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升激励、官员异质性与公共投资竞争策略

本文基于公共品可视性视角,考察了“官员晋升锦标赛”下晋升激励引发的地方政府公共投资的异质性竞争关系及其行为逻辑,使用空间非对称反应模型验证了地方政府对可视型和非可视型公共投资的差异化供给策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之间对可视型公共投资存在“逐顶竞争”,对非可视型公共投资存在“逐底竞争”;地方政府对不同可视型公共投资的差异化竞争及其策略差异源于“可视性偏差”衍生的有偏晋升激励,年龄构成官员晋升激励的关键因素。稳健性检验结果佐证了以上发现的可靠性。进一步分析发现,市委书记的差异化公共投资供给与竞争策略通过创造“可视型政绩”提高了晋升概率,但此结论对于市长不完全成立,这部分佐证了“一把手”效应的存在;改革干部政绩考核体系弱化了地方官员的公共投资结构扭曲,这折射出官员投资偏好随公共品“可视性”变化而变化的趋利逻辑。本文的启示是,中央政府可优化地方政府治理机制,完善公共基础设施的供应结构,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行为异化

作为财政体制改革的后果,财政分权导致政府间财政竞争,并改变了财政均等状况。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尤其是官员委任制以及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考核体系,使得政府间财政竞争更易导致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呈现结构性扭曲。因此,制订合理的政绩考核标准,并相应调整财政体制是规范地方政府行为的当务之急。     

多维政绩考核、冲突任务与“为官不为”——一个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

针对地方政府官员在施政过程中不作为的现象,基于官员治理制度变革的视角,利用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分析了地方政府官员在多维政绩考核背景下“为官不为”的激励机制.研究发现: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对地方政府官员实施多维度政绩考核,地方政府官员由过去只追求GDP到要负责完成中央政府分配的多项任务.当前,地方政府官员既要完成实施供给侧改革的经济任务,也要完成提供地方公共产品的民生任务和保证地方社会安定的政治任务,而这些任务目标是相互冲突的.在多元化政绩考核体制下,地方政府官员为了规避政治晋升风险,在改革中会表现为不作为.解决地方政府官员不作为的政策措施不能仅集中在强化政绩考核上,而应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理顺中央和地方权责关系,在权责对等的体制下,任务的冲突程度下降,政绩考核将更公平也更准确,有利于对地方政府官员的监督与激励.     

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兼论我国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长期存在的原因

过去大量的研究强调行政性分权和财政包干下地方官员的财政激励对区域经济发展及其互动的影响。本文建立了一个地方官员政治晋升博弈的简单模型 ,旨在强调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对地区间经济竞争和合作的影响。由于政治晋升博弈的基本特征是一个官员的晋升直接降低另一个官员的晋升机会 ,即一人所得为另一人所失 ,这使得同时处于政治和经济双重竞争的地方官员之间的合作空间非常狭小 ,而竞争空间非常巨大。该模型理解我国区域经济竞争与合作问题提供了一个系统的视角和框架 ,它尤其有助于解释我国长期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大而全”的地区发展战略和地区间形形色色的产业“大战”和恶性竞争。     

财政分权与地方财政农业支出的动态效应分析

笔者基于我国省际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从总量和结构两方面考察了财政分权对地方财政农业支出的影响.研究表明,财政分权并未有效促进我国地方政府预算内财政农业支出的增长.在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考核体系中,财政分权对经济性支出的正向影响最为显著,对社会性支出也有正向影响,但对转移性支出影响不明显.     

晋升激励与房价非线性波动

文章采用2003—2019年中国287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基于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视角,探讨了地方官员晋升激励与房价的关系。研究表明,在强调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的背景下,地方官员晋升激励与房价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地方官员在任期内会通过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影响房价;地方官员晋升激励对东部和大中城市地区的房价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对中部、西部和非大中城市地区的房价影响不显著。2013年取消GDP政绩考核目标后,有效缓解了地方官员晋升激励对房价的扭曲。本文的研究启示在于：应明晰中央与地方的事权与财权财力配置,优化地方官员考核机制,在绩效考核中取消GDP指标并引入民生、环保和居民满意度等指标;完善融资平台与士地融资制度,合理配置土地资源,科学合理制定土地价格,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地方政府环境支出行为的空间策略互动研究*——传导机制与再检验

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维度检验了地方政府环境支出行为的空间策略互动的传导机制。结果表明，环境支出存在明显的空间策略互动与时间滞后效应。其表现为相邻省级地区之间环保财政支出行为的互相模仿和路径依赖。外商直接投资和财政分权并不是导致地区间环境支出“逐底竞争”的直接原因。在构建多维度政绩考核体系来引导政府财政支出竞争的同时，建立地区间环境支出的协调机制和对外开放等途径，有利于实现均衡和绿色发展。     

晋升激励与财政分权条件下的地方政府规模

对于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规模关系有着较为深入的研究,但多不涉及晋升激励问题.然而,由于中国高度集中政治体制的存在,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晋升对于地方政府官员行为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对晋升激励与财政分权条件下地方政府行为模式进行探讨,认为以经济增长为主导的横向比较政绩考核方式在地区间经济差距扩大的情况下会促使一些地方政府将更多精力投入到追求财政收入增长的努力中,从而推动地方政府规模的不适度扩张.     

政绩考核与环境治理——基于地方政府间策略互动的视角

在中国式分权下,政绩考核直接影响环境政策的执行效果.文章基于地方政府间环境治理策略互动的视角,首先结合分权理论、政治锦标赛、行政发包制等,提出了政绩考核影响地方政府间环境治理策略互动的假说.在此基础上,采用2003?2014年中国272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研究发现:合理的政绩考核指标和分权体系可以使环境治理向"良性竞争"的方向发展.具体而言,环境绩效指标直接增强了地方政府间"竞相向上"的策略互动;经济绩效指标则减弱了"竞相向上"的策略互动.进一步地,政绩考核与分权相结合对地方政府间策略互动产生影响:严格的环境绩效指标通过事权和财权弱化了"竞相到底"的策略互动,强化了"竞相向上"的策略互动;而经济绩效指标则通过事权和财权强化了"竞相到底"的策略互动,弱化了"竞相向上"的策略互动.文章据此提出的政策启示是:环境治理须"联防联控",合理设定政绩考核指标,且配之以合理的分权体系.     

财政透明、晋升激励与公共服务满意度——基于中国市级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中国35个典型城市构建面板数据,实证检验财政透明、晋升激励对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透明度越高,公众对社会性公共服务的满意度越低、对经济性公共服务的满意度越高,在信息公开机制与政府会计体系尚不完善的情况下,财政透明不仅未能产生应有的问责约束效应,甚至已成为市级政府粉饰经济绩效、掩饰社会责任的工具。进一步研究发现,GDP导向的官员晋升激励会强化上述"悲观"效应。现阶段,我国应积极推进政府会计改革,完善地方政府财政信息公开机制,推动财政透明对公共服务的影响效应由"悲观"变为"乐观";同时,优化地方官员晋升激励机制,将社会性公共服务纳入官员考核指标体系,以正确引导和激励地方政府践行公共服务责任。     

政绩考核、交流效应与经济发展——兼论地方政府行为短期化

本文从政绩考核与官员异地交流视角重新审视中国的地方政府行为.研究发现,在中国式分权激励机制和以GDP增长为核心的政绩考核体制的背景下,激励机制的扭曲和考核体制的不完善诱发了地方官员行为的短期化倾向,而不规律的官员交流机制使得地方官员表现出更为强烈的“流寇”特征,其短期化偏好进一步被强化.本文通过对中国改革进程中突出的公共服务短缺、资源诅咒陷阱与环境治理不足这三类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印证了前述有关地方政府行为短期化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本文提供了一些可供借鉴的政策建议.     

产业趋同:地方官员行为的经济学分析

已有文献对我国产业结构趋同现象的解释，主要集中于行政性分权和财政包干制对选择产业投资方向的影响上。本文在地方政府官员晋升博弈分析的基础上，引入了心理变量，建立了一个基于古诺-纳什均衡的羊群模型，证明了在地方官员业绩比较的收益结构和风险规避倾向的条件下，如果博弈一方对某一产业投资价值的主观评价发生改变．或是某一产业的投资回报发生相对变化，将不仅引起自身产业投资额的改变，还会导致另一方同样反应和彼此的模仿投资行为，最终导致博弈双方的产业投资结构趋同。因此中国目前存在的地方政府官员的经济业绩竞争制和风险规避倾向，是地区产业结构趋同的根本原因。     

政绩考核与政府官员激励——一个机制设计的观点

我国是实行分权治理的国家,地方政府除了承担中央政府授予的计划生育、教育文化和社会稳定职能外,还被授予极大的经济管理权限。分权在中央与地方之间产生了委托代理关系,由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目标的不一致以及信息不对称,中央政府要设计激励机制来规范地方政府官员的行为。本文从机制设计的角度,一方面考察了当政绩考核为单一的经济增长指标时,中央政府所采取的激励机制的结果;另一方面,分析了当政绩考核由单一的增长指标变为综合性指标,并且其中一些指标不易准确测量时,政府官员行为的激励扭曲。基于此,得出了地方政府官员激励机制设计的一些原则。     

关于绿色经济发展中创新完善绿色政绩考核问题的思考

当前，绿色经济发展中的最大障碍就来自干政府官员的“激励不相容”问题。因此必须加快创新政府自我激励机制，创新完善绿色政绩考核体系。一方面要设计合理的激励机制，使政府与百姓激励相容，切实发挥政府官员发展绿色经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另一方面，必须采用有效的约束措施，提高“非绿色发展”的风险和成本。     

我国经济需要战略性转型

要解决我国经济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必须推进我国经济的战略性转型。1.由政府主导型经济向市场主导型经济转型。(1)转变政府职能,弱化其经济发展职能,强化公共服务职能。要改革官员政绩考核制度,将自上而下的对官员政绩考核转变为自下而上的民众对官员的考核和选拔;由GDP作为主要     

中国地方政府间竞争下的区域市场整合

与传统文献的视角不同,本文从发达地区的角度出发,在地方政府间竞争的框架下分析了区域市场整合的成本与收益。文章认为,地区收入差距是阻碍市场整合的决定性力量,正外部溢出效应是推进市场整合的决定性力量,而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的考核机制则会对这种力量的对比和权衡产生重要的影响。中央政府可以通过采用不同的政绩考核方法或在相同的政绩考核方法下采取不同的措施来提高市场整合的程度进而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     

经济分权、产业政策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中国式的地方经济分权为地方竞争创造了前提条件,这是经济分权破解"中国奇迹"之谜的主要原因。现阶段要利用经济分权来促进我国产业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和经济方式转变,关键是进一步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建立科学的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评价体系,实施科学的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产业政策,科学地贯彻和执行国家产业政策。     

税收竞争、分成激励与政府偏好——兼论均等化转移支付的作用

财政分权为地方政府大力发展经济提供激励的同时，也引发了地区之间的税收竞争。分成激励将如何影响地区间的税收竞争强度?在不同政府偏好下税收竞争将怎样影响地区投资、产出差距和居民福利?均等化转移支付在税收竞争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为了解答上述问题，本文构建一个税收竞争模型并进行多个维度的拓展，结合数值模拟分析表明：(1)地方政府税收分成比例增加会提高税收竞争强度；(2)地区之间的税收竞争、投资和税收政策显著受到地方政府偏好的影响；(3)随着分成激励的加强，税收竞争将导致地区之间的产出差距和居民福利差距逐渐增加；(4)均等化转移支付制度能够缓解地区间税收竞争。因此，上级政府在制定对地方主政官员考核方式时应该考虑地方政府偏好对地区税收政策和财政支出政策的影响，同时要做好地区统筹，为欠发达地区提供相应政策支持并合理利用均等化转移支付政策工具。     

中国式财政分权:一个扩展的分析框架

中国式财政分权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制度安排,是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与国家长治久安的体制保障。中国式财政分权属于"行政性一致同意"型分权模式,是中央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因此,来自顶层的政治与财政激励以及官员自身的私人激励使地方政府具有发展经济的强劲动力,而"用手投票"与"用脚投票"缺失、法治基础薄弱、标尺竞争压力导致地方政府行为变异,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未来的改革应从官员治理、制度设计、人民主权和监督机制四个方面着手,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与国家长治久安保驾护航。     

地方政府官员环保考核压力与上市公司ESG表现

2013年12月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组织部发布《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强调要把“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作为干部考核的重要指标，同时，加大资源消耗、环保等指标的权重。在此背景下，本文以2009—2020年彭博数据库有ESG综合评分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聚焦于地方政府官员环保考核压力对上市公司ESG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该通知发布后，地方政府官员环保考核压力越大，上市公司ESG表现越好，即地方政府官员环保考核压力显著提升了上市公司ESG表现。异质性分析发现，地方政府官员环保考核压力对上市公司ESG表现的提升效应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国有企业、公司高管有政治关联、公司获得政府补助多的情况下更显著。本文的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官员环保考核制度是促进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手段。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提升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