业具有显著的倒“U”形影响效应，而非制造业并未表现出这种特征。进一步引入企业规模和企业成长性门槛变量分别检验发现，大规模企业存在进一步金融化即加杠杆的空间，而小规模企业表现出过度金融化的投资效率抑制影响；成长性小的企业金融投资有助于投资效率的提升，高成长性企业过度金融化负面效应严重。据此，提出应该加强政府有效引导、健全市场管理机制、优化金融结构体系、完善金融监管体制、规范公司治理体系等针对性建议。     

中国资产价格波动对消费影响效应的分析

随着金融体系的发展,参与各类资产交易的经济主体和货币资金量越来越多,资产性收入在居民收入中的比重日益扩大,因此,资产价格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日益显著.从现有经济学理论来看,资产价格会通过多种传导机制影响实体经济,其中主要通过财富效应影响消费水平和消费需求.在中国,随着居民持有资产规模的扩大,资产价格波动与居民消费需求的关联性在逐步增强.本文在对相关理论研究综述的基础上,以中国股票和房地产市场为例,运用财富效应基本理论分析框架,对中国资产价格对消费的影响效应进行实证和理论分析,并提出促进资产价格财富正效应和控制资产价格泡沫风险的政策建议.     

影子银行是否有助于解决我国的金融错配问题——基于时序与面板数据的双重考察北大核心

本文以1992~2015年我国的时间序列数据和2005~2014年30个省的面板数据为样本,通过协整理论和面板回归模型对影子银行与金融错配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从时间维度来看,影子银行规模和金融错配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且影子银行从长期来看有助于降低金融错配,但是短期可能会加剧金融错配问题;从区域和规模维度来看,影子银行规模与金融错配之间呈现"U"型关系,存在显著的阈值效应。此外,影子银行的发展对金融错配影响力度由大到小依次为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金融发展情况、金融和通货膨胀都对金融错配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最后,在已有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基于“一带一路”国家的金融合作溢出效应异质性检验

本文运用我国与64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2013～2020年的金融合作面板数据，首先采用OLS回归模型检验金融合作对东道国经济增长存在溢出效应，然后根据金融合作程度进行国别分组，进一步检验溢出效应异质性问题。研究表明，金融合作的确对东道国经济增长存在正向溢出效应，主要通过国内消费和科技创新两个渠道产生促进作用，且异质性显著，主要表现为高金融合作程度国家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高于低金融合作程度国家。进一步研究发现，我国与东道国间的金融合作存在国别迁徙现象，表现为向下迁徙和向上迁徙两种情况。我国应根据异质性开展差异化金融合作，以更好地促进“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的经济稳定增长。     

区域金融规模、效率及其对FDI溢出效应的影响研究——来自长江三角洲经济圈的实证分析和检验

FDI促进经济增长的能力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规模、效率)联系紧密。我国现有研究较多关注的是全国状况或者一个省区状况,本文则将研究视角定位于经济圈,选择我国FDI集中流入的长三角经济圈作为研究对象,将金融发展分解为量和质两个维度,对长三角经济圈的金融规模、效率对FDI溢出效应影响进行了系统研究。论文实证分析和检验的结果发现:长三角经济圈金融信贷规模的扩大反而抑制了FDI技术溢出的吸收,而金融市场效率的改进所产生的效果则刚好相反,即能够显著放大FDI对区域经济的正贡献率。     

国债的宏观经济效应及风险预警研究

自1981年我国决定恢复国债发行以后,国债规模急剧膨胀,近年来由于全球经济危机及不确定因素的加大,为规避风险和刺激经济,我国更是实行了一系列扩张的财政政策,国债规模进一步加大。因此,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特别是对处于改革深化期的中国,研究国债的宏观经济效应和风险预警问题,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都是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如何发挥金融加速器在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效应

房地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及房地产开发企业的高负债率决定了我国房地产市场金融加速器效应的显著性。同时，通过期房预售实现滚动开发的筹资模式也增强了金融加速器效应的非对称性。为缓和房地产景气周期进入下降通道时，金融加速器效应引发的产业衰退与宏观经济紧缩，除应采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外，还需要转变开发模式和拓宽筹资渠道，降低房地产业负债水平及对银行资金的过度依赖。     

投资者情绪放大企业金融化行为同群效应了吗？

近年来，同群效应成为企业金融化行为的原因之一，深受学者广泛关注。在2009—2020年A股上市企业数据的基础上，实证研究投资者情绪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企业金融化行为同群效应，并进一步探究企业异质性特征下的影响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投资者情绪越活跃，企业金融化行为受同群企业金融化行为影响就越大，即投资者情绪放大企业金融化行为同群效应；投资者情绪对企业金融化行为同群效应的放大作用在民营企业、融资约束高、总经理和董事长二职合一的企业中更明显。因此，为减少企业金融化行为受同群效应的影响程度，抑制企业“脱实向虚”，政府应该提高企业信息披露质量和投资者金融素质，避免资本市场中投资者情绪过分波动。优化营商环境、强化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等都是必要措施。     

宏观经济波动、债务异质性与股价崩盘风险

以沪深两市2010—2018年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债务异质性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并探讨宏观经济波动下两者的关系机理.研究结果显示,企业债务异质性与股价崩盘风险负相关,即债务异质性越高股价崩盘风险越低,这种现象在宏观经济上行时更加显著.此外,拓展性分析结果显示,债务异质性与内部治理水平具有替代效应,而与终极控制人两权分离度存在互补效应,都能够有效降低企业股价崩盘风险.以上结果不仅表现在债务来源异质性,同时体现在债务期限异质性.从宏观视角和微观视角入手实证探讨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因素,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中国金融发展对贫富差异的作用

试图以经济增长为中间传导机制,结合金融发展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的影响来对金融发展规模和收入差距的关系为理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利用1992～2009年的宏观经济数据,加入金融发展效率变量,对理论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最后发现,在我国现阶段,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大会缩小收入差距,金融发展效率的提高则会扩大收入差距。     

金融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三大效应分析及其检验

金融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主要通过三条途径，即金融发展的门槛效应、金融发展的降低贫困效应、金融发展的非均衡效应。本文利用中国和省级1978-2004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实证与理论假说相符。最后，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如何助力工业效率提升？

作为工业部门的重要支撑，生产性服务业对于工业化发展具体重要作用。为探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如何助力工业效率提升，立足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工业效率的作用路径，采用2005—2020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通过构建考虑空间效应的中介效应模型，实证考察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工业效率提升的影响作用，并进一步就可能存在的区域异质性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1）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工业效率提升有显著促进作用，且该作用不仅表现为“本地效应”，而且表现为空间溢出效应，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及内生性考量后，该结论依然成立；（2）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可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增加知识存量和改善市场环境这三条路径来作用于工业效率并助力工业效率的提升；（3）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助力工业效率提升的作用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其对工业效率的提升作用更显著。     

货币政策、利率联动效应与银行风险承担

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关键在于宏观货币政策与微观银行体系。在人民币国际化背景下，基于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以及17家银行的非平衡动态面板数据，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在岸离岸人民币利率联动在货币政策银行风险承担传导机制中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宽松的货币政策提高了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利率联动在宽松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中发挥了完全中介效应，但在期限、渠道与微观特质三维度上呈现显著异质性。研究结论对于全面考察货币政策通过利率联动效应影响银行风险承担的核心逻辑、实时监测预警利率联动冲击下的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妥善解决“大而不能倒”风险等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国企分红的投资效应研究——基于投资效率与投资风险的双重视角

如何在企业层面处理好“国企分红”与“促投资”的关系,寻求既能促进投资效率又能规避投资风险的国企分红比例,是当前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改革中的焦点。以2008—2019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面板固定效应和Probit模型对国企分红的投资效应问题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国企分红比例与非效率投资和投资风险之间呈U型关系,当国企分红比例小于38.89%时,能够有效改善投资效率,同时降低投资风险;当国企分红比例超过38.89%时,随着分红比例的继续提高,投资效率随之下降,同时投资风险显著上升。基于企业异质性的研究表明,国企分红的投资效应因国企规模、行政级别、所属行业的技术特质和竞争程度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因此,政府需要充分考虑不同国企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分类制定国企分红比例,以提高政策的精准性。     

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门槛效应：基于最优金融结构的视角

基于最优金融结构视角，使用2001—201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利用门槛模型对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金融结构在不同地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具有异质性，只有地区发展水平跨越一定的门槛值之后，金融结构市场导向的增强才能显著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发展水平与市场化水平越高、法治环境越完善，金融结构市场化的经济增长效应越显著；适度的金融发展水平有利于促进金融结构市场化的经济增长效应，金融发展过度时，金融结构市场导向的增强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不再显著。     

金融深化、FDI溢出效应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1997～2004年省际面板数据分析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金融深化程度变量的内生增长模型,通过设定一个金融深化程度函数,并将其引入最终产品部门的生产函数,证明了金融深化程度是FDI技术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采用我国1997~2004年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的实证结果也表明,金融深化程度是FDI溢出效应的决定因素之一。从实践来看,相对于我国现有的外资规模,我国的金融深化程度滞后是造成FDI溢出效应为负的原因之一。而且,金融深化程度的不同也是造成FDI溢出效应跨区域差异和阶段性变化的重要原因。文章最后针对如何推进金融市场化进程以获取正向FDI溢出效应提出了政策建议。     

浅析电商平台互联网金融的效应与风险

互联网金融是近年来兴起的新型金融服务形式,其中以基于电商平台的互联网金融最具代表性.在电商快速发展、传统金融模式难以覆盖新需求以及互联网金融高效率低成本三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电商金融快速发展.电商金融在个人、商户两端业务中形成了完整的商业闭环,通过乘数效应放大了平台的交易规模以及活跃度.在提升效率的同时,电商金融同样存在着一些风险,主要包括技术和监管两个方面.     

我国上市公司债务治理效应——基于金融生态环境的实证分析

我国上市公司债务治理效应不显著,其影响因素有多方面。文章结合金融生态环境对我国上市公司债务治理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金融生态环境的好坏影响公司债务治理效应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