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生产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分解的空间格局演变分析

选用超越对数函数的随机前沿模型,估算1993—2009年江苏省各县市的生产效率,并分解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结果表明:①苏南地区生产效率最高,苏北地区生产效率最低;各地区平均生产效率均出现不同程度下降,苏南下降幅度最小,苏北下降幅度最大;苏南地区生产效率较为均衡,苏中、苏北地区内部差距逐渐增大。②城市化率、GDP中第二产业比重、出口与GDP之比对生产效率具有正面作用,而政府干预程度与生产效率呈负相关关系。③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是逐步增加的,增长主要是由技术进步率贡献的。④通过对TFP增长率和产出增长率联合对比把各县市分为四种类型。全要素生产率从另一个侧面揭示区域经济增长及差异的形成过程。     

新常态背景下中国上市公司效率空间效应分析*

经济新常态下区域市场分割带来的空间结构问题需要重视。本文以A股上市公司2006—2015年空间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了上市公司效率的空间效应。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效率呈“倒U型”的增长特征;上市公司效率空间效应总体表现为“负向溢出效应”;东部地区和国有上市公司效率提升存在市场化、产业结构和利润率“悖论”;上市公司效率的空间效应具有非线性异质性特征;上市公司效率空间效应存在市场化空间耦合问题;国有、东部地区及全国上市公司效率空间效应与产业结构具有“倒U型”的空间耦合特征。     

资源配置、产业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真实经济周期模型的分析*

本文旨在测算、分析中国经济及各产业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和年均增长率、产业结构高度及其合理化程度，再结合其他37个国家的相应数据进行国际比较。本文依据真实经济周期模型推导出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方程并构建了测算产业结构高度及其合理化程度的两个指标。本文发现，由三大产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之间的差异和部门间规模巨大的人力资本转移而形成的“结构效益”，能够合理解释中国经济整体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较高但三大产业部门却处在较低水平甚至负增长这两个看似矛盾的经济事实。本文从数理逻辑和经验研究两个角度验证了“产出增长率效应”和“结构效益”的存在。本文通过国际比较发现，中国经济产业结构高度及其合理化程度大幅落后于多数高收入国家。     

通货膨胀与“中等收入陷阱”： 家庭福利损失的视角

本文以经典的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结合中等收入国家的特点,提出如下理论假设：通胀所造成的家庭福利损失会影响中等收入国家宏观经济的发展,进而推动相关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后通过FGLS、差分GMM,以及系统GMM的方法对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进行回归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基础设施、债务水平、技术创新以及储蓄率这些影响因素之后,通胀对上述国家人均GDP增长率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使是在年均通胀率只有514%的东亚国家组,通胀对人均GDP增长率的平均影响也达到了123个百分点～221个百分点,影响比重达到了27%～48%。所以,我们应该加强对通胀的调控,以确保我国经济能够持续健康地发展。     

城镇家庭收入差异研究——基于2005-2009年安徽省城镇家庭月度住户调查数据的分析

本文以经典的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结合中等收入国家的特点，提出如下理论假设：通胀所造成的家庭福利损失会影响中等收入国家宏观经济的发展，进而推动相关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后通过FGLS、差分GMM，以及系统GMM的方法对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进行回归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基础设施、债务水平、技术创新以及储蓄率这些影响因素之后，通胀对上述国家人均GDP增长率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使是在年均通胀率只有514%的东亚国家组，通胀对人均GDP增长率的平均影响也达到了123个百分点～221个百分点，影响比重达到了27%～48%。所以，我们应该加强对通胀的调控，以确保我国经济能够持续健康地发展。     

省及省以下财政分权与省际经济增长

本文重点检验了省及省以下财政分权对省际人均GDP增长率的影响,发现省级财政分权和省以下财政支出分权对省际人均GDP增长率影响为正,省以下收入分权和财政自给率对人均GDP增长率具有负向影响。根据不同区域地理状况,本文同时将总体样本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检验了财政分权对不同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样本研究也支持了省级财政分权和省以下财政支出分权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影响的观点,省以下财政收入分权与东部地区经济增长正相关,与中部和西部地区负相关,省以下财政自给率对中部地区具有正向影响,对东部和西部地区影响为负。     

服务业集聚的动态溢出效应研究 ——来自中国26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中国2000-2011年26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两步系统GMM方法,实证分析了服务业集聚的动态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服务业集聚显著促进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而滞后一期的服务业集聚与服务业生产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服务业集聚的“拥塞效应”和“集聚效应”会在不同时期达到不同均衡状态。第二,服务业集聚与人均GDP之间交叉相乘项不利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该结果表明,服务业集聚对生产率影响的积极效应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第三,制造业集聚、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均有利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提升。另外,本文分区域研究了东、中、西部城市服务业集聚的动态效应,提出了相应的政策措施。     

中国要素产出弹性估计

要素产出弹性是分析经济增长的绩效、特征与可持续性等问题的重要参数。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要素产出弹性估计结果是:1978-2004年,资本的产出弹性平均为0.56,劳动的产出弹性平均为0.44,并且资本的产出弹性呈不断下降趋势,而劳动产出弹性呈不断上升趋势;东部地区的资本产出弹性高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又高于西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在3.7%~3.9%之间。     

我国东部地区服务业增长特征分析:对鲍莫尔"成本病"的检验

为检验"成本病"假说,文中在全要素生产率测算基础上,对1992-2008年期间我国东部地区及各省市服务业增长特征进行了系统分析,结果显示东部地区服务业已显露出"成本病"问题,具体体现为:相对于第二产业,东部地区服务业生产率增长滞后3%;在两部门实际产出比例不变情形下,服务业就业份额快速增长,表明越来越多的劳动力从进步部门转移到滞后部门,被服务业吸纳;服务产品价格年均增长速度快于商品价格增长速度,其上涨幅度与服务业生产率滞后程度大致相当;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与经济增长速度呈负相关关系,表明服务业比重提升不利于整体经济发展.因此,迫切需要对服务业发展进行改革,以解决"成本病"问题.     

从投资比重上升看经济增长质量

本文利用数理模型分析了在不同投资时滞下,投资比重(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例)与经济增长率、资本产出比、资本折旧率之间的关系。定量分析表明,近年来我国的投资比重持续上升,或者是由于投资时滞增大、或者是由于资本产出比上升所引起,这反映了投资效率和经济增长质量在下降。     

县域经济增长中结构红利的测度及决定 ——基于中国1 820个县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产业结构升级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之一。本文基于中国1 820个县的面板数据，采用Translog生产函数估计要素弹性，进而测度县域经济增长中的结构红利，同时构建空间误差计量模型对结构红利的影响因素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2002-2010年间，结构红利占县域GDP总值的444%，对县域GDP增长的贡献达到了2435%。劳均资本、劳均土地等变量对结构红利有显著影响，本文还发现，在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区，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对结构红利都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中国八大综合经济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测算与因素分解

随着绿色发展理念得到贯彻落实,科学测算与解析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为直接完整测度区域层面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其构成,本文构造聚合环境广义Luenberger-Hicks-Moorsteen生产率指标及分解子项,利用蒙特卡洛模拟检验该指标测算结果的有效性,发现其相对于聚合L指标更具优势。本文根据2003—2019年地级以上城市的投入产出指标数据,测算八大综合经济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动力来源。结果表明,八大经济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实现增长,但增速呈现分化特征。八大综合经济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在技术层面的动力主要源于技术进步与规模效率增长,在要素层面主要源于期望产出效率增长与非期望产出治理效率增长。技术进步和期望产出效率增长是八大经济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差异的主要成因。本文结论对于有针对性地提升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启示意义。     

环境约束下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马姆奎斯特生产率指数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分析

采用非参数马姆奎斯特(Malmquist)指数估算我国2000～2009年29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并分析了人均GDP、人口密度、教育水平、城镇化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在给定资源投入情况下,东部的生产率增加值大于中部、西部,同时污染排放还小于中部、西部;人均GDP与TFP呈倒U型曲线,即环境要素生产率与人均GDP之间存在环境库兹涅茨(EKC)曲线关系;教育水平与环境要素生产率正相关,城镇化率和人口密度与TFP负相关。     

中国地区居民生活水平比较——基于全球夜间灯光数据

当衡量一国或地区居民生活水平时,统计学上一般有收入和消费两种视角。本文利用城乡住户调查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国民经济核算中的居民消费水平,以全球夜间灯光数据为参照,综合收入端与消费端信息,对1997—2016年中国31个地区的真实生活水平进行比较分析。研究证实,灯光亮度与消费水平和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均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可以用来估算真实生活水平。根据不同模型的回归结果得到,真实生活水平的最优无偏估计中消费水平的权重范围为（2795%,3831%）,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的权重范围为（6169%,7205%）。相对于消费水平,人均可支配收入更能准确地反映真实生活水平。本文进一步分析发现,样本期内居民生活水平增速小于人均GDP增速,可见经济的发展并未完全转化为生活水平的提高。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生活水平仍然存在巨大差距,东部地区的平均生活水平分别是中部和西部地区的17倍和21倍。     

信息化提高了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吗*——来自中国1979—2014年分行业面板数据的证据

本文测算了1979—2014年中国分行业ICT资本存量、非ICT资本存量和全要素生产率，研究了信息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本文发现：（1）信息化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当信息化与国民经济中的资本深化相伴时，实体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信息化的贡献越大。（2）市场化程度提高能够进一步释放信息化带来的“创造性破坏”效应，从而显著增强信息化对TFP的积极影响。（3）人均受教育程度越高，信息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越大。本文的结论具有深刻的政策含义：在加大ICT资本投入、促进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需要更加注重诸多互补性条件的配套实施，进一步提升工业化水平，扩大机器设备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加快推进市场化改革，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特别是高端人才的培养是充分发挥信息化积极作用的基础和保障。     

中国区域经济分化与空间动能解析

1949—2019年，中国各省份经济总量不平等程度先下降后上升，在近十年的短周期内也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态势；而人均实际GDP不平等程度则处于水平波动的状态，近年来呈现σ趋同态势，并在2019年出现β趋同的新迹象。创新能力较弱、政府债务率偏高和劳动人口占比偏低是当前落后地区增长动能匮乏的重要原因。研发支出、资本存量和就业规模是区域经济差距形成的主要原因，可以解释1999—2019年省级层面GDP差异的889%和人均GDP差异的591%，其中研发支出与就业规模是地区GDP总量分化的主因，研发支出与资本存量是地区人均GDP分化的主因。空间计量分析发现，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存在，但研发支出、资本存量和就业规模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明显区别，仅周边研发支出对地区经济增长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并且东中西三大经济带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一定差异。     

中国地区农业TFP测算与分解:以南京市为例

以南京市为例,采用Tornqvist指数法计算和分析了1991-2005年中国地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率,并对TFP增长的来源进行分解,估算了对TFP增长有促进作用的各类关键因素的贡献率。根据TFP增长贡献率的大小,对中国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提出了一些对策性建议。主要研究结论如下：支农及农业事业费、农田灌溉率、农业劳动者每日工资与人均非农年收入的比值都对TFP的增长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正的重要影响;而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对TFP有着统计意义上的负的影响。     

前沿技术、吸收能力与中国区域 产业的协同发展*

本文以新增长理论为基础,构建了区域产业与前沿技术差距、区域产业自身发展条件和前沿技术吸收能力的整合空间面板实证分析框架,量化分析了前沿技术、吸收能力和空间外部性引致的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收敛机制。研究结论表明：区域产业与前沿技术的差距对于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收敛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在短期体现为能够显著的促进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长期则表现为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前沿技术的吸收能力能够显著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空间溢出效应则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效应。因此,提升区域产业自身对前沿技术的吸收能力,合理协调区域基础设施、研发创新等空间发展规划,是实现中国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的有效途径,也有助于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宏观目标。     

货币升值的后果--基于中国经济特征事实的理论框架

本文在一个贸易品/非贸易品两部门模型中,讨论了真实汇率外生条件下部门之间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对产业结构与贸易余额的影响。我们发现,在保持名义有效汇率固定与国内物价水平稳定的货币政策组合下,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贸易品部门相对非贸易品部门更快的全要素生产率进步所带来的不仅是经济增长,还会造成(1)工业/服务业产业结构扭曲;(2)贸易顺差扩大;(3)工资水平下降,并阻碍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4)工资下降与利润率上升,收入分配恶化。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在于人民币汇率水平调整与非贸易品部门市场化改革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     

政府消费规模对经济增长的阈值效应

揭示政府消费规模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变化是合理调控政府消费规模和有效配置政府公共资源的重要依据。本文利用1978-2011年的数据,运用阈值协整模型对我国政府消费规模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本文发现,二者存在阈值协整关系,且政府消费规模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始终为负,当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下降至0178 2（1978-1986年）,政府消费规模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较小;当政府消费占GDP比重下降至0178 2（1987年左右）,政府消费规模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发生非线性转移;随着政府消费规模的进一步降低（1996-2011年）,政府消费规模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显著加强。实证结论表明,不断压缩政府消费规模有助于经济效率提升,尤其是将政府消费规模合理控制在临界值0178 2以下,可以更好地发挥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