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创新要素流动与共同富裕

选取2005—2021年中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基于系统GMM、门槛效应模型对数字普惠金融、创新要素流动与共同富裕的关系进行探讨。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包括经济协调发展、公共服务均等、绿色发展平衡在内的子维度均有正向推动作用。数字普惠金融与创新要素流动融合发展可推动共同富裕发展，且存在创新要素流动的门槛效应。另外，数字普惠金融与创新要素流动二者融合对不同地区精神共同富裕和物质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表现出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依次递减规律。据此，提出激发数字普惠金融新活力、构筑创新要素流动新格局、打造区域协同发展新局面的建议。     

数字创新促进共同富裕的机制与检验

选取2010—2020年中国31个省级面板数据，考察数字创新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创新可显著驱动共同富裕水平提升，且这一作用具有动态递增特征。在资源配置水平较高、融资渠道多元、双创水平较高的地区以及东部地区，数字创新对共同富裕的驱动效应更为明显。数字创新可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产业集聚，间接驱动共同富裕水平提升。未来，应加快数字核心技术攻关，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优化创新要素市场化配置，以着力推进共同富裕。     

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助推共同富裕的机制与效应研究

利用2010—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及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微观数据,在分别构建省级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和涵盖富裕、共享维度的共同富裕指标基础上,分析了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对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解决增长和分配问题显著推进了共同富裕,在考虑内生性与多种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富裕的作用效果在胡焕庸线以东地区、中等共同富裕水平地区更为显著;且上述影响效应主要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与扩大公共服务投入的机制来实现。进一步拓展研究表明,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不仅对临近地区共同富裕水平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还会促进低收入家庭向中等收入家庭流动,进而有利于“扩中提低”的实现。上述结论对新发展阶段我国以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富裕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的共同富裕效果研究——基于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视角

进入新发展阶段,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成为当前的重要任务。本文分析了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并运用多种计量模型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呈现先强化后抑制的变化趋势;数字经济会通过沟通成本降低的城乡融合效应、农业技术进步的乡村振兴效应缩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但会通过产业结构升级的就业替代效应扩大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同时,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市场化水平均对数字经济的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减效应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进一步的门槛检验结果证明,由于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压力不同,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影响。应紧紧把握数字经济发展的时代趋势,利用数字经济新优势,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带来的城乡融合、乡村振兴等效应;加快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培育统一、完善的数据要素市场,提升地区市场化水平,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要素支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根据当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制定针对性政策。     

农业高质量发展赋能共同富裕的实证检验

选取2009—2021年中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借助门槛模型实证探析农业高质量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农业高质量发展显著促进了共同富裕，且该作用具有持续增强的动态规律特征；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共同富裕促进效应存在空间异质性，表现为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影响分别呈现出边际递增非线性、倒“U”型以及正向线性特征；数字普惠金融、公共财政支农偏向对农业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关系的调节作用呈“N”型特征，数字农业生产力对二者的调节效应则呈倒“U”型特征。     

创新要素配置驱动共同富裕实现的实证研究

选取2012—2020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分别测算创新要素配置与共同富裕指数，进而实证分析创新要素配置对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与异质性特征。研究显示：创新要素配置对共同富裕具有明显驱动作用，经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后该结果仍旧成立；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是创新要素配置驱动共同富裕的重要机制。进一步研究发现，创新要素配置对共同富裕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深入到共同富裕细分维度，创新要素配置可显著推进富裕共享性、物质生活富裕、精神生活富裕、生活环境宜居，对富裕差异性的影响尚未显现。据此，提出盘活科技创新要素、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新型城镇化建设体系、推动乡村振兴提质增效的政策建议，以期为推动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新思路。     

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共同富裕的影响 ———基于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中介作用

全民共同富裕关键在于农户共同富裕,而数字乡村建设是实现农户共同富裕的重要渠道。基于2012-2022年我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创新性将数字乡村建设、农民工返乡创业与农户共同富裕纳入同一发展框架,以实证检验三者间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数字乡村建设有助于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和农户共同富裕;数字乡村建设可以通过农民工返乡创业正向影响农户共同富裕,且该结论具有一定稳健性;数字乡村建设的促进效应存在信息化水平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异质性,具体表现为对信息化水平低地区与低农业劳动生产率地区农户共同富裕的促进效应更强。基于研究结论,本文从全面加快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多措并举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因地制宜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方面,提出促进农户共同富裕的关键路向。     

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创新环境的调节作用

文章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背景，基于2011—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DDF模型和ML生产率指数测度各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通过构建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进一步分析了创新环境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提升了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并且创新环境在数字经济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中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从区域层面上，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领先于中西部地区，引领着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本研究有利于探索数字经济的创新价值和绿色价值，有利于发挥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     

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

共同富裕作为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和最强音，蕴含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愿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鲜明特征。选取2011—2021年30个省份面板数据对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作用机制以及区域异质性进行经验分析。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是赋能共同富裕的新动能，且这种助推作用具有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作用机制分析可知，数字经济通过发挥创新效应、协同效应、普惠效应等构筑共建机制、共富机制以及共享机制推动充分发展、平衡发展和共享发展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区域异质性研究发现，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强于中西部地区，以上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和更换核心解释变量等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因此，要依托数字经济发展创造社会成员平等公平参与共建与共富的条件和机会，提升致富能力，进而创造丰盈的社会物质财富和丰裕的精神财富，通过完善收入分配机制促进发展成果普惠共享，进而破解发展不充分不平衡问题助力共同富裕。     

要素流动视角下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的包容性增长效应

文章利用2011—2019年中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首先刻画了各城市数字经济、要素流动以及区域经济差距的时空演变特征，发现数字经济与要素流动的交互影响成为决定区域经济发展潜力的又一重要力量。此后，文章借助于包容性增长框架，采用工具变量法以及“宽带中国”的准自然实验法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要素流动与区域协调发展三者之间的因果关系。结果表明，数字经济通过强化要素的双向自由流动实现了区域的协调发展。但数字经济的这种调节效应主要与资本的迁入以及技术的扩散有关，通过劳动力迁移所发挥的调节效应尚不明显。就数字经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异质性表现来看，数字经济所带来的包容性增长效应在基础设施水平、城市创新水平以及市场化水平偏高的地区表现更为突出。基于此，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以创新能力的提升为驱动，以要素市场化改革为保障，加快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畅通要素流动对于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意义重大。     

金融科技助力实现共同富裕——基于数字普惠金融赋能视角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在构建中国省际金融科技指数与共同富裕指数的基础上，利用中国2013—2020年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系统GMM模型，就金融科技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机制、区域异质性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对共同富裕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且呈现边际效应递减的非线性特征。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在金融科技与共同富裕关系中发挥着中介作用，且数字普惠金融在金融科技对共同富裕的非线性效应中起调节作用。同时金融科技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金融科技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明显强于中西部地区。另外，金融科技对共同富裕存在非线性边际效应递减，且数字普惠金融能够调节该非线性边际效应。基于以上结论，提出应通过促进金融科技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来实现共同富裕。     

中国式现代化赋能共同富裕的实证检验

选取2008—2021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探究中国式现代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表明:就全国层面而言,中国式现代化对共同富裕具有明显正向影响,且该影响作用具有一定滞后效应。就时间层面而言,中国式现代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时间差异性;伴随时间推移,中国式现代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作用持续增强。就地区层面而言,中国式现代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呈现“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的分布格局。据此,提出多维深化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路径、放大中国式现代化溢出效应、缩小地区经济差距的政策建议,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新思路。     

可持续经济福利驱动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

文章选取中国30个省份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中介效应和面板门槛模型对可持续经济福利与共同富裕二者的关系及作用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可持续经济福利均能对共同富裕产生显著驱动作用，且呈现区域异质性。可持续经济福利通过影响收入分配促进共同富裕，收入分配在二者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经济增长能够显著正向调节可持续经济福利对共同富裕的驱动作用。基于此，应完善兜底为要、适度普惠的可持续经济福利体系，形塑规范有序、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探索协同共建、均衡发展的可持续经济福利区域合作模式。     

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的路径研究——基于城乡均衡发展的视角

数字经济作为驱动产业转型、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其在推动共同富裕、统筹城乡协调均衡发展中的作用尚不明确。基于城乡均衡发展视角，选取2011—2020年201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实证探析数字经济影响共同富裕的路径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整体上对城乡均衡发展具有抑制效应，且这一影响存在典型的“俱乐部收敛”现象，表现为在东部地区会抑制城乡均衡发展，在中部地区有利于推进城乡均衡发展。同时，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在这一影响路径中存在双重门槛效应，随着经济水平提升，数字经济对城乡均衡发展的影响表现为“先抑制、后促进、再抑制”的趋势。研究结论对中国依托数字经济发展，实现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提供了理论参考。     

数字经济推动了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吗?——基于“宽带中国”试点的证据

数字经济正成为新发展阶段推动中国绿色变革的重要力量,“宽带中国”是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举措。本文利用2006—2019年中国28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基于“宽带中国”政策检验了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进一步剖析政策效果差异,结合空间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了政策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宽带中国”政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正向影响。随着政策强度提升,政策效果表现为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趋势,呈现出阶段性的“虹吸效应”。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较低的地区,政策效果更好,但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超过一定水平后,“虹吸效应”再次出现。从政策的空间溢出效应来看,总体上“溢出效应”大于“虹吸效应”。     

中国的市场化进程推动了城镇化发展吗——来自空间杜宾模型的经验证据

基于1997—2009年中国30个省域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对中国市场化进程作用城镇化的机理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城镇化率存在空间集聚和溢出效应,不同的市场化进程表征对城镇化率的影响存在差异: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相比非国有经济发展、产品市场发育程度对城镇化发展的贡献率更大;同时,产品市场发育程度和要素市场发育程度对相邻省域的城镇化率具有正向的溢出效应;政府与市场关系对城镇化率的影响不显著,但对相邻省域的城镇化率具有负向的溢出效应。     

“双碳”目标下创新要素配置优化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立足“双碳”目标，选取2010—2020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借助中介效应方法及面板门槛模型，探析创新要素配置优化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及作用路径。研究发现：创新要素配置优化可显著驱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且这种驱动效应具有空间异质性与时间异质性；在作用路径上，创新要素配置优化可通过低碳产出、低碳政策、绿色消费三条路径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研究发现，创新要素配置优化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基于低碳产出与绿色消费的双重门槛效应。低碳产出与绿色消费可正向调节创新要素配置优化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且调节作用渐次增强。对此，应培育制造业智能化发展新业态、形塑制造业低碳绿色发展新路径、构筑制造业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以助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 ——基于产业结构升级的视角

将数字经济具象化，构建七部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通过冲击模拟研究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经济效应，并以209个地级市数据为样本，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升级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结果显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并从“共同度”“富裕度”两个维度推动共同富裕进程；产业结构升级是数字经济推动共同富裕的中介变量，数字经济发展越快的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对共同富裕的边际影响越强；从数字经济的二级指标看，数字技术、数字金融、互联网经济平台均有助于提升“富裕度”，但数字技术对“共同度”的影响不显著。对此，建议大力引导数字经济赋能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更重视解决数字技术的负外部性问题，让数字经济红利更好为全体人民共享，从而加快实现共同富裕目标。     

新型数字基础设施能够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吗——来自中国272个地级市的经验证据

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推广应用能够有效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为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提供重要支撑。基于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技术创新效应、资源配置效应和消费升级效应,剖析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逻辑机理,并利用2007—2018年中国272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新型数字基础设施能够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新型数字基础设施通过促进技术创新,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资源配置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不稳健,消费升级表现为遮掩效应;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具有城市异质性,在沿海城市和大中规模城市中,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加显著,市场化程度越高,其促进作用越显著。研究结论对更好地发挥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具有重要政策启示。     

技术创新如何提升我国共同富裕水平

技术创新是影响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是推动我国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动力,深入探讨驱动经济增长的技术创新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2010—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连续六期的面板数据探究技术创新影响共同富裕水平的具体路径。研究发现,技术创新持续提升人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生态文明发展水平的同时,显著降低了社会成员之间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生态文明发展的离散性,推动我国社会向共同富裕目标不断趋近。中国特有的经济增长模式强化了政府对创新的引领作用,放大了技术创新对中等收入群体扩张的正向效应,技术创新通过提升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进而提升了我国的共同富裕水平。公共创新和私营创新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公共创新通过创新系统设计和基础研究创新对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增长产生更强的正向促进效应。本文探寻技术创新提升共同富裕水平的作用机制,为共同富裕目标的尽早实现提供了有益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