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技术创新与企业竞争力——来自中国A股上市企业的实证证据

数字金融是数字技术与金融行业深度融合的产物，其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对经济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基于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金融与企业竞争力之间的关系以及技术创新在其中发挥的传导效应，以期为揭示数字金融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提供微观证据。研究结果显示：第一，数字金融带来的资源效应和信息效应有助于提升企业竞争力，这种影响能够在较长时期内对企业竞争力发挥助推效应。第二，相较于中西部地区企业和较小规模企业，数字金融所发挥的企业竞争力驱动效应在东部地区企业和较大规模企业中更为显著。第三，数字金融发展能够通过提高企业技术创新的数量与质量两个渠道，助力驱动企业竞争力提升。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下一步应强化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与实体企业技术创新和竞争力提升的协同联动。进一步优化数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持政策，推动金融机构全面开展数字化转型。针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和中小微企业特点实施差异化的数字化转型扶持政策，搭建数字化金融共享平台，更加精准地支持实体企业积极开展技术创新，促进企业竞争力的提升。     

数字普惠金融、创业活力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文章基于2011—2022年的省级面板相关数据,运用熵值法测算了我国各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然后通过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对东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促进作用更强;创业活力在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发挥显著的中介作用;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创业活力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传导作用上更为显著。最后,文章从加强数字普惠基础设施建设、激发创业活力、因地制宜制定发展策略,对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数字金融如何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双循环背景下如何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使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成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本文利用文本分析法构建了数字金融指数,从理论和经验层面考察了数字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可促进经济增长、提升地区创新程度、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加快产业结构升级,但对于地区平衡发展的作用并不明显。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可通过提高信贷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程度促进经济增长,可通过提升技术成果的市场化转化程度和提高非国有经济占比促进地区创新,可通过提升市场环境与中介服务效率实现可持续发展,可通过影响技术进步和消费升级而推动产业升级。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在不同发达程度、不同境外投资占比和不同国际化程度的地区存在异质性影响。拓展性分析表明,政府关注程度的上升对数字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效应及异质性研究北大核心

金融创新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根本准则。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数字技术在金融领域应用形成的新的金融业态,能否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有效支持备受关注。本文基于中国境内31个省份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研究数字普惠金融的实体经济发展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推动技术创新、居民消费显著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分位数回归检验发现,在实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助推作用更强。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传统金融发展程度、城镇化水平较低地区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更强,对实体经济整体、主体和核心部分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金融监管和规范性措施有助于更好发挥其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基础上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效支持。     

数字普惠金融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理论机制与经验证据

企业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数字普惠金融能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本文选取2011―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深入剖析了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作用机理及金融监管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但数字普惠金融不同维度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结构性”差异，其中使用深度促进作用最强，数字化程度次之，覆盖广度最弱。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科技型企业、东部地区企业、传统金融发展水平和市场化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样本中表现更显著。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具有资源效应、治理效应和信息效应，能够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改善公司治理水平和提高企业股价信息含量来共同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拓展性检验表明，金融监管在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在有效的金融监管下，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强。本文研究结论丰富了数字普惠金融经济后果和企业高质量发展驱动因素的研究，对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要素市场扭曲是否加剧企业“脱实向虚”？——基于实体企业金融化视角

我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中较为突出的一个问题是要素市场化改革相对滞后，要素市场扭曲成为阻碍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障碍。本文选取2010-2021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要素市场扭曲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要素市场扭曲程度加深导致企业金融化程度显著升高，该结论在通过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要素市场扭曲通过抑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加剧融资约束两种机制促进实体企业金融化；异质性检验表明，该效应仅在民营企业、没有政治资源的企业、所处地区财政压力大的地区的企业和产品市场竞争激烈的企业中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我国当前推行的要素市场化改革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数字金融与创业高质量发展：来自中国的证据

推动创业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本文将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相结合，在对创业高质量发展进行理论界定的基础上，从支付业务和信贷业务两方面出发，全面分析了数字金融对创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促进了个体创业，也推动了创业的高质量发展，该结论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后依旧稳健。从机制上看，一方面，支付业务的发展通过促进消费数字化，扩大了企业的潜在市场规模；另一方面，信贷业务的发展通过补充和支持传统金融业务，缓解了传统信贷约束，扩大了企业的生产规模。这两方面的业务发展，增加了企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促进了技术进步，最终有助于创业的高质量发展。最后，本文还从政府的支持性政策方面探讨了保障数字金融推动创业高质量发展的外部条件。根据本文的研究，引导数字金融健康有序发展，充分发挥支付业务和信贷业务的作用，是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创业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数字经济时代的普惠金融之路

数字与普惠的有机结合,改变了普惠金融的行业面貌和经营模式,促进金融服务更广泛、更深入、更公平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提高各类群体的金融可得性,不仅能从整体上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助力金融业高质量发展,还可通过增加高质量产品供应、激发内需活力,促进数字金融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金融、银行风险承担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文基于30个省市自治区2011—2020年面板数据,使用熵权TOPSIS法测度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并建立PVAR模型探究了数字金融、银行风险承担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动态互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银行风险承担与经济高质量均具有自我强化的经济惯性。从全国来看,数字金融会强化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银行风险承担,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银行风险承担会抑制数字金融发展,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银行风险承担之间互为负向影响。从区域层面来看,中部地区数字金融确实会较为明显地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银行风险承担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亦有良好互动关系,西部地区数字金融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存在倒“U”型非线性影响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提振数字金融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政策靶向性、完善数字金融顶层监管体系、强化商业银行风控管理等对策建议。     

金融行业对实体行业的尾部风险传导研究——基于实体企业金融化视角

本文基于我国金融资本超额回报率的事实,在市场套利分析框架下实证检验了实 体企业金融化是抑制还是加剧了尾部金融风险溢出。数值模拟结果表明：从杠杆率来看,实体 企业金融化对杠杆率具有“双刃剑”效应,然而,实证结果发现,从长期经济后果来看,实体 企业金融化却显著提高了杠杆率,基于Altman-Z值的风险分析进一步发现企业破产风险显著 上升,从而加剧了尾部金融风险溢出。文章的研究结论有利于全面观察实体企业金融化带来的 的实际效果,也揭示了金融行业对实体行业的风险传导过程中的一个风险源,对于实体经济和 金融领域关于企业金融化效应的研究具有参考价值。     

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以新疆为例

本文基于新疆14个地州市2011-2020年面板数据，通过构建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探索数字普惠金融对新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从整体效益看，数字普惠金融对新疆各地州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从结构效应看，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面、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从区域异质性分析看，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新疆各地州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差异，其效果从大到小依次为南疆地区、东疆地区、北疆地区。     

数字普惠金融视角下金融集聚对实体经济发展影响研究

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是当前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但就金融助力实体经济发展的渠道而言,数字普惠金融所发挥的作用还鲜有学者关注.本文基于2012—2018年29省际的面板数据,引入数字普惠金融这一变量,构建具有调节变量的非线性模型来实证检验金融集聚与实体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显著的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但当前金融集聚效应并未指向实体经济,前者对后者存在显著负向影响;此外,金融集聚与数字普惠金融的交互效应显著为正,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抑制金融集聚对实体经济发展的负面效果.     

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研究——基于新福利经济学的视角

本文基于新福利经济学的视角，通过结合使用SBM方向函数、空间面板回归以及QAP分析等研究方法，探究了2013—2021年我国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发展动力和空间不平衡性，并提出我国社会价值判断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路径。研究结论表明，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利于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促进实体经济繁荣；经济高质量发展、良好的内外部投资环境和稳步增长的金融科技水平是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动力来源，而不当的政府干预和数字使用鸿沟则起了阻碍作用；在地区发展平衡性方面，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收入和政府干预力度的差异是造成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空间不平衡的主要因素，金融开放程度、三级数字鸿沟以及市场与投资环境的地区差异则是次要因素。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理念趋近于乘法型社会福利函数，为进一步释放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红利，应在充分激活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动能的基础上，兼顾地区发展平衡性，优化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路径。     

绿色金融政策与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来自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证据

中国经济正处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关键时期，绿色金融是引导资金向绿色产业集中进而优化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抓手。基于2004—2019年270个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使用非参数方法测算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表征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以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检验该政策对中国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及其机制。研究发现：（1）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来看，该指标整体上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年均增长率为0.97;(2)从政策效应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政策显著提高了中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并不存在异质性；（3）从政策作用机制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政策可以通过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提高等多个路径，促进中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从而提高中国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4）从企业微观行为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地区中的高污染企业会通过进行绿色技术创新、履行污染治理责任等路径提升自身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提升自身高质量发展水平。研究结论完善了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政策的效果评价框架，为优化当前绿色金融...     

放松利率管制、利润率均等化与实体企业“脱实向虚”

本文以我国贷款利率上下限放开为准自然实验,基于产权性质差异构造双重差分模型,实证考察放松利率管制如何影响实体企业金融化。研究发现:放松贷款利率下限管制能够显著抑制非国有企业金融化程度,而放松贷款利率上限管制则无显著作用,支持了“市场套利观”。机制检验发现贷款利率下限管制的放松显著抑制企业债务成本对企业利润的侵蚀作用;拓展性检验还发现对于盈利能力越强、规模越大以及市场竞争压力越小的公司,放松贷款利率下限管制对抑制非国有企业金融化的作用更显著。以上研究结论表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间的利润率差距是我国实体企业金融化的重要诱因,金融市场化改革有助于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改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而助推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     

财政补贴、企业家信心与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北大核心

本文采用2007年-2020年深沪A股实体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从心理学视角探讨了财政补贴对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补贴显著提振了企业家信心、抑制了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企业家信心在财政补贴与过度金融化之间具有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深入三者内在的作用机理发现,财政补贴通过提高主业业绩、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和缓解融资约束来激励企业家信心,企业家信心的提升会促使企业增加实体资产投资和创新投入,对金融资产投资产生“挤出”效应,进而有效抑制了过度金融化。考虑产权性质、创新依赖性以及财政补贴类型的异质性,发现企业家信心在财政补贴与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的中介作用仅在非国有企业、非高技术企业中具有显著性,仅有创新类财政补贴通过激励企业家信心显著抑制了过度金融化。本文对优化宏观经济政策、治理实体经济“脱实向虚”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数字技术影响金融高质量发展的非线性空间效应

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从供给侧、需求侧和政府侧三个方面构建金融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标体系，采用LDA聚类方法将金融政策分类且纳入指标体系，对金融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结合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数字技术指数，利用空间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研究数字技术对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技术能显著促进本地区金融高质量发展，对邻近地区金融高质量发展则具有制约作用。从门槛效应检验结果来看，数字技术对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呈现“倒N型”非线性影响；数字技术对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也受到外部环境因素的约束，在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和对外开放的约束下，数字技术对金融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呈现边际效应递减的特征；在人力资本的约束下，两者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本文丰富了数字技术与金融高质量发展研究领域的相关研究，为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思考与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与城镇居民就业质量研究

城镇居民高质量就业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一种依托数字技术的新型金融模式，可促进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既能助力经济发展，又能促进就业结构的优化。然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能提升城镇居民就业质量以及影响机制如何，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基于2011—2020年我国城镇居民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城镇居民就业质量指标体系，并结合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数据，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镇居民就业质量的影响机制。可以发现：第一，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有效提升城镇居民的就业质量；第二，数字普惠金融的数字化程度、使用深度和覆盖广度三个特征，分别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升人力资本质量和提升社会保障水平三个维度间接提升就业质量；第三，数字普惠金融对就业质量的提升存在区域差异，且对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区域提升作用更加明显。研究结论有助于提升数字普惠金融的政策靶向性，助力城镇居民就业质量的提升。     

金融科技创新如何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金融服务效率的机制分析与空间计量

金融科技创新对于提升金融服务效率,服务实体经济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1—2021年我国31个省份的平衡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研究金融科技创新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影响、间接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创新不仅能直接促进本地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而且具有正向空间溢出,对邻近地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呈现渐进、动态的长期影响。中介效应和异质性检验表明,提升金融服务效率是金融科技创新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机制。在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地区,金融科技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影响、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均明显高于非试点地区。因此,要优化金融科技业态空间布局,提升金融服务效率,深化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以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对碳排放的影响机制与空间溢出研究——基于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数字化是时代特征，数字普惠金融将金融体系与数字科技融合，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动力机制。本文通过采用中国30个省份2011-2019年的面板数据，基于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碳排放量的影响机制和空间效应。通过本文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中国各省的碳排放量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及更换控制变量后结论依然成立；产业结构升级是数字普惠金融抑制碳排放的重要中介机制，通过推动各省产业结构升级来减少碳排放；对中国各省以经济发展区域进行异质性分析发现，东、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碳排放量关系显著，中部地区系数为负但不显著；通过对空间面板模型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碳排放和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作用，其中对碳排放表现为负自相关性、正空间溢出性；对产业结构升级则表现为正自相关性、负空间溢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