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促进代际收入流动吗？

数字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推动共同富裕的新契机。本文采用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三轮调查数据，以及2012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相关数据，运用门槛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代际收入流动影响的门槛效应，并运用OLS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在未达到门槛值时，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不利于代际收入流动；在超过门槛值后，数字普惠金融对代际收入流动具有促进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初期阶段数字普惠金融受限于数字鸿沟，增大了代际收入关联性，不利于代际收入流动。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低收入家庭、农业家庭、低受教育水平家庭和西部地区的代际收入流动产生不利影响。本文的研究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决策参考，为促进代际收入流动和推动共同富裕提供了微观证据。     

共同富裕特征视域下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及门槛效应

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目标，也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特征表现。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这对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实现城乡和区域资源优势互补具有重要意义。数字普惠金融的迅猛发展正好为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缩小城乡差距，破解城乡融合发展难题开辟了新路径、注入新动能。本文从数字普惠金融角度入手，从理论机制和实证检验两个层面分析数字普惠金融能否以及如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面板回归和门槛检验的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路径，对城乡融合发展程度提高具有较强影响；当以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作为门槛变量时，从全国层面来看，随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由弱变强，其对城乡融合发展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门槛特征，且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呈现出较强的空间异质性。     

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吗?——基于门槛效应模型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2011—2020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指数评价体系，使用熵权法进行测度，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是否存在促进作用，运用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和传统金融发展水平，对于城乡融合发展的非线性作用。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显著门槛效应，且正向影响随门槛值的提高逐渐增加；传统金融发展水平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融合发展间存在显著门槛效应，随着传统金融不断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发展的推动作用呈现出“倒U型”关系。     

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基于系统GMM与门槛效应的检验

基于2011—2019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和门槛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以及消费升级和研发投入强度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消费升级、研发投入强度分别在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中表现出单一门槛效应和双重门槛效应。进一步的地区异质性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仅对中西部地区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起到提升作用,消费升级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分别表现出双重门槛效应与单一门槛效应,研发投入强度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均表现出单一门槛效应。研究结果有助于丰富数字普惠金融应用于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研究,为高技术制造业利用数字普惠金融提升创新韧性提供实践启示。     

金融科技助力实现共同富裕——基于数字普惠金融赋能视角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在构建中国省际金融科技指数与共同富裕指数的基础上，利用中国2013—2020年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系统GMM模型，就金融科技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机制、区域异质性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对共同富裕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且呈现边际效应递减的非线性特征。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在金融科技与共同富裕关系中发挥着中介作用，且数字普惠金融在金融科技对共同富裕的非线性效应中起调节作用。同时金融科技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金融科技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明显强于中西部地区。另外，金融科技对共同富裕存在非线性边际效应递减，且数字普惠金融能够调节该非线性边际效应。基于以上结论，提出应通过促进金融科技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来实现共同富裕。     

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创新与经济增长——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考察

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创新已经成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利用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及其内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不仅能够通过激励数字创新促进地区经济增长，而且其使用深度对经济增长、数字创新的促进作用均是最大的，覆盖广度、数字化程度的影响较小；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数字创新的作用程度存在区域性差异，数字普惠金融对中部和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较强，对数字创新促进作用在东北地区较强；而数字创新在中部地区的中介作用较大，在西部地区则较小。因此，应当持续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多方推动数字创新战略实施，形成区域协调联动发展格局，促进经济不断增长。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区域创新能力——基于282个城市数据的非线性影响研究

文章借助2011-2018年中国282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模型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促进了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有助于提高区域创新能力;进一步考察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与区域创新能力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创新能力的驱动作用具有一定的门槛效应,存在瓶颈.比较研究发现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区域创新能力的提高,促进程度不同.研究结论丰富了数字普惠金融与区域创新能力的相关研究,可为加强区域现代化建设、实现创新驱动提供参考.     

农业高质量发展赋能共同富裕的实证检验

选取2009—2021年中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借助门槛模型实证探析农业高质量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农业高质量发展显著促进了共同富裕，且该作用具有持续增强的动态规律特征；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共同富裕促进效应存在空间异质性，表现为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影响分别呈现出边际递增非线性、倒“U”型以及正向线性特征；数字普惠金融、公共财政支农偏向对农业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关系的调节作用呈“N”型特征，数字农业生产力对二者的调节效应则呈倒“U”型特征。     

有形与无形之手能否协同激发城市创新活力——基于中国275个城市数据的分析北大核心

基于2012-2020年我国275个城市面板数据,分析财政科技支出、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创新的影响机制,并检验空间效应的有效性。研究发现:①财政科技支出、数字普惠金融均可提升本地创新水平;②财政科技支出、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创新均产生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但二者存在一定的抵消,财政科技支出在推动本地创新的同时也能够带动其它关联地区的创新发展,数字金融的普惠性发展虽然可激励本地创新,但对其它关联城市的创新发展有一定抑制性;③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弱化了财政科技资金的创新效应,即财政科技支出和数字普惠金融二者对城市创新的驱动作用存在替代效应,且替代效应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基于此,有针对性地提出政策建议,为激发城市创新活力提供有益参考。     

数字普惠金融、劳动力流动与产业结构优化——基于新经济地理视角的实证分析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为我国产业结构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数字普惠金融能降低多种经济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劳动力的流动，加速生产要素在行业间的分配影响着产业结构的演变，进而影响着经济增长。基于此，以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为基础，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劳动力流动与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机理，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是否会影响产业结构优化，以及是否存在中介效应及空间溢出效应。实证研究发现：(1)信息服务成本高于冰山交易成本时，就形成了相对完善的地区分工，当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产品消费占比充足时，数字普惠金融部门逐步向外围地区部分分散，形成新的产业结构；(2)劳动力流动是数字普惠金融发挥作用的有效中介渠道。数字普惠金融不仅对产业结构优化产生直接影响，还通过劳动力流动产生间接影响，从而提高产业结构优化效率；(3)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影响区域产业结构优化，能够对本地产生促进作用，但短期内对周边地区作用不甚显著。研究结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促进信息化和工业化的融合，为转型和升级制造业提供了新的见解。     

数字普惠金融、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创新

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已成为社会各界重点关注的议题。本文将数字普惠金融、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创新置于同一框架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与知识产权保护均有利于促进企业创新；知识产权保护对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融资约束与财务风险来促进企业创新；数字普惠金融的创新激励作用有利于提高企业的产品与资本市场表现、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异质性检验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对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创新的调节作用具有“规模效应”“融资依赖效应”和“阶段效应”。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企业创新的相关文献，还为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优化知识产权环境提供了有益启示。     

数字普惠金融能提升居民消费水平吗?

本文运用2013—202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普通面板回归模型、门槛回归模型和空间滞后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从全国范围看,数字普惠金融能有效提升居民消费水平.从各区域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西部受影响程度最大,中部次之,东部最小.这种影响还具有显著的双门槛效应,在门槛临界值前后表现出明显的非线性.进一步从空间角度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水平的空间正向溢出效应皆显著.本文为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推动居民消费水平稳定增长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借鉴.     

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与传导效应研究

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水平高低直接决定了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状况。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与金融的融合创新产品，能够有效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传导中呈现非线性关系，能有效提高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收敛速度，显著缩小区域内各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差距。在政策制定上，需要提高数字普惠金融在各省份之间的渗透性与融通性，加强省份之间数字普惠金融资本、信息、人才等流动互通，同时完善多元政策监管体制，防止数字普惠金融过度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影响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作为经济数字化和绿色化发展的重要助推器，探索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影响对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域面板数据，运用多种计量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影响与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协同绿色金融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结论在借助工具变量法克服内生性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通过协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绿色技术创新进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异质性分析揭示，在市场中介组织发育水平、创新创业能力与环境规制强度较高的地区协同效应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影响在空间效应下依旧成立。因此，建立区域金融发展协同机制，注重发挥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的协同作用有助于持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风险承担与涉农企业创新

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数字普惠金融资源成为促进涉农企业创新的重要因素。以2011—2020年沪深两市A股涉农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涉农企业创新的影响，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风险承担与涉农企业创新的关系。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有效促进涉农企业创新，在发展广度、深度以及数字化水平维度上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主要通过提高涉农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促进涉农企业创新水平提升。此外，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以及成长期企业，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涉农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显著，风险承担的中介效应也更显著。由此，围绕如何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以及提高涉农企业创新水平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共同富裕目标下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是共同富裕目标下金融服务的重要任务，是开拓长尾市场促进金融服务平等共享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新动能。数字时代，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快速发展，有效促进了乡村全面振兴助推共同富裕，但也面临着引导金融资源配置、促进乡村产业发展、支持农民创新创业、促进农民消费升级等新任务。发挥好数字普惠金融作用促进乡村全面振兴需要完善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优化服务创新、扩大广度和深度、加强数字监管等。     

数字普惠金融的增收减贫效应——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在减贫工作中发挥显著的积极作用。文章利用2011—201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的农村增收减贫效应。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在考虑内生性情况下结果仍然成立;(2)门槛效应模型显示,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会随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支出比重的提高而减小,随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而增大;(3)地区异质性研究表明,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农村增收效应最大,其次是东部,最小的为西部,但差异并不明显。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对中西部农村地区减贫效应的边际贡献要远高于东部地区。文章从完善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尤其是加快数字乡村建设;推动经济增长、完善财政支出结构、提高城镇化水平;提高贫困群体的金融素养,强化数字普惠金融监管体系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

文章通过匹配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系统探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因其独特的低成本和普惠性优势，能够给贫困弱势群体提供有效的金融服务，显著缓解家庭低水平贫困脆弱性和高水平贫困脆弱性，而且对缓解高水平贫困脆弱性的效果更好，这一结论在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特征，显著减缓城市家庭和东中部地区家庭的贫困脆弱性，但却对农村家庭与西部地区家庭的贫困脆弱性有显著增加效应。通过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通过缓解信贷约束、推动创新创业以及拓宽投资增收渠道，对提升家庭收入水平和降低贫困脆弱性产生积极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能否推进共同富裕？——基于微观家庭数据的经验研究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也是全体人民的共同愿景,如何推进共同富裕是当前我国面临的重大问题。文章基于CHFS微观调查数据构建了共同富裕指数,探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推进共同富裕,其中创业活跃度的提升是数字普惠金融推进共同富裕建设的重要路径;第二,在偿债能力低、金融市场参与度低以及农村地区的家庭中,数字普惠金融的“马太效应”更加明显;第三,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普及数字工具以及提高个体金融素养能够减轻“马太效应”,提升数字普惠金融服务质效,从而推进共同富裕。文章厘清了数字普惠金融在推进共同富裕过程中的作用与路径,为共同富裕建设提供了政策依据。     

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

共同富裕作为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和最强音，蕴含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愿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鲜明特征。选取2011—2021年30个省份面板数据对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作用机制以及区域异质性进行经验分析。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是赋能共同富裕的新动能，且这种助推作用具有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作用机制分析可知，数字经济通过发挥创新效应、协同效应、普惠效应等构筑共建机制、共富机制以及共享机制推动充分发展、平衡发展和共享发展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区域异质性研究发现，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强于中西部地区，以上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和更换核心解释变量等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因此，要依托数字经济发展创造社会成员平等公平参与共建与共富的条件和机会，提升致富能力，进而创造丰盈的社会物质财富和丰裕的精神财富，通过完善收入分配机制促进发展成果普惠共享，进而破解发展不充分不平衡问题助力共同富裕。