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型政策工具下的绿色创新效果研究——基于政府绿色采购清单的视角

绿色创新具有显著的环境正向外部性特征，能够积极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然而，现实中如何有效解决公司绿色创新动力不足的问题始终是一大挑战，决策制定者面临着刚性的命令型政策和柔性的市场型政策两种手段的权衡与取舍。本文以作为市场型政策典型工具的政府绿色采购为切入点，通过手工收集中国政府采购网站公布的“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清单”和“节能产品政府采购清单”等，从绿色创新角度探究市场型政策工具的实际效果。实证研究发现，当公司进入政府绿色采购清单后，其绿色创新水平有了非常显著的提升。机制分析发现，进入政府绿色采购清单有助于公司缓解融资约束，并且激励公司关注环境问题、加大环保投入。异质性分析发现，当公司当年获得政府采购合同金额越多、获得政府环境补贴越多，以及关于该公司的绿色新闻报道越多、公司所在地政府对环境关注度越高时，市场型政策工具的绿色创新效果越好。拓展性检验发现，进入政府绿色采购清单还具有积极的溢出效应，能够促进同行业以及同城市其他公司的绿色创新。本文的研究结果为理解市场型政策工具的绿色创新效果提供了重要的微观经验证据，为如何激发公司绿色创新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对策建议。     

环境分权、环保投入与企业绿色创新：一个有调节的多重并行中介模型

“双碳”目标下，加快绿色低碳发展将给企业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通过制定合理的环境管理体制、加大环保投入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是当前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议题。基于中国2011—2017年上市公司数据，从环保投入视角，采用有调节的多重并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环境分权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环境分权与企业绿色创新呈倒“U”型关系，适度的环境分权可以有效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水平，过度环境分权体制下的激励扭曲不利于企业绿色创新；绿色低碳转型目标约束促使环境分权与企业绿色创新的倒“U”型关系曲线更加陡峭，适度的环境目标约束正向调节环境分权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过度的环境目标约束促使倒“U”型曲线拐点前移。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政府环保投入、企业环保投入在环境分权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同时，绿色低碳转型目标约束会强化政府环保投入在环境分权与企业绿色创新间的中介作用。因此，应积极推进环境事权和管理权结构性改革，完善环境事务激励与约束机制，从而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提升。     

绿色研发补贴与绿色技术创新 ———迎合视角的异质效应检验

绿色研发补贴是指中央或地方政府鼓励企业从事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等绿色技术创新活动的财政补贴。在“双碳”战略和高质量发展的双重导向下,绿色研发补贴能否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还有待深入研究。文章以企业的迎合行为为视角,基于中国上市公司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绿色研发补贴对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的激励效应。研究发现：①绿色研发补贴能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结论经过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②绿色研发补贴对绿色技术创新激励存在异质效应,表现为对绿色技术创新数量的促进作用优于质量;③企业对绿色研发补贴存在迎合行为,这导致绿色研发补贴产生“强数量、弱质量”的激励异质效应;④绿色研发补贴的激励异质效应受到行业污染程度和环境规制强度的差异影响,表现为相较于重污染行业,绿色研发补贴对非重污染行业的激励效果更优,但迎合行为的存在也会导致“强数量、弱质量”的激励效应;环境规制强的地区绿色研发补贴能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增量提质”,表明强规制能制约企业策略性创新的迎合行为。基于对绿色研发补贴激励效应的分析表明,政府在以绿色研发补贴激励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时,应警惕微观企业的迎合行为,优化政策工具。本研究不仅深化了绿色研发补贴的量化研究,而且识别并检验了迎合行为的扭曲效应,为完善绿色研发补贴标准的制定和发放以及推动企业高质量绿色技术创新提供了微观经验支撑和对策建议。     

绿色建筑发展的制约因素及对策研究

目前绿色建筑在我国已经进入全面推行的阶段,但还存在着较多的制约因素,影响着绿色建筑的全面发展。政府作为绿色建筑发展和推广的主导者,必须要加大绿色建筑的宣传和引导,增大政府的各种投入,深化绿色建筑的研发,建立良好的激励机制,确保绿色建筑能顺利地推广和蓬勃地发展。     

“国家队”持股能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吗——重污染行业的异质性分析

绿色技术创新是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以2015—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考察“国家队”这类特殊国有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并对重污染行业进行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国家队”持股能够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并且该影响在重污染行业更加显著。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缓解内外部信息不对称和获取政府创新补贴是“国家队”持股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传导路径。进一步研究发现，“国家队”持股时间越长，对绿色创新的激励效应越显著。研究结论对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和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绿色经济促进创新发展的机制与路径

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发展绿色经济与推动创新不仅具有相同的历史背景和出发点,也具有相同的现实需求和迫切性。深化创新驱动战略,需要以创新为导向,将绿色经济发展与推动创新统筹考虑,发挥协同效应,形成合力。从理论角度分析绿色经济发展促进创新的作用机制,实践基础上结合国际经验讨论绿色经济发展促进创新的主要路径,提出在重视市场主导地位和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的前提下,政府应推进和激励绿色创新的发展。     

再造激励平台--论绿色激励模式与绿色现代企业

知识经济的迅猛发展，使传统的以“金钱”为主导的“硬”激励逐渐失去“留人、育人”的有效性。通过分析，认为：再造激励平台，挖掘企业人力资本增值的无限潜力，是企业培植和保持核心竞争力的唯一选择。这种激励平台是由绿色激励模式所支撑的，最终目标是把企业建设成为始终保持竞争优势的绿色现代企业。     

政府需求引致创新：来自中国绿色采购政策的实证证据

以市场引导工业企业绿色转型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基于中国绿色采购政策,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方法检验政府需求在引导企业绿色创新中作用的结果表明,政府采购是环保产品市场重要的需求来源,绿色采购政策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工业企业的绿色创新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产品市场竞争增加和绿色研发风险降低是关键作用机制,需求拉动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市场竞争和创新风险敏感的企业样本中。作为需求侧的环境政策,当政府购买力增强、绿色技术需求明确和最终需求距离越短时,绿色采购对绿色创新的引导作用越强。进一步研究表明,虽然绿色采购政策效果显著优于同类环境规制,能够推进产业整体的绿色化转型,但主要激励了环境技术的扩散而不是突破。上述结论揭示了政府绿色采购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激励效果及作用途径,表明政府需求对市场需求的带动作用是绿色采购成为刺激创新有力工具的重要原因。     

政府转型、信用治理与工业绿色发展

基于以2008—2018年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研究采用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识别了地方政府转型与工业绿色发展的因果联系,采用空间联立方程探索了二者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政府转型与工业绿色发展呈现出“U”型关系且在空间上呈现较强的关联;政府转型通过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先抑制、后促进资源配置效率和绿色创新能力,间接地作用于工业绿色发展;强化环保失信惩戒能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和激发绿色创新能力,但会加剧资源错配。强化环保守信激励,能大幅度提升主体的绿色创新意愿,但在其他传导路径中效果不显著。提高环保守信意识,有助于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研究为“放管服”背景下转型期间的各地政府应如何通过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助推工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实质性转型还是策略性回应——绿色并购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绿色并购是促进企业实质性绿色转型还是沦为策略性回应的工具?为了解答这一问题，采用内容分析法手工收集重污染企业2007-2019年的绿色并购数据，运用多时点PSM-DID方法检验绿色并购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内在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绿色并购有效激励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熵平衡匹配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虽然绿色并购会消耗企业资源，但企业可以通过从内部挤出其它技术创新和从外部享受更多绿色创新补助两种途径为绿色技术创新提供资源支持。此外，绿色并购还具有改善媒体评价、提高企业社会责任绩效和提振投资者信心等溢出效应。上述证据表明，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并非是单一维度的，而是可以实现实质性绿色转型和绿色印象管理的“双赢”局面。拓展性分析发现，在政府环境规制力度强和媒体监督较为健全的地区，绿色并购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更显著。上述研究结论丰富了绿色并购与绿色技术创新的理论研究，同时，可为碳中和背景下重污染企业如何通过绿色并购实现实质性绿色转型提供决策参考。     

论可持续发展与绿色物流战略

“可持续发展”是我国政府为中国经济社会长远发展制定的基本国策。发展绿色物流业,全面推行可持续发展战略,是提高我国物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战略之举。以可持续发展与物流系统之间的关系为基础,必须以循环物流、绿色供应链、绿色物流技术、绿色物流政策等绿色物流战略促进可持续发展。     

营造绿色文化建设绿色湖南

随着湖南社会经济的发展,环境问题日益突出,被国家确立为建设“两型社会”的示范省区,提出了“四个湖南”战略构想,其中把“绿色湖南”放在第一位。绿色文化建设是“绿色湖南”应有内涵之一。绿色文化的建设需要政府、企业、公众和民间组织的共同努力,同时要加强绿色教育和绿色宣传。     

选择绿色营销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环保意识日渐增强，对无公害、有利于人身健康的“绿色”产品的需求愈加普遍和强烈。尤其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国际间竞争十分激烈，这对我国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企业要想生存和发展，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就必须顺应时代要求，顺应国际潮流，尽早地加入到国际环保大潮中去，及时地调整营销战略，进行营销创新，搞好绿色营销。绿色营销相对于传统营销而言，发生了质的变化。绿色营销从传统的最大限度的追求消费转为追求可持续消费，营销服务的对象从消费者扩展到“消费者和社会”，并且要…     

山西绿色农产品发展现状及对策

发展绿色农业是山西“建设绿色山西,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加快山西绿色农产品的发展,必须以产业化经营为手段,提升绿色农产品的开发档次;加强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为绿色农业提供科技服务保障;实施绿色营销战略,加快绿色农产品市场化进程。     

绿色信贷政策如何促进企业绿色创新？

基于外部商业信用与内部环境关注的视角，利用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面板数据和双重差分法(DID),考察了2012年颁布的《绿色信贷指引》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指引》实施后，受限制企业的绿色专利申请量显著上升，且外部商业信用增加与内部环境关注提升是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两条重要渠道。进一步研究发现，较之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绿色创新效果提升更明显；较之于数字化程度较低的企业，数字化程度较高的企业绿色创新效果更显著；与供应商集中度较高的企业相比，供应商集中度较低的企业绿色创新的积极性更高。总体而言，绿色信贷政策发挥了较强的“波特效应”,促进了受限制企业绿色创新的“增量提质”,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保障。     

QFII持股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企业如何走好新型工业化绿色创新发展道路已成为重要的现实问题。由于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存在资金供求双方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发展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成为重要选择。本文基于我国A股2010—2020年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研究QFII持股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路径与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QFII持股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存在正向驱动效应,且QFII持股通过增强社会责任感、提高环保投资效率两条路径显著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约束型与激励型环境规制均可在QFII持股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产生正向调节效应。本文为提升我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开拓了新的激励机制,同时为我国QFII制度改革与企业提高创新绩效提供一定的理论和经验依据。     

绿色创新绩效相关研究综述

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人们对绿色发展理念的认识迅速提高，以绿色创新破解资源环境约束问题，实现可持续和高质量的发展至关重要。同时顺应技术进步趋势，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绿色创新绩效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通过梳理绿色创新相关概念，对绿色创新绩效影响因素、指标评价体系与评价方法研究现状进行评述，提出绿色创新绩效的研究应从清晰概念界定，拓展分析影响因素、全面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应用准确方法和逻辑模型评估绩效的提升路径做出研究展望。     

再造激励平台——论绿色激励模式与绿色现代企业

知识经济的迅猛发展,使传统的以“金钱”为主导的“硬”激励逐渐失去“留人、育人”的有效性。通过分析,认为:再造激励平台,挖掘企业人力资本增值的无限潜力,是企业培植和保持核心竞争力的唯一选择。这种激励平台是由绿色激励模式所支撑的,最终目标是把企业建设成为始终保持竞争优势的绿色现代企业。     

绿色商品住宅经济激励机制与运行保障研究

绿色商品住宅作为实现环境保护与节约资源的新型住宅模式,将形成未来住宅产业发展的主流方向。从绿色商品住宅的市场失灵出发进行分析,通过建立对绿色商品住宅开发的财政补贴政策、税收优惠政策、金融政策等激励政策,形成了绿色商品住宅经济激励机制,并提出了该机制运行的组织机构保障、政策法规保障、财政经济保障、知识科技保障、文化意识保障等保障措施,以期为政府大力支持绿色商品住宅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公众参与如何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基于中介效应和空间效应的分析

绿色技术创新是破解资源环境约束的根本之计，公众参与作为一种“软约束”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日益凸显。本文基于公众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独特优势，系统探讨了公众参与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传导机制，并立足于创新对象的不同，利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及空间计量模型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公众参与能够显著地提升绿色工艺创新，而对绿色产品创新的作用并不明显；（2）公众参与依赖于政府环境规制迫使企业污染成本内部化，进而间接影响绿色工艺创新；（3）区域异质性方面，经济较发达地区公众参与对绿色工艺创新的作用更为明显；政府环境规制在公众参与度较高的地区对绿色工艺创新或产品创新的正向促进效果更为明显；（4）空间效应方面，本地公众参与不仅会提升本地绿色工艺创新，同时这种正向效应也会辐射到经济差距较小的周边地区。本文的研究有利于厘清公众参与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明确其作用路径，为“三方共治”治理体系的有效实施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