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与区域经济发展——基于东莞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证研究

文章借鉴Feder非均衡模型的思想,构建了一个反映工业发展对经济发展影响的非均衡计量经济模型。模型分析表明,工业部门比非工业部门边际生产率更高,工业部门对非工业部门存在正的外部性,将更多的资本、人力等资源配置到工业部门有利于提高整个经济的生产率水平,推进产业结构升级,促进经济增长。     

外部资源价格冲击与中国工业部门通胀的内生关联研究

文章基于近年来国际资源市场价格激烈波动的现实背景,选择中国33个工业部门以构建反映部门间内在联系的全局向量自回归模型(GVAR),分析外部资源价格冲击对工业部门价格和产出波动的短期效应,继而通过分解各个工业部门的通货膨胀压力来源,探寻资源价格冲击的主要传导路径.研究表明:(1)国际原油价格冲击对能源、化工和基础原材料部门的价格和产出的短期影响较大,而国际工业原材料价格冲击的影响则集中在冶金和机械等工业部门;(2)外部资源价格冲击的影响存在滞后性,但并未产生第二轮通胀效应;(3)工业部门的通货膨胀压力存在显著的溢出效应,国际原油和工业原材料的价格冲击沿着产业链内在联系构成的固定路径进行传导.在GVAR模型中使用新的工业部门间关联权重后,上述结果基本稳健.文章的研究结论为政府有关部门应对国际资源价格冲击提供了一个细化的行业视角.     

FDI行业间技术溢出与“挤压效应”:基于广东工业行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广东工业行业数据运用曼奎斯特(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对广东内资工业部门和国有内资工业部门的生产率及其分解变量进行测算。在控制R&D情况下,明确区分和分别测定FDI技术溢出的行业内溢出和行业间溢出,并从FDI企业所有制类型和市场导向性两个细分层面进行更深入研究。结果发现:FDI通过前、后向关联对当地企业的生产率有正向作用,但仅限于国内市场导向型FDI,作用对象仅是非国有内资企业,传导途径主要是技术进步;FDI通过水平方向对内资企业产生了"挤压效应",但"挤压效应"主要存在于内资非国有企业。     

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农业基础设施空间溢出效应

基于空间回归偏微分方法的空间杜宾模型,分别采用邻近空间、地理距离空间和经济空间作为权重矩阵,实证分析了中国农业基础设施存量对农业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1在不同的空间权重条件下,中国农业经济增长均存在显著的空间依赖性;2农业基础设施存量对农业产出均存在正向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3农业基础设施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区域差异性,粮食主产区农业基础设施的空间溢出要强于粮食平衡区和粮食主销区,同时粮食主产区内部各区域的农业基础设施空间溢出效应也存在分化。     

中国产业间的技术溢出效应:基于35个工业部门的经验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1997、2002、2007年投入产出表,测算了35个工业部门1997—2008年历年的产业相似度矩阵,并以此为权数构建了衡量产业间技术溢出的指标。通过将产业间技术溢出指标引入到产业部门的生产函数当中,分析了产业间技术溢出对中国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产业部门间的技术溢出对工业各部门劳动生产率有着显著的正面影响,产业间技术溢出的生产率弹性值约为0.348,高出各产业直接R&D投入的影响。固定窗宽的滚动估计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35个工业部门的产业间技术溢出效应呈扩大趋势;而对相似性聚类后的4大类产业的进一步分析表明,同一相似类内部产业之间技术溢出效应比4类之间的技术溢出效应平均说来更加显著一些。     

工业机器人对中国区域经济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

本文利用中国分省份面板数据,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实证考察了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地区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性和工业机器人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研究发现：考察期内,工业机器人显著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并且在东部、中部和东北地区有显著影响,在西部地区影响不显著；进一步考虑比较优势,发现高资本密集度有利于工业机器人发挥经济增长效应。从地区异质性角度看,东部地区遵循比较优势,机器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明显,但中部、西部以及东北地区都存在违背比较优势的情况,抑制了工业机器人的经济效应；最后,进行影响机制检验时,发现工业机器人主要通过资本回报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但人力资本中介效应尚未形成。     

人力资本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作用的空间计量研究

通过构建距离衰减的空间权重矩阵,利用空间Benhabib-Spiegel模型探讨人力资本空间溢出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作用取决于考察省区人力资本水平、邻近省区人力资本水平,以及考虑地理距离的考察省区技术追赶效应;人力资本平均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邻近省区人力资本对考察地区TFP增长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各省区若要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的空间溢出效应,就必须选择均衡适度的人力资本配置结构。     

国际技术外溢对我国工业部门R＆D活动影响的实证研究——国际技术外溢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之二

文章运用我国1998年-2002年各省的有关经济数据，分析了国际技术外溢的溢出效应与竞争效应对我国工业部门R＆D活动的影响。我们发现，国际技术外溢对我国工业部门R＆D活动有正向的溢出效应和负向竞争效应，负向竞争效应比正向溢出效应表现的更为显著。研究还发现，国际技术外溢对不同所有制工业部门的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是不同的：它对我国国有工业部门的R＆D活动有不显著的负向溢出效应和显著的负向竞争效应，对我国三资工业部门的R＆D活动有尽管不显著但表现为正的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因此，国际技术外溢对国有工业企业R＆D活动冲击较大，而以外商独资、三资企业为主的工业企业的R＆D活动相对受益。最后，提出了促进国际技术外溢对我国工业部门R＆D活动技术扩散的政策建议。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作用效果与预期不一致,往往受到要素禀赋约束而导致偏离。该文探讨了生产性服务业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作用机制与约束条件,建立了以人地比例和农村人力资本水平为门槛变量的面板门槛模型,并基于2004-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非线性影响。结论表明:(1)生产性服务业投入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存在以资源禀赋为门槛的非线性效应;(2)随着人地比例扩大和农村人力资本水平提高,生产性服务业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呈现先负后正的"U"型特征;(3)不同地区门槛水平的分布呈异质性特征,各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存在显著差异。     

资源配置能力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

地区经济增长取决于资源配置能力。资源配置能力受区位条件、要素资源存在状况与资源配置方式的约束。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率先发展与持续增长主要源于区位优势所具有的地区资源集聚效应和体制转轨与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地区资源配置效应。     

以产业结构为中介的创新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机理*

本文基于熊彼特创新思想，借鉴Aghion创新模型分析方法，揭示创新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并运用中国1998—2015年间的省际面板数据，采用3SLS法和联立方程模型对创新、产业结构调整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经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创新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中介作用”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是存在的；（2）中部、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对创新的影响强度较大，东部地区所处的创新阶段更加领先，进一步突破前沿技术，容易遭遇瓶颈；（3）理论和实证的政策性意义在于中国长期经济增长需要进一步突出创新的主体地位，加大对产业内部技术创新的投入，促进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高级化作用的有效发挥。     

结构负利：流通业比重与地区经济增长*

作为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流通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演变趋势。本文利用扩展的索罗模型和中国省际地区面板数据探讨流通业比重变化对地区总体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首先,地区总体生产率与流通业比重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其次,地区人均产出增长率与当期流通业比重呈负相关关系,而与上期流通业比重呈正相关关系。流通业比重对地区人均产出增长率的净效应既受到地区总体生产率与流通业比重之间负向关系的影响,也受到地区经济增长收敛性的影响。根据模拟实验,2009-2014年中国流通业比重上升导致人均产出增长率约下降136个百分点。最后,地区流通效率在“流通业比重-总体生产率-经济增长”关系中发挥着明显的调节作用。在流通效率越高的地区,流通业比重上升对地区总体生产率和地区人均产出增长率的负向作用越弱。因此,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提高本地区流通效率来缓解流通业比重上升带来的“结构负利”。     

农民权利配置与收入增长关系研究

农民权利配置在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同时,也存在着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情况。本文力图明晰农民收入增长中权利配置的主要问题及产生原因,找到解决对策。本文首先对农民权利配置与农民收入关系做了理论及描述性分析,进一步实证分析了1994-2011年农民权利配置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长期以来,国家配置为主的配置方式,与国家支农支出、农地流转比例、农用机械总动力有关的权利配置和其对农民收入增长影响系数的匹配不当,收益权配置为主的配置偏好共同导致农民权利配置效率偏低,影响到农民收入增速长期低于GDP增速。本文建议控制直接补贴规模,加大农业科技投入,适度控制农地流转的比例及速度,引导农民开设家庭农场,扶持专业化农业生产,从而提高农民权利配置效率,有效促进农民收入增长。     

去工业化、经济增长与区域协调发展——基于土地资源错配的视角

针对我国近年来的“去工业化”现象，本文通过280座城市的面板数据，以及城市地形和省级审批建设用地占比构造的工具变量，从土地资源错配视角考察了去工业化对经济增长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在当前经济发展阶段工业化对经济增长仍然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过快、过早地去工业化不利于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和实现区域协调发展，而土地资源在地区间和部门间的双重错配是导致我国出现过早去工业化的重要原因。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较高的城镇化水平以及发达的生产性服务业有助于增强工业化对经济增长的推动效应。本文为新时期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推动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以及促进土地资源优化配置提供了经验证据。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1978-2013年15个省份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中国的东中西部地区各随机选取5个省份作为研究样本,利用三大地区1978-2013年的面板数据,在测度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基础上,对比研究不同地区的产业结构变迁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水平均最优;（2）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为稳定,而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稳定性却随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变化。横向比较而言,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合理化对其经济增长的影响大于产业结构高级化,而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其经济增长的总效应大于产业结构合理化。     

部门间生产率差距、劳动力去工业化与结构性减速

基于中国劳动力就业结构出现过快和过早去工业化的迹象，本文从部门间生产率差距的视角，利用多部门一般均衡模型、数值模拟和计量实证分析方法研究发现：（1）理论上，当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慢于工业，部门间生产率差距将扩大，导致劳动力去工业化速率加快；且部门间生产率差距的存在使得劳动力去工业化对经济增长产生结构性减速效应。服务业部门生产率加快提升，部门间生产率差距将会缩小，从而减缓去工业化速率和降低结构性减速压力；工业部门生产率提升尽管会扩大部门间生产率差距从而加快劳动力去工业化，但在长期中起到均匀化经济增长速率的作用。（2）利用2001—2018年中国省级和城市级面板数据的计量实证分析发现，部门间生产率差距的存在导致劳动力去工业化的效应在全时段样本下显著，但劳动力去工业化对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减速效应仅在2009—2018年区间样本下显著，表明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减速与部门间生产率差距及其导致的劳动力去工业化相关。（3）赶超成功与失败国家的经验比较也表明，工业与服务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改善与协调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以及跨越后实现持续赶超的关键。     

如何有效削减政府债务：保增长、调结构与稳金融

本文基于41个国家2001-2011年的动态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估计研究了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和金融稳定对政府债务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均有助于政府债务削减,且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要大于经济增长;与此同时,金融波动不仅对政府债务削减不利,还会通过边际效应削弱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在政府债务削减中的积极作用。上述结论意味着,在实践中,为有效削减政府债务,必须在确保金融稳定的前提下,坚持“保增长”和“调结构”双措并举,特别是充分发挥产业结构调整的积极作用,实现金融稳定和结构优化的经济增长。     

Rol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n Chi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interdependency between Chinese agricultural and industrial sectors. A dual economic model was developed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sectors and factors affecting Chi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study reveals that inputs, such as labor, are important to Chi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 Capital investment contributed to the growth of the Chinese industrial sector. The results also suggest that foreign trade has made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Growth of the Chinese agricultural sector seems to depend on industrial growth, but growth of the industrial sector does not rely on agricultural growth.     

我国通信部门对经济增长的外溢效应——基于面板数据和动态Feder模型

首先梳理了通信部门对经济增长的外溢性影响的特点,然后选取动态Feder模型,运用1995—2008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对我国通信部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整体而言,我国通信部门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表现为通信部门自身促进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以及通信部门通过技术、信息等多渠道产生的较强的外溢效应;从区域层面看,东、中部地区通信部门的外溢效应显著大于西部地区。     

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演变及政策取向

本文基于SSM模型对2003-2012年长江经济带三次产业结构的演变进行研究,并分析其演变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三次产业产值稳步增长,份额有所提高,结构演变过程中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交替主导;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合理,第三产业凭借较强的竞争力成为地区经济的主导产业;长江中上游地区经济增速较快,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竞争力强,形成以第二产业为主导的经济体系;政策导向影响、要素价格变化、区域分工合作以及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演变的主要影响因素。有鉴于此,本文提出一系列产业发展政策建议,以期促进长江经济带经济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