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业发展提升城市集聚力的门槛效应研究——35个大中城市的经验分析

工业品多样性消费的偏好、公共品享用的便利,以及对服务品多样性与多层次性的需求是居民向城市集聚的三个重要动力,相对于前两个因素,服务业与城市集聚力关系的研究还比较少。基于此,本文建立服务业发展对城市集聚影响机制的空间模型,在研究服务业发展对城市集聚影响机制的同时,使用数值模拟、面板门限回归的方法对研究结果进行了验证。研究表明:服务业发展对城市集聚的影响机制是通过居民对服务品多样性和多层次性的偏好实现的;服务业发展能够提升城市集聚力,但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当服务业相对效率、居民服务品消费比重以及收入水平较高时,服务业发展对城市集聚有显著的正效应;相反,当三者较低时,贸然鼓励服务业发展则会阻碍城市经济的集聚。     

长江经济带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创新效应研究

中国逐步由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型,生产性服务业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助推器",也是科技创新的"孵化器"。基于2001-2017年长江经济带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创新的影响效应。长江经济带城市创新产出水平在时间维度上具有路径依赖特征,在空间上具有知识溢出效应;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本地创新水平的提高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由于地理邻近地区存在空间竞争效应,集聚带来的空间溢出效应对创新产出的收益较低;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的溢出效应不显著,而多样化集聚能显著促进本地创新产出,但这种促进作用仅在大城市和中部地区显著。     

中国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模式选择的经济增长效应*——基于行业、地区与城市规模异质性的空间杜宾模型分析

本文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利用2003-2012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统计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城市生产性服务业模式选择的经济增长效应。结果显示,中国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集聚、多样化集聚与经济增长都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模式选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受到行业结构、地区差异和城市规模的约束：低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中小城市选择专业化集聚模式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而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更适合选择多样化集聚模式。生产性服务业的多样化集聚模式在全国层面和区域层面（东部、中部、西部）都能够推动经济增长,而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对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也能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这得益于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提升市场潜力和人力资本不仅对本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对周边地区经济增长也存在明显的促进作用和空间溢出效应。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是否能促进经济增长——基于中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

以2003—2012年中国285个地级市为样本,利用面板数据门限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不同规模城市经济增长的门限效应。结果表明:协同集聚对城市经济增长存在双重门限效应。当城市规模小于23.004万时,协同集聚对城市经济增长表现出明显抑制作用;当城市规模处于23.004万和199.996万之间时,两个产业间的互补效应逐渐显现,城市经济也从协同集聚中获得好处;当城市规模大于199.996万时,受资源、环境等条件限制,协同集聚对城市经济显示出一定抑制作用。     

高技术制造业与高技术服务业协同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

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空间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探究高技术制造业与高技术服务业协同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结果表明：区域间产业集聚特征差异显著，高协同集聚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低协同集聚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水平、高技术制造业与高技术服务业协同集聚水平均具有显著空间正相关性，二者协同集聚有助于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协同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双重门槛，当高技术制造业集聚度和高技术服务业集聚度均介于第一、二门槛之间时，产业协同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最强。仅少部分省域两产业集聚度介于第一二门槛之间，能够有效发挥协同集聚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中国制造业空间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研究——基于双门限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

文章根据中国2000-2008年20个制造行业的面板数据,建立了以产业空间集聚水平为门限变量的双门限回归模型,以考察产业空间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产业空间集聚主要促进体现型技术进步,对技术效率的影响较弱;产业空间集聚的影响存在门限效应,其影响力随集聚水平的提高而逐步减弱,集聚规模存在最佳边界;产业空间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及技术进步的影响在不同门限区间的行业技术梯度特征较明显,资源性和中低技术行业的集聚水平较低但集聚效应较高。     

产业互动外部性、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创新力--对我国七大城市群的一项实证比较

城市群经济在我国经济版图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正成为创新扩散的主要载体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生产性服务业作为高技术含量的知识密集型产业,其分布与结构的合理性对城市及城市群形成创新竞争力有重要意义。从产业互动外部性与产业集聚外部性角度切入,将城市群作为产业集聚的空间载体,利用2003-2016年我国七大城市群12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动态空间面板模型,考察生产性服务业相对专业化集聚及相对多样化集聚对城市创新力的影响,进而探讨这种影响在城市群之间的差异性。实证结果显示:(1)生产性服务业相对集聚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即某一城市创新力受当地和相邻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相对集聚水平的影响。(2)就全国整体而言,对城市创新力有持续性影响的主要是相对多样化集聚而非相对专业化集聚,通过生产性服务业嵌入制造业价值链形成动态比较优势来实现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3)考虑区域异质性的回归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相对集聚程度对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发展模式的城市群内城市创新产生显著的差异性影响。     

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质量——基于全球82个国家和地区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五个维度构建了国家层面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测算了全球82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并在此基础上实证研究了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研究发现：制造业集聚与服务业集聚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改善一国的经济增长质量,但两者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渠道有所不同。服务业集聚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在不同类型国家之间存在异质性,即服务业集聚程度的增加能够明显改善非OECD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但对OECD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影响不显著。此外,FDI对制造业集聚与一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以及对服务业集聚与一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分别具有正向调节效应和负向调节效应,而人力资本水平对制造业集聚和服务业集聚与一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均具有正向调节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如何制定相关产业政策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人力资本、知识创新与服务业空间集聚——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

选取中国31省份2000—2012年的服务业面板数据,考虑人力资本和知识创新的集聚效应,建立服务业空间集聚的面板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人力资本、知识创新与服务业空间集聚之间的经济关系。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对当地服务业集聚有着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人力资本要素产生地区比较优势,形成人力资源的蓄水池,服务企业越有可能向该地区集聚,形成优势积累和空间集聚发展;知识创新对当地服务业集聚有着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知识创新的增强,导致在本地区集聚的企业间产生知识和技术的传播、交流,激发企业创新活动,形成区域知识创新外溢效应和集聚效应。研究还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对服务业集聚具有积极影响作用,短期内,工业发展水平对服务业集聚具有促进作用,而从长期来看,过高的工业经济比例对服务业集聚具有挤出效应,对外开放水平和政府干预能力对服务业集聚影响并不显著。     

基于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协同集聚效应研究

将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作用划分为集聚效应和与其他产业的协同集聚效应,利用中国252个城市2005-2012年的面板数据,重点探索基于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协同集聚对经济增长和工业利润率提高的作用。结果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效应明显,对于经济增长有正向促进作用;但与其他服务业的协同集聚效应在现阶段经济增长的作用未能显现。针对提升生产性服务业与其他服务业的协同集聚效应,提出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浅谈当代中国的法治精神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基本形成,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也已初步树立。要突破制约中国法治深入发展的瓶颈,弘扬和培育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使中国的法治建设＂形神兼备＂。源自中国传统的和谐价值是当代中国法治精神的核心要素,结合现代法治理念,明确法治精神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各个环节的作用,并探索其生成的可行途径。     

基于利益分析视角的我国农民工权益法律保护问题研究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归根结底为利益关系。从哲学的主客体二元对立出发,利益是独立于主体世界而存在。利益是人的本能追求,是人们奋斗的动力之源。转型社会下各种利益群体逐渐显化、利益矛盾空前尖锐、利益需求的多元化不断显现,因此同样作为社会主体之一的农民工的利益理应也愈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以利益参与、利益发展、利益和谐为逻辑起点,我们透彻分析了农民工的政治、经济、文化利益中的障碍,以动力、基础、主导、发展为基点提出了"四位一体"的利益生成和利益驱动机制、利益表达和利益代表机制、利益分配和利益保障机制、利益协调和利益共享机制的构建与完善。     

《中庸》之“中庸”三维度释义

《中庸》之＂中庸＂持久而深刻,它是以正确性为内在精神,以恰当与适度为标志,以事物整体和谐、实现矛盾协调为目标,是振荡中维持平衡的过程及其＂得中＂这一瞬间之表象。它具有中庸之道（原则）、中庸之德（品德）、中庸之法（方法）三维度之义：既是哲学范畴,也是伦理学说,并代表了一种思想方法;既是事物运行的客观形态,又是儒家的世界观、人生观,还是＂折两用中＂的方法论。     

对西方思想史中人的素质思想的考察

西方思想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以人为中心的历史,它以人为出发点和考察对象,从古至今的思想家们自觉不自觉地涉及到了人的素质这一问题,本文纵向考察了从古希腊开始一直到近现代的西方思想家们对人的素质问题的论述,勾勒出西方人学思想发展的基本脉络,这对于我们今天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如何认识和促进人的素质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和意义。     

企业退休职工生活方式选择研究

企业退休职工是社会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生活方式的构建关系和谐社会建设,关系社会稳定发展。以企业退休职工生活方式建立为目标层,以生理因素、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为准则层,运用层次分析法对影响科学生活方式形成的各种因素进行排序,从而引导企业退休职工形成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     

基于主体视角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研究——对中、日两国的实证比较

国民收入在居民、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分配格局合理与否决定着居民福利水平的提高、企业的持续发展和公共服务的持续发展能否协调共进。中国与日本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与日本相比,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中国住户部门的所得份额明显偏低,而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所得份额明显偏高,中国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存在着明显的向企业和政府倾斜的倾向。这对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升级都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应该采取提高劳动者报酬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减轻居民税收负担、增加政府对居民的转移支出、放松对企业向职工提供补助和福利的管制等措施,提高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我国城市工业地价影响因素及力度的计量分析

地价是经济学中的重要课题,它是都市的语言,是都市的环境与功能的综合值。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分供求二方取人口、经济、区位、政府行为等四大板块中的基本要素对我国工业地价的相关性与影响力度进行探讨。从相关性看：城市设施因素与工业地价相关性较弱;大区位因素与工业地价相关性较强。房产税额、耕地占用税额、本年购置的土地面积等政府行为因素与工业地价相关性较强;余者与工业地价相关性较弱。从影响力度看：工业地价对经济、政府行为、区位因素的弹性系数总体呈现一种矛盾、混乱的特征,佐证了中国工业地价违背客观规律性的现象。剔除其混乱因素,仍可看出大区位因素对工业地价影响的力度要大于经济因素,土地类税额对工业地价影响的力度微乎其微;反映了地方政府在工业化过程中对土地的掠夺性开发利用。     

城郊区农业环境问题的成因与对策研究

由于城郊区特殊的地位和特点,其农业环境问题也有其特殊性和严重性。本文着重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城郊区农业环境问题的成因,包括: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业化学品的过量使用,城郊区养殖业大规模的发展。最后针对相应的农业环境问题提出了解决的对策。     

基于社区发展的农村劳动力教育培训规制问题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教育培训发展显著,整体教育培训水平不断提高。相比之下,我国农村劳动力教育培训仍然发展缓慢,处于边缘化状态。农村劳动力教育培训的边缘化体现在资金投入的边缘化、思想意识的轻视、教育资源的边缘化等方面。这种边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发展权的缺失,而这也导致农民利益被侵蚀。将社区的发展和教育培训结合起来,通过社区对教育培训进行管理是解决农村劳动力教育培训问题的有效路径。     

全球化背景下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研究

2006年10月16日,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发布了<2006年世界投资报告>.该报告指出,来自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开始蓬勃兴起.2005年,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额达到了创纪录的1200亿美元.特别是,中国在吸收外资保持世界第三的同时,自身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中国跨国公司的崛起已经引起全球注目.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因则是获取技术和融入全球供应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